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在歪脖子樹下吊死的時候,身邊的太監說道:“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魏忠賢當時若還活著,大明朝還能延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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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的一點是宦官必須要依附於皇權才能耀武揚威,而文官可以不一樣。試想當時崇禎帝到處要錢,文官一個個都在哭窮,李自成進城發現國庫只要10萬兩存銀,而李自成抄家卻搜出來7000萬鉅款。更不談明末那些所謂的文官相比宋末有氣節的大臣簡直相形見絀,比如水太涼的錢謙益,洪承疇,防蚊蟲,都是明朝委以重任的文官。說到底明朝最開始稅收制度出了問題,明朝商業發達,商業稅卻很低,明朝中後期,文官參與商業的人太多,通過商業,文官獲利不菲,有了自己利益的文官們已經有點像東漢末年到三國,魏晉南北朝,隋至唐初期形成的世家大族。他們把持廟堂朝政,又掌握財富,已經不關心朝代更迭,只要自己利益不受損就行。文官排斥下西洋無非就是下西洋的貿易逆順差讓國家收入增加了很多。朱元璋時期的洪武大案,朱棣上位的靖難之變讓國家失去了可以統帥一方的大將,使得朱棣五次親征漠北,也導致他不得不建立內閣,放權於文官。土木堡之變又使得武將勳貴損失殆盡,文官失去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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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在歪脖子樹下吊死的時候,身邊的太監說道:“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魏忠賢當時若還活著,大明朝還能延續嗎?(關注葛大小姐,天天曆史故事!)


大明朝在歷史上一共存在了276年,崇禎皇帝朱由檢就是最後一任皇帝。朱由檢是一位很具有悲劇色彩的人,他在位17年,一直在努力地想力挽狂瀾,可是他到頭來只換得了“無力迴天”四個字,可悲可嘆。

朱由檢最終在國破之時,選擇用自殺來維護自己作為帝王的最後一點尊嚴。在崇禎皇帝自殺之時,他身邊的太監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難道魏忠賢要是沒有死的話,大明朝還能延續下去嗎?

朱由檢16歲的時候繼承了哥哥朱由校的皇位,他從朱由校手裡接過來的是一個千瘡百孔、風雨飄搖的大明朝,可以說是一個爛攤子,於是他做了亡國之君。

朱由檢其實已經比他的哥哥和前幾位皇帝勤勉了,但是奈何當時的明朝內憂外患不斷。內有文官集團“東林黨派”把持朝政,還有接連不斷的農民起義;外有滿清的不斷侵略進攻。

在朱由檢即位之前,哥哥朱由校就交代過他,讓他重用魏忠賢,可惜朱由檢並沒有把哥哥的話放在心上。他在登基之初就懲治閹黨,收拾了魏忠賢,把他的黨羽一網打盡,一個不留。

相信大家對魏忠賢都不陌生,魏忠賢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宦官,人稱“九千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手握大權。後世之人都知魏忠賢大奸大惡,其實魏忠賢如此受人詬病,主要是因為他當權的時候,大建生祠,讓百姓對他歌功頌德,在全國颳起了一股歪風邪氣,以致當時的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閹人當道,估計這也是朱由檢要殺他的原因。

朱由校之所以交代朱由檢留著魏忠賢,是因為魏忠賢可以跟當時的“東林黨派”抗衡,從而達到朝堂上的勢力平衡。

東林黨是明朝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文官集團,從成立到滅亡一共經歷近40年時間。東林黨人有自己的政治口號,他們提倡廉潔公正,整頓吏治,廣開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

不過東林黨人是說一套做一套之流,他們一邊諷刺朝政、評論官吏,看起來是為國為民;一邊卻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行貪汙腐敗之實。所以東林黨人從實質上來說,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絲毫沒有為國為民之舉。

所以朱由檢把魏忠賢殺了之後,朝堂之上成了東林黨派一家獨大。傳聞在東林黨派把持朝政的時候,皇帝下的聖旨都送不出皇宮。這個結果只能說是朱由檢自己給自己挖了個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正是因為東林黨派的空談誤國,所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而死。作為一個皇帝,這個死法也是窩囊。

如果朱由檢當年沒有殺魏忠賢,那麼東林黨派也不會那麼囂張,也有人可以制衡他們,這才有“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這句話。不過就算魏忠賢活著可以制衡朝堂,那麼大明朝最多也就是再苟延殘喘幾年罷了。因為明朝氣數已盡,已是無力迴天了。





