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 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宣傳司副司長米鋒介紹：截至19日，全國已經有278支醫療隊，32395名醫務人員從各地馳援湖北，還有更多醫護人員堅守在城市鄉村的抗疫一線。
這些馳援隊伍中，就有湖南的1074名醫護人員。僅在對口支援的黃岡，湖南醫療隊共收治確診病人466人，其中重症患者73人，危重症患者35人，治癒出院155人。
一方面，他們不懈戰鬥，冒著被感染的風險，與時間賽跑，從死神手中搶奪病人。另一方面，作為普通人，他們也承受著難以想象的身心壓力。
焦慮、不安、緊張、恐懼……這些人類在高壓環境中難免的正常情緒，伴隨著高強度的搶救工作，幾乎貫穿他們的每一天。
但是，正如在採訪中，我們無數遍聽到的，“（這些情緒），在搶救病人的危急時刻，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腦子裡只有救人、救人。”
今天，我們把鏡頭和聽筒再拉近一點，聽聽他們內心真實的故事和聲音。
開往黃岡的大巴，沒人說話
朱娟玲，株洲市中心醫院創傷骨科護士長。1月25號，朱娟玲隨隊奔赴湖北黃岡。在黃岡，她擔任湖南省株洲市護理組組長，目前擔任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南一西五區擔任病區護士長。
2019年農曆小年後的第二天，朱娟玲所在的醫院發出號召，招募去武漢的志願者。朱娟玲49歲，有31年護理工齡，她報了名。
“當時不知道這個病毒有多厲害，上前線意味著什麼……”朱娟玲說，“報名更多是一種責任感和職業衝動”。
2020年1月24日，農曆除夕。朱娟玲接到通知確定會去湖北，但是具體去哪個市，她沒有得到消息。
這天晚上，護士歐飛宇值夜班。醫院的報名還在進行中，他跟領導說：“我單身，還有個哥哥。年輕，抵抗力強，我去最合適。”他還有一個理由：在重症監護室和院前急救中心工作過，有經驗。隨後，歐飛宇打電話，把銀行卡密碼告訴了父親。
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午11點，朱娟玲正準備吃飯，她接到了醫院的電話：現在馬上趕到醫院，三點半準時從株洲出發，你要趕快把東西收拾好。
朱娟玲“有些慌亂”，“這麼急？”她說。放下電話，她又在收拾行李上犯了難，帶什麼衣服去？她是個愛美的女性，每次出差總是帶最想穿的衣服出門。這一次，她最終帶了“那些以後可能不會再穿的衣服”。事後證明，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下午3點，株洲多家醫院75名醫護人員在市衛健委集合。市中心醫院重症科護士王嘉銘以為是去武漢，他把微信頭像換成了“武漢加油”。就在前一天，他衝進領導辦公室，主動請纓。
到了衛健委，王嘉銘意識到，“這次任務艱鉅”。朱娟玲的感覺比他更早，在醫院出發的時候她就預感到了，因為“醫院的全部領導都來（送行）了”。
25日下午6點，湖南第一批醫療隊137名成員從長沙高鐵南站出發。高鐵駛向遠方，望著有些空曠的車廂，大家“內心忐忑”。
女醫生梁彥超心情複雜。“一方面，我明白自己非來不可，因為一線需要支援。另一方面，我們都是家裡的一片天，我父親已經78 歲，兩個孩子一個9歲，一個只有1歲多，萬一自己出問題，這個家怎麼辦？”她說。
許多人直到出發以後才得知支援的目的地是黃岡。“我們當時就想，不要在武漢停，因為當時有些恐懼嘛……結果偏偏在武漢停。”朱娟玲笑，“那時候，對於接下來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心態比較脆弱敏感。”
出站，超出他們的意料，“緊張氣氛撲面而來”。下雨，行人寥寥，隔十米遠，就有穿著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推著消毒車消毒。警車一輛接一輛呼嘯而過。
