“盘盘雁门道，雪洞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

——元好问《雁门道中书所见》

曾是“天下第一关”

金代大诗人元好问所写的这两句诗，生动地描绘出了雁门关地势的险峻：山路盘旋曲折，深涧积雪不化。如此难行的道路，竟使得诗人对在雁门关山路上行走的人、畜产生了深深的同情。雁门关之“险”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雁门”这个名称的来历，与关隘的险峻同样不无关系。《山海经》里就有“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的说法。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大雁每年随寒暑季节交替而南北迁移，雁门山山高林密，大雁难以飞越，而雁门关位于山中缺口，正好成了鸿雁必经之地。久而久之，人们就将此处关隘称作“雁门关”了。

雁门关

这座如此险峻的关隘，位于山西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北岳”恒山主峰——雁门山中。与许多其他长城上的关隘一样，现在的雁门关也是修建于明代（洪武七年，1374），关门两侧镶嵌砖镌楷书楹联：“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

“九塞尊崇第一关”这句话，当然不是信口开河。古书《舆图志》里就说，“天下九塞，雁门为首。”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本有“九塞”最为险要，而“雁门关”的险要又排在“九塞”之首。因此，“天下第一关”这个称号本来应当属于雁门关的。只不过明朝建都北京，近在咫尺的山海关因此成了关系京畿安危的重中之重，地位扶摇直上。这才使得后人提及“天下第一关”，首先想到的是“山海关”，而非“雁门关”。

“雁门关”既能名列“九塞”之中，自然在“险”之外，也有“要”的一面。雁门关所处的晋北地区，地近历史上的农耕-游牧分界线。秋高马肥之际，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往往乘机驱师南下。从地理上看，雁门关一带处于从恒山山脉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地带。高大的山体有力地阻止了游牧骑兵的肆意南下，要想突破这一防御体系，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其山脉中比较低平的谷口、隘口通过南下。这就决定了雁门关势必成为敌对双方必争的咽喉要地。

雁门关的地理位置

战国末年的赵国名将李牧，便是在雁门名扬四海。当时的匈奴时常内犯，李牧利用雁门的险要地势，设下埋伏。待匈奴骑兵赶到，李牧以战车阵从正面迎战，限制、阻碍和迟滞敌骑行动，步兵集团居中阻击，弓弩兵轮番远程射杀，而将骑兵及精锐步兵控制于军阵侧后。当匈奴军冲击受挫时，李牧乘势将作为预备队的机动精锐部队由两翼加入战斗，发动钳形攻势，一举歼灭敌骑十余万人，迫使匈奴人远遁北方，十余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李牧大破匈奴

假若再深层次地看，雁门关以北的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经常被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占领。在这样的情况下，雁门山险要的屏障作用便显得愈加重要——敌军若再透过此地险要，雁南地区的汾河谷地的低平地势，将更加有利于骑兵的进攻。驰骋在开阔的平原地带的北族骑兵，将会轻而易举地威胁到太原的安全。甚至进一步沿着山西高原中部雁行式排列的盆地长廊，深入中原文化区的腹地。正因如此，雁门关才被称为“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

五代时期的情形就是这样。石敬瑭背叛后唐，向契丹乞援，甚至恬不知耻地认年岁比自己小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亲。耶律德光亲自带兵南下，打破后唐对太原的包围。既便如此，他还是心有余悸地承认，后唐要是在雁门关“伏兵险要”，自己肯定是来不了的。恰恰是因为后唐疏忽了雁门关方向的守备，令契丹铁骑长驱深入，才让耶律德光侥幸得手，在“儿皇帝”石敬瑭面前吹嘘什么“这下肯定成功了（知大事必济也）”。同样道理，明人也提出，“雁门不守，山西地方皆不可得而守矣”。可见古代不同立场的兵家对于“得雁门而得天下，失雁门而失中原”这一点却有着近乎一致的认识。

三晋烽火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雁门关可说是兵事不断。虽朝代更替，但战略地位并不变更。北宋年间，由于石敬瑭为一己之私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恶果，大同盆地沦为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南侵的一个策源地，山西北部的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们进逼中原的主要方向。北宋未能收复幽云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务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北阻雁门。在北宋对契丹的战争中，名将杨业“无敌”的英名就是与雁门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辽景宗亲率契丹十万铁骑突入雁门，当时担任代州刺史的杨业，率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一举击破契丹大军。至于戏文、小说、民间传说之中，“杨家将”在雁门关一带征战的故事同样很多，荟萃成北宋军事文学之大观。