葛大小姐


這麼說吧,首先回答您一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是一個錯誤結論。

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大明不是滅亡在一兩個人身上,而是輸在了體制、戰略態勢上。明朝自永樂皇帝開始,就是奉行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基本戰略,換句話說,就是把國家的政治中心放在了國境北端,燕山、長城、山海關是軍事分界線也是政治分界線。綜明一代,邊境的各種問題一直很多,與蒙古人鬥了幾百年,在女真人裡挑撥、均衡、利用和爭鬥也是貫穿明代很長時間。明朝的邊患一直沒有能夠有效的平息,時刻處於戰備的邊緣,再加上突發的明中期以來的倭寇,萬曆年間的三大徵等。明朝的大戰略、大格局始終沒有特別穩定的邊境支撐,養了很多的士兵,大修了長城,這都在持續消耗著國力。反觀清朝,基本解決了蒙古問題,有著穩定的大後方,雖然滿漢之爭幾百年,且滿人一直是以少數人統治天下,卻依然有更穩定的戰略態勢,直到太平天國之後方才動搖。因此,明朝的興和衰,必定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邊患和民族問題,大凡邊患比較輕,民族問題不激烈時,明朝就比較興旺,比如說永樂年間、弘治年間、張居正的那十年等,大凡邊患重,民族問題激烈時,明朝就比較衰頹,比如說萬曆後期、崇禎年間、明英宗土木事變前後等。

第二,魏忠賢確實沒有後來歷史說的那麼不堪。因為輿論一直被東林黨人所把持,思想界的話語權在東林黨,因此閹黨們的輿論形象是很糟糕的,沿襲到今天,大都是一些有著殘疾人格、殘疾心理的思想變態猥瑣自私之人,這麼的一個歷史形象。事實上,明代的宦官與漢唐不同,明代的宦官更加純粹、忠心,也更有能力。司禮監和內閣的互相制約,甚至還有點權力分立的味道。魏忠賢貪婪、卑鄙、狠毒,這些特徵都有,但同時也是一個政治高手和權術大師。比如說重用袁崇煥,比如說重視工商稅,比如說善於把握關外的戰略大勢等。特別是袁崇煥在寧遠城炸死努爾哈赤,也是在他手中實現的。他還會搞制衡,袁崇煥在正面戰場,毛文龍作為一支偏師放在皮島,互相配合互相制約。

第三,清流誤國也是目前的一個新興歷史觀點。這與第二點的意思基本相同,也就是說在許多大的政治問題上,清流們只會倡導個人道德觀,只會引用聖人如何說,並沒有真正經世濟國的能力。東林黨的許多失誤都來自於脫離實際的空談,而沒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深入。比如說凡是擁護、支持或者暗中與閹黨有一些聯繫的,就一概反對和批判,不批倒批臭誓不罷休,大大弱化了本來就稀缺的軍事將領隊伍。

綜上可知,魏忠賢確實不像一般意義上的那麼不堪,相反還是一個有相當能力的人,但這不是也不可能是明朝滅亡的關鍵性因素。把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寄託在一個人身上,這本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觀點。我們分析歷史事件,還是要更多地看時代大勢,這是非常重要的。


書中有路


和哪個人在不在沒什麼關係,崇禎皇帝在位17年,殺的兵官尚書不知道有多少,免的相不知道有多少,還有逼死的將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不殺袁崇煥也沒今天,不把洪成酬逼著去送死也沒今天,還要那些逼著去送死的將軍,不上就是不忠被殺,上了被敵人殺,魏忠賢也沒那麼笨上去送死。不是他手下沒人才,是人才都被他殺掉或者送給敵人殺了。


海中巖haha


換句話說,就是魏忠賢不死,大明不亡!可問題是大明朝在魏忠賢的手中,能重現輝煌嗎?政治軍事制度的徹底糜爛,讓明朝這艘大船千瘡百孔

修補已經無濟於事,最多是趁著船沒沉,船長號令所有船工奮力划槳前行;而魏忠賢,則恰巧能夠扮演這樣一個霸道監工的角色,所以魏忠賢如若還能繼續掌權,或許明朝真的可以苟延殘喘一段時間


快刀斬亂麻之後,崇禎後悔了嗎?

這個故事,還有後半段續集,小太監哭著說完懷念魏公公的話以後,崇禎默然無語,隨即下令厚葬早已死去多年的魏忠賢。這件事,真實性幾乎為零,但至少讓我們去反思一下,魏忠賢是否有這麼大的作用呢?

剛剛繼位的崇禎,就幹掉了權傾天下的九千歲,並將閹黨一網打盡,幾乎殺光了所有閹黨的核心人物,甚至冤殺了不少好人。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留下的東林黨就是忠臣嗎?