出站口，有一家三代人，外婆、媽媽和兒子，他們看到這支隊伍，停下來向隊伍揚揚手。王嘉銘看到了外婆和媽媽眼裡的淚水。他也哭了。
他們需要坐2個多小時大巴前往黃岡。車上，所有人都沉默地看著窗外，沒人說話。
“不能被不好的情緒打倒”
到達酒店的時間是晚上11點30分。每人分到一個單間，醫院給他們配備了一個行李箱的物資，包括口罩、消毒水、熱水袋、暖寶寶、吹風機、床單被罩，衝鋒衣等等。
這天晚上，朱娟玲感覺很累，12點就入睡了。但之後的幾個晚上她都失眠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是緊張的培訓，練習穿防護服、戴手套、洗手等等，每一個步驟都細緻苛刻，穿脫防護服需要30分鐘以上，洗手需要20多次，有人在訓練的時候就哭了，“大概是因為害怕或者緊張”。
朱娟玲久經沙場，但她也有點緊張。“後來我想，如果我不把心理狀態調整過來，那我的抵抗力就會下降，還沒上戰場就會倒下，怎麼辦？”
朱娟玲詢問同事有沒有人帶安眠藥，有人帶了羅通定，一瓶100片，朱娟玲服用了兩天，睡眠改善。
因為緊張和焦慮失眠的，不止朱娟玲一人。後來又有其他人在群裡問有沒有安眠藥。大部分是女性，也有男性。
剛到達武漢協和醫院的前幾天，中南大學湘雅醫院腫瘤科曾巧苗連續3晚在夢中驚醒。“有時夢到自己戴著重重的防護頭盔，憋悶得窒息；有時夢到進倉後防護服破裂，驚出一身冷汗…… 雖然夢境有些滑稽甚至可笑，但我明白這是潛伏在心底的一種害怕。這種害怕，更多是不捨，不捨和家人的分別。”她說。
王嘉銘也失眠了。他1991年出生，他承認：在這種情況下，緊張情緒不會因為自己是年輕人而緩解。
培訓第二天，酒店給他們安排了理髮師。無論男女，都把頭髮剪短了——梁彥超每天下班後都和家人接視頻，剪短頭髮當天，她的二寶不認識她了，叫她“阿姨”。她“哭笑不得”。
“不過，大家都認為剪頭髮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沒有人抱怨。”王嘉銘說。
然而，定點醫院環境的簡陋，再次出乎他們的意料。
醫療隊成員陳娜記得，她所在的龍王山集中救治點由一家老年公寓臨時改造，連輸液架都沒有，護士們直接在牆上釘釘子掛吊瓶。
“不能被不好的情緒打倒。”很多次，他們對自己說，也對隊友說。為了方便辨認，大家在衣服後背寫上自己的名字，為了鼓勁打氣，又寫上“加油”兩個字。
在龍王山醫院，和醫療隊成員熊佳麗交接班的本地醫生也姓熊。他說自己已經呆在這裡一個多星期了，晚上值夜班就睡在辦公室，僅有的3張沙發凳是搶手貨。
熊醫生接了一個電話，得知他的同事被確診，是一位疫情發生時最先接觸患者的醫生，“接完電話，他們幾個醫生都沉默了。我想，他們有對同事的擔憂，也有對自己的擔心吧。”熊佳麗說。
最新一期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發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報告顯示，截至2月11日，共有3019名醫務人員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包括確診病例、疑似病例、臨床診斷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其中確診病例1716名。
顯而易見的是，醫務人員長時間處在相對封閉、高濃度氣溶膠的環境中，具有感染新冠肺炎高風險。
“我們雖然做好了準備，但說實話，誰都不想真的犧牲，都想平平安安地回來。”王嘉銘說。
一場春雪減輕了大家的不安和痛苦
1月29日，黃岡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投入使用。這裡有1000張床位，全部是確診病例，10%左右是在死亡邊緣線徘徊的危重症患者。湖南醫療隊負責醫療中心的其中三層樓。
工作有嚴格分工。在護士辦公室的工作一般是8個小時，考慮到不能喝水、上廁所，在隔離區的工作時長一般4到6個小時。
