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有些國家就在實行高薪養廉制度，希望減少官員腐敗問題。但是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中國就已經建立了比較健全的高薪養廉制度，即為“增俸養廉”制度。雖然增俸養廉可以減少貪汙腐敗行為，但是它決不能徹底杜絕貪汙腐敗問題，這是由於貪汙腐敗的根源是來自人性的弱點，對於金錢權利永無止境的慾望，這並不是某一個政策或者制度可以解決的簡單問題。
哪怕是時至今日每個現代國家的官員貪汙都是一個頭疼的問題，更何況是在宋朝，其政策和制度相比今日而言必然是存在許多弊病和缺陷的。但是不得不提宋朝的增俸養廉制度在當時看來是極為先進特殊的，並且也為防腐止貪作出了貢獻。
宋朝採用“厚俸”來應對貪汙腐敗行為，實行增俸養廉制度，官員工資薪酬優厚，具有強大的社會購買實力
各朝各代除了明朝幾乎奉行的都是厚俸政策，都提倡優待官員，提高官員俸祿待遇。比如在《漢書》中就有記載漢惠帝下的詔令：“吏之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唐朝中書舍人也曾經給皇帝上書，要求給予官員厚俸：
“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凜殷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
在宋朝建立之初沿用的是五代後周的官俸制度，官員俸祿微薄，官員的財務經常是入不敷出的狀況，因此許多官員鋌而走險開始貪贓枉法，進入商賈行業，利用自己的權力與民爭利。可以看出在這種貧困的生活條件下，官員難以維持清廉的為官之道。
於是宋太祖下令採用厚俸減少官員腐敗問題，這在《宋大詔令集》中有記載：
“俸祿薄而責人以廉，甚無謂也；與其冗官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
這是宋朝開始實行增俸養廉制度的開始。
在宋太宗在位期間，他廢除了當時扣除官員俸祿兩成的規定，堅持全額髮放官員俸祿。在宋真宗時期，他制定了職田制度來補貼官員的俸祿。所謂的職田制度，其實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就已經被提出，同時被運用到了實踐之中，因此宋朝的職田制度已經趨於完善。
職田制度，顧名思義就是朝廷按照官員職位等級，劃分出不同數目的官田，交由老百姓佃租，然後每逢夏至或者芒種就給官員發放收益，是一種提高官員收入、養廉的行為。
在宋仁宗時期，他為了進一步落實增俸養廉，頒佈《嘉佑祿令》，這是提高宋朝公務員俸祿的另一條法規。在這一法規的推行下，宋朝官員的俸祿再次上漲。在宋神宗時期，頒行《元豐寄祿格》，宋廷再次大漲縣官的俸祿，將縣官原來十貫錢的月俸漲到了十五貫，甚至還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俸祿補貼。
就拿著名人物包拯舉例，他是龍圖閣直學士，因此每年俸祿有千貫錢幣，還有綾羅綢緞的物資補貼，每月還有三十石糧食補貼以及數目龐大的柴火補貼。
同時包拯還是外派的高級京官，國家分撥了二十公頃的職田。而在《嘉佑祿令》的規定下，開封府每月還要開給包拯一百貫的錢幣，冬天還要分發煤炭。如果把包拯在任上獲得的所有物資錢財累計，用現在的購買力來計算，可以得出包拯每年的工資已經超過千萬，由此可見宋朝官員的工資之高。
因此在南宋時期，相比北宋初年，官員的俸祿就已經漲了數倍。完善後的增俸養廉制度規定官員的俸祿主要有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本俸，由寄俸官決定，他們可以確定官員發放錢財和綾羅綢緞以及糧食補貼等物資。第二部分名叫添錢，意為官員在實際行政工作中的國家給予的補貼，上文所說的職田就是屬於這一類。
宋朝增俸養廉制度制度具有極大的侷限性，甚至於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了宋朝的腐敗現象頻發。過度的厚俸大大增加官員們的貪慾
首先增俸養廉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腐敗現象，或者說只能解決腐敗官員的數目問題，只是能夠將那些本能夠清廉奉公的人拉回正途，而那些大貪之人的慾望是無法滿足的，甚至厚俸只能養大他們的胃口。