答案是否定的!根據後來的表現情況,我們也看的出來,東林黨就是一幫嘴炮MAX,除了滿嘴大道理以外,啥都不會啥也不幹

崇禎年間首輔換得非常勤快,看似是為了國家不停的更新核心領導層,但反映出來的問題,卻是無才可用,或者說這些人壓根就不幹活,知名點的溫體仁、周延儒之流,也都紛紛躋身《貳臣傳》,成為明末知名的奸相。這幫滿口仁義道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士大夫,投降時候的諂媚之態,真是令人作嘔不已,而這一切的源頭,就是清算魏忠賢的時候鑄就的,崇禎殺魏忠賢沒毛病,可是把閹黨一掃而空問題就很大,畢竟無論好壞全部幹掉了,剩下的是誰呢?

天災人禍下的大明,崇禎為何續不上這口氣?

明朝並非是直接亡於後金之手,而是亡於民變。接連大旱導致西北地區民怨沸騰,隨之衍生了高迎祥、羅汝才之流,並在中後期養成了李自成、張獻忠這樣的bug級土匪。對此崇禎完全沒辦法,因為沒錢!如果能夠及時賑災,民變還會如火如荼麼?這一點崇禎是很明白的,他也為此付出了很多,甚至削減自己的吃穿用度,可根源問題他壓根兒就沒管,或者說管不了

魏忠賢掌權期間,國庫不說有多充盈,至少賦稅是年年增加,這源於魏忠賢當時的“執政方針”,大力打壓士紳階級的九千歲,並沒有對勞苦大眾層面下黑手,以至於百姓倒是安居樂業,開開心心的在家種田,倒是那些平日裡作威作福的士大夫官商階層叫苦不迭,而且沒人敢抱怨——九千歲權傾朝野,天下都歸他管,誰敢造他的反呢?

隨著三尺白綾,魏公公在權勢盡失的情況下自縊而亡;崇禎揮舞著大刀開始清算閹黨,其實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可是有句老話說的好:“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其實當時被殺的閹黨中,有很多能幹活的,只是迫於壓力暫時依附閹黨;也有一些人明明不是閹黨,反而被當成閹黨治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崇禎選擇了並非閹黨出身的人,來徹查閹黨,邏輯上沒啥問題,可執行過程中問題就來了。首先這些人品質就不咋地,能力就更別說了,畢竟當時魏公公權傾天下的時候,人人依附有的為了升官,有的是為了做事兒的,至於這些不投靠閹黨的,除了那種只會死讀書的頑固士大夫,就是連閹黨都看不上的廢柴。所以說,在清算閹黨的問題上,崇禎犯下巨大的錯誤

人妖九千歲,為何能挽救大明於一時?

殺魏忠賢,沒問題;殺閹黨,也沒問題;但是留下東林黨,就是很大的問題。為何說人妖九千歲魏忠賢能有機會挽救大明,或者說為大明續命,不是說他這個人有多厲害,多光明,而是他當權時期建立下的政治體系,是鐵板一塊,能夠做大事兒的!

九千歲當權期間,可以說是明朝黨爭最弱的時候,因為天下之官皆閹黨,五彪五虎、十狗十孩兒等左膀右臂全部圍繞在魏忠賢的周圍,雖然說老魏曾迫害了無數忠良如楊漣、左光斗等人,但他並非濫殺無辜,仍然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在維持著大明朝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那就是武將在外不再受朝中文臣制衡,明朝是以文制武的朝代,武將在外經常要提心吊膽,打了敗仗或許不會死,而打了勝仗很有可能就給人滅了。這樣的環境,還能出名將嗎?

但是魏公公沒這麼多套路,簡單的很,倆字兒——給錢!給足了錢,你在外打仗沒人敢動你!就說袁崇煥在遼東守衛期間,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制衡,而他也非常識趣的給魏公公修了生祠,但也正是這一點,成為日後他的罪名中的一條。魏忠賢倒臺之後,士大夫階層重新崛起,開始加強對百姓的壓榨,但是稅收不增反減,畢竟大量的官官相護和層層盤剝,導致國家和百姓都沒撈到好處,反倒是這些人盆滿缽滿

而武將在外,則更是叫苦不迭,受朝中文官制裁不說,甚至因為黨派鬥爭錯過諸多戰機,沒能如願剿滅民變,最終含恨而死,知名的如盧象升、孫傳庭等猛人,魏公公的倒臺,標誌著明朝權力自此徹底失衡

有人會說,魏忠賢沒那麼大的本事,崇禎說收拾他就收拾他了!