到了明代自成祖（朱棣）之后，迁都北京。雁门关在军事地理上的地位为之一变。《读史方舆纪要》里说，“明既定都于燕，而京师安危常系山西之治乱”。当时北京西北方向的防务，有“内三关”与“外三关”的说法。前者指的是居庸、紫荆、倒马三关，后者就是雁门关及附近的宁武关与偏头关。

以雁门关为首的“三关”之所以被看作包围京城的“外三关”，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是山西的“内险”，是联系或阻断山西中部与北部的一条凭险据守的防御地带。北方游牧骑兵一旦在突破大同防线后攻破雁门三关，北京城就显得岌岌可危了。因此有明一代，雁门关始终处在同鞑靼、瓦剌冲突的前沿。1519 年，由于并州边患（一年内瓦剌军以雁门关入侵达 12 次之多），正德皇帝朱厚照曾沿长城北巡雁门关，驻跸代州。

另一方面，作为军事要塞的雁门关，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连接重镇大同。从南方入境的农民起义军或反叛武装，也可以经雁门三关取道大同、宣化，东击紫荆关、居庸关。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末的李自成义军，从西安起兵，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当时明军已有土崩瓦解之势，李自成军只有在雁门关附近，同属“外三关”的宁武关才遇到了明朝守将周遇吉的顽强阻击。只不过独木难支，宁武关失守之后，就连那赫赫有名的居庸关也无法阻止李自成大军朝向北京的前进步伐了。

现代硝烟

总而言之，以雁门关为主战场的战争类型，主要是攻坚战与防御战。尤其是宋、明两代，守军因山顺势，控制险要，利用内长城或城池堡寨等永备工事，层层设防，坚守作战，并力图通过消耗、疲劳敌军或出击突袭、腹背夹击，歼灭或击退来犯之敌。特别是明代，在雁门关外筑大石墙3道，小石墙25道；与雁门关相连的代县境内雁门关长城长约27. 5公里，共设有敌楼41座；雁门关之内则加固军事重镇代州城的城防工事，从而形成一个呈南北向近似一线排列的纵向防御体系，以期延缓占据优势的北族骑兵的进攻速度，为后续军事行动赢得时间。

耐人寻味的是，现存的雁门关虽然建于数百年之前的明代。雁门关关城和内长城一线许多大型空心敌楼炮位与射击窗的设置，交叉火力点的布置，却明显体现出了由冷兵器向冷、热兵器并用的过渡特征点。这一点，就使得雁门关在进入20世纪之后，在现代火器已经完全取代冷兵器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发挥出较强的防御功能。

雁门关与内长城

论及近代战争中的雁门关，与阎锡山关系颇深。这位“阎老西儿”从北洋军阀时代，就开始经营三晋，以“山西王”自诩。1926年，阎锡山的晋军与直、奉军阀联合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晋军的战斗力一向不强，在大同遭到国民军的迎头痛击，被迫退守雁门关。在这里，晋军凭借险要地形严防死守，苦战击退国民军。待到国民军在与直、奉军阀主力交战中失利西撤后，阎锡山趁机派兵追击直至绥远（今属内蒙古），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晋军也因此改名为“晋绥军”。一年之后，阎锡山改换门庭，投身北伐，掉转枪口对奉军开战。谁知晋绥军仍旧不堪一击，阎锡山又只能以主力退守雁门关，坚守数月令奉军无可奈何，山西仍旧牢牢控制在阎锡山手中。

阎锡山

而在抗日战争中，阎锡山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1937年10月，武器装备占优绝对优势的日军侵占大同后，继续向南进犯，目标指向太原。晋绥军队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凭借山地的有利地形也未能阻挡住日军进攻，节节溃退，内长城防线迅速瓦解。此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立即向八路军总部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1937年10月18日，八路军在雁门关以南之黑石头地区伏击南北对开的日军汽车数十辆，经三小时激战，歼灭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23日，八路军在雁门关附近的王董堡再次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敌死伤百余人，十几辆汽车被击坏。八路军的这两次在雁门关的连续伏击作战，共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

八路军截断日军后方交通线

更重要的是，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线一度被切断，这给南下进攻忻口的日寇后方运输造成了很大困难。由于再抽不出更多兵力增援忻口战场，其后方又遭到八路军的频频袭击，当时的日军已经在被迫进行北撤准备，而此时的中国军队仍具有继续作战的实力，忻口正面战场上的形势正向着有利于中国方面的方向发展。可惜另一路日军于10月26日攻克扼守晋冀交通线的娘子关，导致中国守军突然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忻口会战才告功败垂成。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如今的京原铁路和108国道从雁门关下横穿而过，令天堑变为通途。无论如何，雁门关的古老关城毕竟经受住了经受住了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时代考验，直到今日，仍旧让人对这一“兵家必争之地”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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