防護服的穿脫依然是麻煩事。朱娟玲說，穿防護服要花20分鐘以上時間，熟練後也需要10多分鐘。因為要避免病毒接觸，脫比穿花的時間更長。
進入病區，醫護人員要穿兩條褲子、兩層防護衣、兩個手套和兩個帽子，還要戴兩層口罩和護目鏡。護目鏡會起霧，他們就把肥皂、洗潔精擦在鏡框邊緣，起霧的狀況好點了，但是在工作中，汗水、口水、鏡片上的霧水全部流下來，滴到地上，一灘一灘，像一個個小水窪。
護士要做許多工作，除了日常護理、查房診治，還要打掃衛生、拖地板抹檯面，倒垃圾，鋪床、清理病人的大小便等等，病人一日三餐、開水也都由護士送。這裡的病人沒有家屬陪伴，很多甚至在確診後再沒有和家屬聯繫過，他們需要安慰和關懷，醫生和護士們就和他們聊天，給他們講笑話。
一天的工作結束後，神經依然不能鬆懈。同事們之間互相念叨最多的就是“防護”，“都嫌對方囉嗦，實際上自己也一樣“。
酒店房間外面放置了兩個櫃子，下班回來，最外層衣服放在第1個汙染區的櫃子裡，用酒精噴灑，鞋子、鞋底也要噴大量酒精。毛衣等放在第2個櫃子，脫完毛衣，手消毒，開門後再次洗手消毒，然後不進房門，直奔衛生間，洗澡、洗頭。
“耳朵、嘴巴、眼睛、鼻腔等都要掏洗乾淨，要洗半小時以上。脫下來的衣服泡在56度溫水裡，灑上84消毒液。”朱娟玲說，很多同事的衣服都泡花泡爛了，她帶來的兩條褲子已經泡花白。
每天在高風險感染環境下工作，除了嚴格的防護措施，他們確保自己每天“安全”的方法是，量兩次體溫，多吃水果和其他營養食物，保持免疫力。
“因為檢測浪費資源，CT又不現實，我們沒有其他檢測措施，暫時也沒有出現明顯的感染症狀。有時候胸悶、無力，大部分是因為沒有休息好，病房裡太悶。”王嘉銘說。
隨著對工作和環境的熟練，朱娟玲的焦慮有所緩解。“只要一踏進病房，那些害怕啊緊張啊就消失了，腦子裡只有救人，如果總是恐懼，那工作就沒法開展了，如果你也害怕，那病人是不是更害怕？”她說。
更多人則通過生活和工作中的細節緩解情緒。一場久違的春雪讓大家歡欣鼓舞，大家開玩笑說，“在湖南等了一個冬天沒等到，來這裡就等到了。”“雪落下來，天晴了一切就會好轉。”
醫護人員需要橡膠手套（洗手頻繁、84泡衣服，導致他們的手變腫發爛），也需要老乾媽。醫院就給他們都送來了。吃著老乾媽拌飯，“眼裡泛著淚光，心裡很暖”。
哪怕是一種微小的儀式感，也能讓身處高壓的醫護人員感到滿足。醫院一位姓唐的同事生日，隊員給他做了長壽麵，所有人“都笑得很開心”。
“最危險的時候，腦海裡的小黑人和小白人在打架”
2月10日，也就是10天前，黃岡市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為2.25%。“當時重症患者多、死亡患者多，救治情況不容樂觀。”湖南省支援黃岡市新冠肺炎防治指揮部總聯絡員朱華波介紹，按照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四集中”的原則，降低死亡率，提高治癒率，加上先期抵達黃岡的湖南省第一批、第二批醫療隊中，有重症醫學專業醫生16名，護士40名，已經具備開設重症醫學科的專業人才條件。
2月14日，湖南醫療隊成立了專屬ICU，當天投入使用。
王嘉銘就是重症醫學專業護士的40分之一。13日深夜，他接到同事電話，通知他第二天要去ICU。
他知道，重症監護室，尤其是新冠肺炎的重症監護室意味著什麼，“那裡是前線中的前線，是最最危險的地方”。但他告訴自己，“但我就是重症專業的，我不去誰去？”
當晚，王嘉銘輾轉反側，“幾乎一晚沒睡覺”。
14日早上，他開了一個短會之後，當天便去ICU上班。直到2月20日，他已經在裡面工作了6天時間。
“每一天，都在與時間賽跑，真的，那種拼命搶，拼命從死神手裡搶人的感覺……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沉默兩分鐘，王嘉銘輕輕地說。
2月19日凌晨是王嘉銘的夜班。正常上班時間是4到6個小時，但ICU超過上班時長是常有的事。
進CIU一般嚴格按照國家標準進行三級防護，光鏡面都有四層，其中第三層是一個曲面，比護目鏡起霧更影響視線，但為了安全，必須嚴格執行。