但是,我們應當考慮一點,在魏忠賢掌權期間,為何那些仁人志士都不曾異動,甚至說在崇禎有意要動魏忠賢之時,也少有人回應。但在魏忠賢表示告老還鄉之後,才有了大規模的倒戈。因為在放下權力的前夕,魏忠賢依然有翻雲覆雨的本事,無論朝中閹黨還是邊關武將,魏忠賢仍然是一呼百應般的存在——這種政治格局是很恐怖的,可以說有點鐵腕統治的意思

只是,伴隨著崇禎的後悔和自縊景山,一切都結束了

因為歷史不可以重來,也無法再重演。魏忠賢未必可以延續大明國祚20年甚至更多,但在他立下的政治格局下,應該能達到支撐一段時間的水平

崇禎殺掉的是一隻忠心耿耿的惡犬,留下的是一群見異思遷、奸詐自私的乖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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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兩極分化土地兼併嚴重,財富大都集中在江南士紳富豪的手裡,富豪不用交稅,60%白銀窖藏不進入流通。怎麼讓江南富豪的銀子交到國庫?東林黨出身江南富家,不願也不能做到;而權傾一時的威權主義者魏公公做到了。明朝滅亡實際是一場皇權與官僚集團的利益爭奪戰。李自成造反和滿清入關就是對明朝體制官員的懲罰,闖王入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向官員追贓得到白銀七千萬兩及大量珠寶財物。明末從萬曆四十八年至崇禎十七年,二十四年裡攤派在老百姓頭上的“遼餉”總額,也不過是兩千萬兩。明初,官府登記在冊稅田有八億五千萬之多,到萬曆六年,稅田僅僅只有五億一千萬畝,整整蒸發掉三億多畝良田。這隻能說明全國將近40%的土地,已經落入皇親貴戚、豪門富戶和貪贓自肥的官吏手中。

明朝稅收主要來自田稅,商業稅等佔比少,成規模的商業全部都由官吏壟斷的,海外貿易全部都是明朝的各級官員把持,這些官吏賺了錢就開始大量投資買入耕地,官員可按級等免田稅。把嚴嵩搞下去的明朝宰相徐階,光自己的耕地就有幾十萬畝,但沒有人說他貪汙,都說他是歷史上少有的賢相。皇帝窮的沒辦法才不得不跳開官僚系統,派太監去徵稅。太監徵稅實際上是搶了東林黨的飯碗。如果太監監稅貪3成,官僚系統上萬官員貪的可能7成。

明朝清官李三才全力反對太監監稅,李三才家產多達四百七十萬兩白銀。這麼多銀子,已經相當於天啟年間朝廷一年的收入了。清官徐階給張居正行賄,一次就兩萬兩。明末東林運作周延儒當首輔籌集十萬兩賄賂太監。明朝國家整體財富驚人,民間約有1.5萬億兩白銀,只是缺為國家理財之人。萬曆皇帝用張居正稅改增加了600萬兩以上收入,張居正變法對抗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明熹宗則祭出了大奸臣太監魏忠賢,用太監監稅壓制東林黨,以暴制暴打擊龐大的官僚集團。

崇禎時期最大的問題還不是黨爭,不是外敵。關鍵是財政危機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張居正死後,問題不斷,危機日益加重。崇禎皇帝自斷財路停了監稅,滅了壓制東林黨的太監黨,將財權交給東林黨,最後內庫剩十幾萬兩沒錢沒兵,被窮逼的上吊。和張居正被平反一樣,魏公公在皇帝上吊前也平反了。

明亡大致情況:

1393年,全國田稅收入達到32278990石。洪武皇帝對此很滿意,隨後宣佈北方各省新墾田地永不起科(肥沃的長江三角洲,一畝田能夠產3石米,也有畝產4石米的記載。而在乾旱的西北部地區,畝產只有半石,稅率在《大明會典》中提到,即是民田每畝0.0335石,官田每畝0.0535石)。

1412年,在永樂皇帝統治時期,來自於農業土地的稅糧收入達到創紀錄的34612692石。

1422年,根據戶部尚書郭資的上報,從1419年到1421年的財政年度中,收入帝國糧倉中的田稅實徵額不到2300萬石糧食,平均每年少於800萬石。

1430年,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土地主拖欠稅糧,以至總額超過了3年的全部稅收。宣德皇帝做了讓步,下令全面減免這些地區的稅糧,蠲免額達300萬石。減免部分未在其他地區加徵,此後數十幾年全國田稅徵收總額從3000萬石以上降到2700萬石左右。

1502年,戶部向弘治皇帝提交報告,列舉了國家所有的主要收入項目。其中最重要的是田稅,大約佔全部總收入的75%。每年的收入總量稅糧為26799341石。(1443年,稅糧每石被折成0.25兩白銀,1496年每石折銀5錢,1585年每石米納銀0.6兩)。