比如職田制度在建立之初是為了養廉，但是後來卻成為官員壓榨百姓的工具。同時職田的田地一般都不夠肥沃，對於耕種職田的百姓朝廷一般會給予免除徭役的獎勵，因此這本來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但是官員的貪慾膨脹，他們在豐收之際會收取極高的地租，甚至會收取各種繁雜的費用以此來剝削百姓。法律規定如果碰上災年或者極端天氣，官員需要減少或者免除佃戶的租金，但是宋朝許多黑心官員根本不管任何不可抗力的因素，他們隱瞞災情依舊收取佃租。因為有些職田的土質實在很差，就沒有百姓願意佃租，這時官員就會運用強權欺壓百姓，強行讓他們租種。
因為這種情況的存在，宋仁宗時期曾經一度廢除了職田制度，但是在廢除之後官員因為貪腐而被捕入獄的人數上升，而朝廷受限於落後的官僚體制，只得再次採用職田制度。由此可見，過度的厚俸只會增加人的貪慾。
同時宋朝是一個商業極度發達的朝代，因此經濟發展迅速，在物質條件豐富和社會繁榮的條件下，人的慾望更加容易得到增長，越容易被金錢、權力這種身外之物迷人眼，再加上豐厚的俸祿刺激，官員容易陷入不斷的物質追求之中，最終成為大貪大惡之人。
再者宋朝的增俸養廉制度也有其缺陷，其中一個就是宋朝對於官員俸祿的劃分並不是十分貼合實際。高官自然厚祿，但是人卑位低的小官處境就十分艱難，因為高官和小官之間的薪水差距十分之大，加上宋朝經濟發展快速，小官的俸祿甚至跟不上物價的飛漲，難以維持家用。
在《夢溪筆談》中有一段趣聞，一剛上任的縣尉遇到舉人前來拜訪借糧，於是寫下一首打油詩藉此調侃自己的慘淡財務狀況：
“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轅，童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痴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甕。”
再者宋朝後期官僚機構臃腫、官員隊伍冗濫，一味實行厚俸政策，其實就是在讓國家財政承擔巨大壓力，讓國庫入不敷出，難以保持國力強盛，因此這時的厚俸政策只是拖垮國家治理的蛀蟲。同時對於反腐倡廉來說，最為重要的其實是建立一個健全的監督機構，這樣才能有效遏制貪腐現象。
增俸養廉制度為後世帶來感悟，增俸養廉制度制度的效果不明顯，建立完善監督制度才是更加可靠的
如果要採用增俸養廉制度，那麼國家必須針對社會狀態做出確切的評估，規範形成合理的增俸養廉制度，同時將增俸養廉制度納入國家的法律體系，用法律法規保障政策的制度實行，同時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
從宋朝腐敗的慘痛經歷可以看出，增俸養廉制度並不能有效地制止貪腐行為，只是稍稍遏制了貪腐人數，並不能遏制貪腐勢頭，甚至在助長勢頭。因此其實對待貪腐最為有效的辦法還是建立完善健全的監督制度，同時在此基礎上要加大對於貪腐行為的懲處。
其實宋朝對於貪腐人員的懲處規定不可謂不嚴格，在《宋刑統》中有規定：
“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二十匹絞，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
但是宋朝執法人員執法不嚴，在執法過程中常常法外開恩。甚至於皇帝有時為了彰顯自己的仁慈，也為了收買人心，也對於執法徇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此可見對於貪腐行為的懲處需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從宋朝官吏的俸祿和物價水平得知，考察社會物價水平和經濟發展狀況很重要，有關部門應當結合這些因素制定出合理的薪資水平，這樣就能減少貪腐行為。
雖然各朝各代大多都是奉行厚俸政策，主張用較高薪酬養廉，減少貪汙腐敗。但是沒有那個朝代的官員俸祿能夠比得上宋朝，宋朝的皇帝貫徹執行了增俸養廉制度，從宋太祖到之後的宋仁宗，宋朝皇帝全都在盡力為提高官吏的俸祿而努力，以至於相較於北宋初年官員的俸祿漲了好幾倍。
宋朝官府不僅發給官員錢財，同時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補貼，以至於宋朝高官的俸祿到了一個令人咋舌的地步。但是增俸養廉制度並沒有杜絕貪汙腐敗，只是在減少貪汙人數上起了小小的作用，甚至於助長貪汙腐敗的勢頭，同時這項制度自身也有其缺陷。
因此最終宋朝增俸養廉制度給予的歷史啟示是，增俸養廉制度制度的效果不明顯，建立完善監督制度更加可靠，而且對於懲處貪汙腐敗行為應當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參考歷史文獻：
《夢溪筆談》
《宋大詔令集》
《漢書》
《宋刑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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