他是他們這一組的小組長，總共5個人，照顧16位危重症病人。凌晨5點，王嘉銘發現17床的患者血氧飽和度下降，他馬上警覺，用B超機做了肺部檢查，發現這位患者有氣胸。氣胸，對於重症新冠肺炎病人來講，是較常見的嚴重併發症，也是死神的鐮刀——尤其在病房現有的條件下，確診有難度，穿著厚厚的隔離服，聽診器完全聽不到，院區沒有胸外科 ……
王嘉銘馬上通知醫生。醫生快速判斷，因為沒有引流設備，醫生臨時用一根內徑較粗的管子做了引流管。30分鐘後，患者氧合提高，“如果不改善，後果不堪設想。”
6點，王嘉銘已經精疲力竭。這時，他發現17床的奶奶情況更加危急，馬上報告醫生。
奶奶有80歲了，體重200斤，她同時存在氣胸、氧合下降、心衰等情況，而且肺部已有粉紅色皰疹，經過高頻輸氧、無創輸氧改善無效之後，醫生最後決定進行有創吸氧，需要建立人工氣道。
然而，就在給奶奶建立中心靜脈支管時，發現她的氣管插管裡有大量痰液……這意味著首先需要給奶奶吸痰。
“這是最最危險的情況，十分棘手。”王嘉銘說，“因為痰液是暴露的，裡面有大量病毒，而病毒是可以通過氣溶膠傳播的，這就增加了感染的風險。”
王嘉銘來不及多想，馬上用電動吸痰器給奶奶吸痰，由於氣管的刺激，奶奶咳嗽和打噴嚏，痰液四處飛濺……
這位奶奶最終成功獲救，而王嘉銘早已全身溼透。
“每一次搶救這樣的病人，我的腦海裡瞬間出現一個小黑人、一個小白人，他們在我腦海裡打架。小黑人說，天哪，太危險了，你會感染！小白人說，不會的，你運氣沒那麼差！當然，最後每次小白人獲勝。”王嘉銘說。
對話：
湖南省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湖南支援黃岡地區醫療隊醫療救治組長李建民
瀟湘晨報：黃岡目前情況如何？
李建民：疫情爆發後，黃岡也成為重點地區，確診人數僅次於武漢、孝感，排名第三。黃岡的患者比較分散，危重型患者比較多，幾乎每天都有患者死亡。截至2月18日24時，確診病例累計2828例，死亡84人。
瀟湘晨報：你和醫療隊開展了哪些工作？接下來會做哪些工作？
李建民：我是湖南支援黃岡地區醫療隊醫療救治組長，主要在湖北省黃岡市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工作。我和醫療隊在抵達熬了幾個通宵，在3天內組建了湖南專屬ICU並開通黃岡-湖南遠程醫療。目前這裡有4個普通病房和1個ICU，在黃岡市下屬四個縣（紅安縣，麻城縣，羅田縣，英山縣）都有湖南省醫療隊，隨時需要我去會診指導。
瀟湘晨報：您什麼時候接到通知需要趕赴黃岡？當時知道是去組建ICU嗎？感受如何？
李建民：2月11日上午11:30左右。不知道是去組建ICU，只知道是去支援湖北。疫情蔓延，做為一名黨員，做為一名呼吸危重症醫學醫師，是祖國和醫院培養了我，這個時候必須衝在前面，學以致用，早就做好了去湖北戰鬥的準備。
瀟湘晨報：來之前最大的擔憂是什麼？來之後最大的擔憂是什麼？
李建民：我負責湖南省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RICU工作，主要收治呼吸衰竭，重症肺炎，ARDS等呼吸危重症疾病，同時是湖南省新冠肺炎省級專家，隨時需要去各地市會診指導,早有心理準備要上前線，但對這個病毒瞭解還不夠，對前線具體情況不清楚，心裡十分忐忑。來之後，有對未知的擔憂，對患者生命的緊張。這個病起病隱匿，發展很快，醫護人員也有感染的，並且有些患者病情瞬息萬變，會突然加重，甚至導致死亡……我有時候想，每天統計的數字背後，都是鮮活的個體，有多少生命可以重來？
瀟湘晨報：您說，組建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湖南省ICU是最好的一個決定，遺憾的是，沒有能夠更早一點過來。為什麼這麼說？當時的黃岡，是什麼樣的背景和形勢需要組建這個ICU？
李建民：前期黃岡患者較多，醫務人員不足，早期滿足不了臨床需要。隨著黃岡疫情的發展，後期重症患者的比例將提高，為了減少死亡率，提高救治成功率，根據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救治原則，決定成立一個擁有25張床位的重症醫學科，由湖南醫療隊全面負責管理，專門集中收治湖北黃岡市新冠肺炎的危重症患者。