1551年(嘉靖三十年),因蒙古俺答汗進逼北京,軍費大增。據戶部統計,嘉靖三十年,各邊餉銀達525萬兩,修邊、賑濟等所需又800餘萬兩,兩項合計約1300萬餘兩。而正稅、加派、餘鹽販賣,加上其他搜刮,總共才900餘萬兩。

1567年(隆慶元年)底戶部統計,太倉僅存銀130萬兩,而應支官軍俸銀135萬、邊餉銀236萬、補發年例銀182萬,三項通計總支出銀需553萬兩。以當時的現銀當之,只夠3個月的開支。京倉存糧也只是夠支在京的官軍月糧的兩年餘。明王朝的財政危機到了可怕的地步。

1569年,海瑞被任命為南直隸(今江蘇一帶)巡撫,剛上任力推 “一條鞭”法。退休官員徐階豪奪所佔24萬畝被退還一半以上。

1580年的一份上奏透露出在長江以南的許多家庭確實貯藏有成千上萬兩白銀。

1581年(萬曆九年)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這是自唐朝行“兩稅法”以來,我國賦稅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改善了帝國的財政狀況,“太倉粟可支十年”,太僕寺存銀400萬兩,自正德、嘉靖以來,“最稱富庶”。

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病死。到萬曆十一年,全國各地的清丈工作基本完畢。清查結果是,比清丈前官府記錄在冊的土地,多出了一億八千多萬畝。即張居正稅改搶奪了仕官豪紳階級近2億畝田稅。張居正死後受到了士紳階級的極大攻訐,被儒官群體瘋狂清算。他們攻擊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下令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被誅殺親族。幾經鬥法,幾番爭鬥,到明末,一條鞭法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用銀兩收稅的辦法,卻一直保留了下來。

1588年“太倉米足支七年,而米價騰貴”。中央所徵收以實物為多,並無危機。物價上漲危機是流通中白銀減少,每石米折銀上漲而言。

1597年,太監開始收稅,財政上說,主要是把原應納之稅銀經太監之手轉入內廷。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稅監就蒐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繳入皇帝內庫,效率之高,令人驚奇。

1592年—1600年明萬曆三大戰役,寧夏之役與播州之役平叛成功,朝鮮之役打敗日本,八年間軍事開支高達一千一百六十餘萬兩白銀,內府庫仍有盈餘。

1621年天啟皇帝即位,木匠皇帝主內,在宮裡做木工活,魏忠賢主外,代理朝政,主僕二人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奇葩的“黃金搭檔”。太監魏忠賢當家,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稅。明末,天下金銀、盡聚三吳,魏忠賢針對工商業、對外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從新設立了萬曆末年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海稅;但他沒有給農民加賦,出身社會底層的魏忠賢在河南遭災時,還能免除賦稅,從內庫撥款賑災;幾十年未曾修過的黃河水道,開始維修;商業稅專門針對東林黨人投資的“壟斷企業”收刮。東南稅收和財源,儒官體系插不進手去,稅收計劃達成率也總能完成七成以上。由太監擔任稅官的東南貿易體系也運轉良好,南方貿易規模高速成長。浙江巡撫潘汝楨等感海內鹹平,農民不用被折騰都安心勞作,提議為魏修生祠。魏撥給了關寧軍豐厚穩定的軍餉收入,遼東巡撫袁崇煥稱頌魏忠賢“從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侯之世賞宜也!”。

1622年(天啟二年)木匠皇帝為張居正平反恢復名譽。6月白蓮教起義,11月起義被鎮壓結束。

1626年(天啟六年)八月,努爾哈赤因寧遠之戰失敗抑鬱而逝。九月一日,皇太極即汗位。明軍餉充足戰爭形勢一片大好,皇太極剛即位發函要與明修好。

1628年,16歲的崇禎皇帝即位立馬自毀長城,打破天啟帝打下的太監黨壓制東林黨的平衡局面,將太監黨首領魏忠賢撤職,逼著他自殺,將財政大權完全交到渣爛的儒官體系手裡。自此東林黨一黨獨大,沒有了太監黨監管帝國財政又開始崩潰。

魏忠賢死後,重新掌權的東林黨立刻再次廢除切身利益相關的工商稅、海稅。對中西部的旱災置之不理;富庶東南的稅收廢除,卻派軍隊到貧亂交加的西北旱災區加賦、徵稅;對後金全面主和,對農民起義得過且過,無限招安,導致農民軍不能徹底剿滅;由於明朝官員俸祿很低,除了極個別清官,貪腐幾乎是必然的。崇禎帝被深深套進東林黨上演的爛缸活劇裡,再也無法象天啟帝一樣從東林黨大本營江南收取稅收。東林官員富的流油,科舉的排名都是比銀子多少的,但朝堂上都是超級影帝,貪贓的哭窮,一個個棉襖爛洞、衣服打補丁和皇帝一起講廉潔搞一場無人配合的反貪運動,頂著東林的名頭,錢貪過後不敢承認且一丁點都不願吐出來,精簡開支鬧劇終於變成了悲劇!

