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义与军阀政治相随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在军队普遍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变得军事化了。无论是具有强烈地方主义要求的地方士绅，还是各省的革命党人，为控制本省和抵抗来自中央及外省的武力威胁，都必须借助军队，特别是最为可靠的由本省人组成的地方军队。
所以，进入民国以后，在“本省人治本省”的地方主义声浪中。地方军队的首领都先后成为各省的统治者。即便是有些省区原有的文人首领，也不得不让位或事实上由地方军人来领导。
民国一代，地方当政者的政治素质因时因地而参差不齐，甚至是差别很大，但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多属军人。
在某些地方，为自立自存的需要，军事化简直被当作地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源。新桂系组建和改造“民团”，武化广西地方社会即其典型。
与此同时，为维系地方主义的政治局面，地方军队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而且越发地方化。民初控制各省的地方军队一般在几千人、一二万人或几万人，而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几万人是少的，一般在十几万人，多则达几十万人。
以统治山西38年之久的阎锡山为侧，他在辛亥革命后控制山西时．军队不过几千人，从1917-1927年，他先后三次扩军，由第一次的二万人左右到第三次增至十三万余人，“学会五台话，便把洋刀挎”。
派系主义的温床
从派系在国家政治中的基本位置上看，可分为中央派系和地方派系。南京政府时期地方集团虽都被纳入国民党内，但他们的地方派系地位并未改变。
从派系的分层上看，是派中有派，无论是中央派系还是地方派系均如此。北洋派中有直系、皖系之分，直系中又有曹锟的保定派与吴佩孚的洛阳派。皖系中又包含占据国会的安福系。
蒋介石集团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黄埔系中又有何应钦、陈诚等派。阎锡山的晋系中有五台派与非五台派之分，四川集团中刘湘、刘文辉、郑锡华、潘文华等都各成一派，甚至是刘湘集团内部亦分成若干派。
派系的活动、派系间的纷争几乎遍及民国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是政治决策及其实施，还是官吏的选拔及其任用。受派系私利和派系情绪的驱动，某些派系及其成员可以做国家民族的罪人。
在民国一代的派系中，地方派系无疑是多数，在一定时期内，任何一个地方集团或一支地方军队的首领们都可以构成一个地方派系，并且是派中有派。因而，民国的派系政治亦多表现为地方派系与中央派系之争，已成为派系政治中的基本部分。
1948年召开的“行宪”和副总统选举，可谓国民党派系之争的总爆发，它参与的派系之多，斗争之白热化和短兵相接是前所未有的，几乎国民党内的所有派系，中央的、地方的都不同程度地卷入进来，因为各派系都有一个表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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