瀟湘晨報：您作為救治組組長，從開始到現在，您的心路歷程是什麼樣的？
李建民：有過恐懼和擔憂。但我是一名黨員，更加有信念，有信仰，在關鍵時刻，發出自我的一點點光和熱,激發出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無怨無悔。
我是一名醫生，時間就是生命，醫生永遠在與時間競速。治病救人是醫生的天職，我們沒有很多時間去恐懼、擔憂甚至痛苦。
瀟湘晨報：ICU的感染風險很高，醫護人員如何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開展工作？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故事或者場景？
李建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於高濃度氣溶膠情況下存在經氣溶膠傳播的可能，醫務人員具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高風險，感染幾率與接觸患者時間、吸入病毒量相關，加強防護是預防醫務人員感染的重要措施。
比如一位危重症患者病情惡化，需要氣管插管呼吸機輔助通氣，氣管插管時應按三級防護標準佩戴個人防護裝置，有條件儘量在負壓病房內操作。對於建立人工氣道患者，強烈建議選擇密閉式吸痰器進行吸痰，應判斷患者是否需要進行吸痰操作，避免頻繁吸痰導致患者不適和劇烈嗆咳。
瀟湘晨報：您是一名經驗豐富的醫生。在大別山，需要您出診的一般是哪類患者？
李建民：我會診的幾乎都是新冠肺炎的危重型患者。這類患者病情變化快，迅速惡化，不同救治方案實施的時機把握很重要。
比如，我救治了紅安縣一名超過200斤的危重新冠肺炎患者。患者41歲，患有重度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徵，進行常規氧療，高流量氧療，無創通氣效果都不好。我趕去會診的時候，下著鵝毛大雪，氣溫僅有0℃上下，路面結冰，車胎打滑，十分危險。我到了之後，進行了氣管插管，高呼吸支持條件，但患者氧合仍改善不明顯，很讓人焦慮。最後我們調整方案，採用俯臥位通氣治療，每天需要做12到16小時，因為這個患者超過200斤，進行俯臥位通氣治療時，需要7名護士協助，這在醫護人員緊缺的情況下，消耗是十分大的，但是我們不放棄任何一個患者。經過2天的搶救，患者病情穩定好轉。
瀟湘晨報：在這場疫情中，無論是患者還是醫護，都需要心理上的建設和調整。對此，您有具體建議嗎？
李建民：要切實關心這類人群的身心健康，開展心理健康評估，強化心理援助措施，有針對性地開展干預和心理疏導，減輕心理 壓力等等。
瀟湘晨報：對於接下來的工作，您有預判嗎？
李建民：疫情拐點還無法預測，但是峰值應該在二月中下旬出現。數據分析並結合近日的實際情況進行糾正，再加上現在的氣候等危險因素，以及“早發現，早隔離”政策的強力執行，可以看到的是：現在全國新增病人數量的趨勢是在慢慢減少。通過數學模型分析，南方地區在二月份中旬以後，或者說到二月下旬，患病人數應該達到最高峰。
接下來的工作重點是針對黃岡地區（包括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以及下屬四個縣等）的重型，危重型患者進行規範化及時有效的救治，降低死亡率。
瀟湘晨報記者王歡 實習生於廣強 通訊員周蓉榮 羅國豔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瀟湘晨報】創作，在今日頭條獨家發佈，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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