1629年,東林黨加徵田稅,並削減政府機構開支關閉驛站等等,李自成從驛站下崗。李自成等原體制內大量下崗幹部全部加入農民起義軍。

1630年(崇禎三年)正月,皇太極在明朝關寧錦防線難以攻克的情況下率軍從蒙古突入內地,攻打北京失利,史稱“己巳之變”。9月崇禎認為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而將其凌遲處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並抄沒家產,從抄家無餘財看似中了反間計。

1630—1639年再增遼餉和加派剿餉、練餉,使加派總額達2 000萬兩,連同舊有的賦稅共達2 700萬兩,各項稅銀均無法收齊。同期世界白銀價格大漲,進入中國市場白銀大量減少,明朝末年一個大財主可能會在其家中窖藏100萬兩白銀。流通中白銀減少,士紳富豪不上稅藏銀,百姓無白銀可上稅,崇禎未年數次加田稅,民間白銀的大量消失令貨幣供產系統複雜化。

1643年崇禎末年加徵三餉,計收徵1585萬兩,計支出項則達2122萬兩,崇禎已無前朝太監收稅的小金庫,內外府庫均無盈餘,哀求大臣籌款,朝臣個個哭窮。

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朝臣們尋思背主求榮,主動打開了正陽門。崇禎吊死煤山(現景山)。臨死前崇禎哀嘆“: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噴出了“雖朕薄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也!”。

1644年三月二十日,李自成農民軍入北京後遍索皇宮,發現大內府庫中只有黃金17萬兩,白銀13萬兩,駭異之下,失望至極。下令嚴刑“追贓”,在京眾朝臣本來翹首期盼著伺候新的皇帝,結果卻幾乎統統被李自成、劉宗敏抄家、拷掠、暴屍於街頭。少則幾萬兩、多則幾十萬兩的銀子從各大臣的家中抄出。朝臣們向義軍獻出了近七千萬白銀和大量珠寶財物。

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兵敗山海關,在北京武英殿舉行大順國即位典禮後撤離北京。

1644年十月初一,滿清順治皇帝在北京舉行登基大典,明朝作為統一國家的歷史結束。順治初年尚未統一全國,人口減少,農業稅收入已達兩千多萬兩。順治三年,戶部出臺了《徭役全書》,是張居正萬曆清丈的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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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可以。

明朝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農民起義,一手創立了大明王朝,到明思宗朱由檢歷經276年十六代皇帝。皇位傳到朱由檢手中已經是內憂外患,天災不斷。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從小家境貧寒,為了某一條出路進攻做了太監,得到了朱由校的信任,一步一步控制了內廷和東林黨分庭抗禮,被人稱為“九千歲”

,魏忠賢壓制豪紳,在富庶地區多少稅賦,在貧困地區少收稅賦,也算是緩解了百姓的壓力,而且魏忠賢從來沒有虧待過遼東地區的軍餉,他知道當前大明王朝的主要的敵人在哪裡,然後崇禎對魏忠賢的行為深惡痛絕,當魏忠賢去世以後,無人再能壓制東南地區的豪紳和東林黨人,我們都知道朝廷需要制衡,一黨獨大肯定會出事,這也導致了導致東南地區的豪紳對崇禎的政法陽奉陰違,加深了百姓的負擔,再加上天災人禍不斷,致使全國各地農民起義頻發。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現在有很多電視劇都貶低崇禎皇帝,其實崇禎可以說是皇帝的典範了,一天批閱奏摺200份,每天只睡四個小時,親自視察民情,但是可能是天亡大明,即使崇禎每天兢兢業業,勤儉持家,但是架不住每年都有的天災人禍,最後自縊而死。

至於為什麼都覺得魏忠賢不好,崇禎皇帝昏庸,只能說歷史是由文人書寫,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黑椒牛柳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賢在與不在,關乎不到大明王朝的滅亡與否。但是如果魏忠賢能夠繼續輔佐明朝最後的崇禎帝時,如果崇禎帝對魏忠賢任用得當的話,單單憑藉魏忠賢當時對於抵禦外侮、鎮壓內亂的手段和能力來看,對於延續大明朝國運還是極有可能性的,不過魏忠賢的存在確實是左右不了明朝滅亡的最終結局的。


