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史料有多浩瀚，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有多悠久。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料书籍，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史书，常人穷其一生也不能读完，于是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会同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依据历代的正史，博采杂史二百二十二种，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才将从战国到五代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编撰出了《资治通鉴》一书。
《资治通鉴》又为编年体史书，记录方式则为每年发生了什么，依据年月日依次排列下来。编年体史书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但是都没能逃过焚书的命运，唯有孔子的《春秋》，由于广泛传播，在秦人焚尽天下书籍的时候被儒生藏在墙壁里面，躲过了一劫。西晋时期出土的魏王墓中的史书，当时的人经过校勘后整理成了《竹书记年》，但因为此书与儒家观念颇为抵触，在儒学昌盛的宋代逐渐遗失了，现存的则是明人从其他引用了《竹书记年》的书籍中搜集，然后汇集自己的聪敏才智编撰的伪书。梁武帝时期编撰过《通史》，但是因为侯景之乱毁于战火。此后唐四库书中收录了四十一家编年体史书，但经过安史之乱和五代时期的大乱战散失不可见了。
自司马迁编撰《太史公书》以来，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史书编辑方式，那就是纪传体。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修编《汉书》的时候，同样采用纪传体的编撰方式，纪传体于是顶替了编年体成为后世主流。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以纪传体为正统，这本是件好事，但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史书的数量越来越多，由于主持修编史书的人水平不一，不同朝代的史书成色不等，有好有坏。于是正史之外又出现了私人编撰的杂史，杂史往往会记录正史隐瞒的事实，对正史有着补充的作用。当时光流转到北宋时，积累下来的史书和史料已经远远超出个人阅读的范围，一个人穷其一生都难以读完，更别提相互验证了。
北宋英宗皇帝诏令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依据编年体体裁汇编成书。此书编撰完成后，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随后下令官府雕刻成书，广泛传播于民间。不同于《太史公书》参考的书籍大都不见于后世，《资治通鉴》参考的书籍大都流传下来，因此后人校准书籍的时候往往可以考证，现在不同的版本往往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文字有些出入罢了。
《资治通鉴》一书虽然经过了大量的提炼，但是其内容仍然非常庞大，其文字总量三百多万。司马迁曾说过：自从这书编撰而成后，只有王胜之借去阅读，其他人还没读完一张纸就已经打哈欠想睡觉了，因此没有能够遍观此书的人。实话说起来，我看这书也是昏昏欲睡，实在是此书虽然经过大量的提炼，但是如果没有阅读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十九本纪传体史书，《资治通鉴》理解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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