論崇禎帝執政作為和以死殉國的表現來看,崇禎帝的確不失為一位令後人敬佩的君王。但是崇禎帝執政時的晚明,在經歷了之前數代帝王的腐化無能後,著實已經千瘡百孔、滿目蒼痍了,所以說即便崇禎帝再怎麼有志向、有作為,對於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晚明來說,已經是迴天無力了。僅此一句:明朝滅亡是時代潮流、滿清入土中原是時代潮流、清朝取代明朝亦是時代潮流。

“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這句話未免有些太過誇大了魏忠賢的作用,此話正是出自當時如日中天的宦官曹化淳之口,曹化淳當初是崇禎帝平定魏忠賢的一把手,更是崇禎帝倍受恩寵的宦官。當李自成兵臨城下,東林黨人打開城門迎其入內那一刻,才讓曹化淳和崇禎帝明白,原來明朝最大的利弊不是宦官擅權,而是文人專政,不過此時此刻,一切都為時已晚。如果當初魏忠賢仍存活著,為何能夠為岌岌可危的大明朝續命增壽?


其一:稅收

經濟是國家命脈,放在歷朝歷代亦或是如今都實用。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魏忠賢在時,長江以南的稅收一年可以收上來百萬兩白銀,但是魏忠賢死後,東林黨人重新上臺後,長江以南稅收僅僅幾萬兩,沒有了經濟,國家秩序怎樣維持?魏忠賢當時針對南方海外貿易和工商業經濟發起了收受稅收的命令,但是繳納賦稅的群體卻不包括農民,由此可見,魏忠賢還是相當明知事理的。

其二:軍事

魏忠賢當政時,雖然一方面面對國內農民起義,一方面面對滿清的異族攻伐,但是卻絲毫沒有使明朝落入不利地位。魏忠賢在軍事上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功績:①賞罰分明:寧錦大捷後,魏忠賢獎賞了主戰的滿桂、趙率教,而罷免了畏戰龜縮的袁崇煥,從而激起了將士鬥志;②任用賢能:在針對遼東戰事時,魏忠賢重新先後起用了兵部尚書趙南星、孫承宗和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人,這些人都屬於能人善臣,在對抵抗滿清勢力時起到了很大作用;③魏忠賢利用法律來迫使群臣為遼東軍隊捐獻戰馬,從而緩解了前線戰事吃緊的局面。


其三:自身

在面對遼東軍隊的軍餉困難時,魏忠賢在情急之下毅然決然拿出了自己幾十年的積蓄前去應急,最終換來了遼東大捷,使得皇太極節節敗退,一度將滿清勢力侷限於盛京之中,從而挽救了命懸一線的大明朝。

綜上所述,其實魏忠賢在面對晚明危亡之際時的功勞還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只是太多地瞭解到魏忠賢那些不好的一面,但是卻真正未能將他對大明的竭心盡力看在心裡。我相信:如果崇禎帝當時能夠善用魏忠賢的話,大明朝的確是可以延續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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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在煤山歪脖樹下吊死的時候,大太監曹化淳說了一句:“忠賢若在,時事不必至此。”

魏忠賢如果沒有被剷除,大明朝還能多延續幾年是可能的,但依然改變不了覆滅的命運。



魏忠賢代表的閹黨,與東林黨之爭,是明朝末年政壇的主要黨爭。

在天啟皇帝的時候,需要聽話的臣子,魏忠賢代表的閹黨忠心耿耿,於是東林黨被打倒,魏忠賢代表的閹黨佔了上風。

魏忠賢不是省油的燈,掌握實權以後,排除異己,獨斷專行,殘害忠良,最後被稱為“九千九百歲”,只比皇帝少一百歲。還建立“生祠”,天啟皇帝還為他的生祠題寫了匾額,閹黨對魏忠賢的個人崇拜,到了不亞於皇帝的地步。



天啟皇帝只對自己的木工活感興趣,放心地讓魏忠賢專制,自己樂得清閒。

於是,魏忠賢權傾朝野。他的權勢到了令人恐怖的地位。

有一個故事:四個好朋友在密室喝酒,一個人乘著酒勁大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嚇得魂飛魄散。這場酒還沒喝完,東廠錦衣衛就到了,將四個人押到魏忠賢的住所,那個罵魏忠賢的人立刻被亂刀砍死,另外三人卻被賞了金子。

崇禎皇帝登基後,恨透了魏忠賢獨攬朝政,貶魏忠賢去為朱元璋守墓,不久又想殺掉魏忠賢。魏忠賢對崇禎很瞭解,先自盡了。閹黨勢力得到徹底清算,東林黨把持了朝政。



東林黨人是一群迂腐的書生,當權以後也是結黨營私,但這些人只會正氣凜然地說大話,紙上談兵,對國家大事一竅不通,出了不少昏招。

因為這些人都是江南士紳,當權以後首先逼崇禎皇帝取消了工商稅,理由冠冕堂皇,美其名曰朝廷不應該與民爭利,實際上是他們自己的產業佔盡了便宜。

但卻苦了朝廷。朝廷東邊要與清兵打仗,軍餉不夠,一時國力空虛。而且東林黨人取消了工商稅,卻加重了農業稅,還取消了驛站制度。

農民負擔加重,叫苦連天,飢寒交迫,溫飽都解決不了。

驛站取消,其中有一個驛卒下崗,活不下去只好揭竿而起,帶頭造反,饑民紛紛響應,成為推翻明朝的主力軍。這個驛卒就是李自成。

如果魏忠賢繼續執政,朝局肯定會是另外的局面。魏忠賢在明朝後期,只對富人開刀,恢復了廢除的礦稅和工商稅,用武力逼迫江南士紳交稅,為國家征斂了大量財富。



一直到死,魏忠賢也沒有多收農業稅,怕激起民變。

難怪天啟皇帝在臨終之際,對兄弟朱由檢,也就是後來的崇禎皇帝說:“恪謹忠貞,可計大事”。

崇禎在臨死前肯定會非常後悔,他在煤山上吊的時候,憤憤地說:文臣皆可殺!

這應該說是對魏忠賢的肯定。


子龍威武煮酒談史


這個觀點不完全正確。

人分三等,天才,庸才,蠢材。天才就是像張居正這種人,行政能力極高,可以說,大明沒張居正,都傳不到崇禎。庸才就是普通人,有點聰明,但做不到力挽狂瀾。魏忠賢屬於庸才。蠢材就是崇禎,努力的犯錯,努力的向著錯誤的方向一路狂奔,終於作死了自己,也作死了大明王朝。

魏忠賢,作為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太監,可謂大惡,一般大奸大惡之徒,也是大智大慧之輩,為什麼我將魏忠賢定位庸才呢?因為魏忠賢的崛起只不過是時代的選擇,和他本身能力沒有太大的關係。

為什麼我說魏忠賢沒有才能,看兩點,一個頭,一個尾。魏忠賢為什麼做太監?爛賭,把能賣的都賣了,包括自己的女兒,最後實在無路可走,自宮做了太監,要知道,魏忠賢那個時候三十多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混成這個德行,能是天才嗎?再看尾,崇禎剛剛即位,魏忠賢權勢滔天,滿朝皆是魏忠賢同黨,在這種實力懸殊的情況下,一年不到,滿盤皆輸,魏忠賢的政治能力實在不敢恭維,庸才二字,我甚至都覺得抬高了他。那魏忠賢到底怎麼上位的呢?

這就要提到大明王朝到底死在哪裡,從政治上來說,兩個字——黨爭。從經濟上來說,三個字——窮死的。為什麼窮?放著高收入的大財主錢不收,收窮人的錢,把有些地方窮人逼反,這些地方自然沒有稅賦,收的錢更少,而軍費開支更大,只能再收那些還沒有逼反的地方的窮人,再將更多人逼反。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那為什麼不收有錢人的錢呢?黨爭,東林黨代表江南財閥利益,在朝堂縱橫睥睨,其他地方的官員代表自然奮起反抗,但可惜不敵,被東林黨斥為齊黨,浙黨,這些黨派自然需要領頭人,而魏忠賢與東林黨交惡,又是天啟皇帝的心腹,自然以魏忠賢馬首是瞻。一句話,魏忠賢與東林黨的鬥爭是朝堂內部非東林黨的政治勢力和東林黨的政治鬥爭。魏忠賢擁有這麼大權勢並不是魏忠賢有多大的能力,而是魏忠賢是抗擊東林黨的旗手。

更重要一點,魏忠賢也確實不是個東西,禍國殃民不用多說,歷史雖然已經證明,東林黨的自私自利葬送了大明王朝,但如果讓魏忠賢繼續執政,透支的依然是大明王朝的元氣。崇禎皇帝執政十八年,如果這十八年由魏忠賢繼續執政,如果崇禎皇帝學他哥哥天啟皇帝,能不能熬到十八年真的天知道。

總而言之,大明王朝的覆滅,是制度的問題,制度引發了黨爭,黨爭兩邊都不是好東西,不能說東林黨不是東西就說魏忠賢好,半斤八兩而已。除非大明王朝能再出一個張居正第二,或許能延長國祚。不過整個中國五千年曆史,又有幾個張居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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