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一个历史上的标准好官员，他出生底层，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状元从政后，在官场也踏踏实实，绝不造作，一生充满古代文人毕生追求的“浩然之气”。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无论是他当了清华的校长、人事部长还是国务院总理，都是个为国为民，一身公心，殚精竭虑的好干部。
先说说这个“浩然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亚圣”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依据孟子之说，浩然之气作为一种气，极为伟大、极为刚强。如用正确的方法去培养而不是去伤害它，那么它将充塞于天地之间。同时，它作为一种气，须与正义与大道相配合；否则，它就没有力量。它需要经过长期的义行日积月累而成，行为中有一点愧对良心时，就气馁了。孟子还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就会达到问心无愧、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就会产生出一种至刚至强、自立于天地之间的伟岸心理。
浩然之气也可以指一种心理状态：指人们在道德意识的支配下所产生的一种无所畏惧的心理。这个用语充分体现了孟子强调道德作用的思想以及他的学说中具有的神秘主义因素。
孟子继承孔圣“杀身以成仁”的精神，提倡浩然之气的主张，为中华民族所接受并视为正统。但一提起这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仁人志士：汉有受腐刑而著《史记》功耀千秋的司马迁，有牧羊十年而不变节的苏武；宋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贤臣范仲淹，有“精忠报国”的名将岳飞，有被俘不屈高吟“留取丹心照汉青”文天祥；清有临死不屈，大义凛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
这里要提到的并非烈士或志士，而是一个在史书中近似默默无闻的大学士，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申时行 。
申时行
申时行，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其生母据传是一名尼姑，后为苏州知府徐尚珍所收养。故时行幼时姓徐，中状元后归宗姓申。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十五殿试，会试中试的299人参加考试。第2天，担任评卷的"读卷大臣"评阅试卷。第三天发榜，高居榜首的是申时行。殿试时的“座主”(即考官)正是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申时行入翰林院数年，进宫为左庶子，掌理翰林院。在这段时间内，世宗、穆宗两位皇帝先后驾崩。万历五年(1577)，申时行出任吏部右侍郎。吏部掌管官吏铨选，职权颇重，列六部的首位。
千古一相张居正
当时，张居正正在大力推行改革。张居正是申时行的座主，他对申时行极为器重。申时行出任吏部右侍郎，也是他的意思。申时行到吏部后，事事秉承张居正的心意，张居正大为高兴，以为得人。在张回江陵(今属湖北)老家服丧临行时，荐举两人入阁，参预机务，一是礼部尚书马自强，一是吏部右侍郎申时行。神宗诏准，命马自强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申时行以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不久，申时行进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在历史的长河中，申时行并不引人注意。虽然他位极人臣，但他在文渊阁的八年半任期里并未出现盛世中兴或大同之治的势头，他本人无大功亦无大过，而且最后还是被群臣攻击引咎辞职。后人对他的评价多半着眼于在官期间，唯图自保，无所建树。正史说申时行“政务宽平”，又说他“遇事迁就，以成其过”。甚至连《四库全书总目》里对他的《赐闲堂集》评价也不高，说“其相业无咎无誉，诗文亦如其人”。
然而这些议论脱离了申本人的习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失公允，“政绩论”本身也是一种偏颇的观点。在明代的制度下，施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长官的品格和廉正，在执行政务时，官员经常被迫单独地行动。而现在，他们的美德很少被承认，他们的刚毅得不到支持。和简单偏执的海瑞不同，申时行是饱读诗书的学人，也是充满着浩然之气的坦荡君子，无论时局如何，身为人臣的他始终兢兢业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称之为明大臣之典范亦不失为公正。
（一）心居于仁
如果结合时代精神，孟子的浩然之气可以这样理解：人必须要有所追求；这种追求须是正义的、崇高的、超越物质欲望的精神层面的；要培养浩然之气，首先要有独立人格和博大的胸怀，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最后，在追求的过程中，要严以自律，保持高尚的道德境界。申时行正是这样一个心居于仁，身立于礼，行合于义的知识分子。他的浩然之气，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万历年间发挥了作用，让整个时政体系不至于立时崩塌。
《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有个观点，那就是明朝信奉以德治国，在处理国务上放弃了追求系统、科学、具象的政治、财经和法律制度，代之以抽象的圣贤道德作为裁决判断的依据。这种方式常常使简单的事物复杂化，无论是文官朋党或者是学人结社，每个小集体都可以为自己的理想和利益而奋斗，发难，而且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圣贤道德。万历皇帝当朝时，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
内阁是明朝文官集团的代表，而首辅则是代表们的发言人。文官信奉的儒家道德与当朝现实层面的矛盾往往是不可调和的，但首辅一方面要代表文官集团，维护他们的利益与信奉的伦理精神，另一方面首辅往往是帝师，离皇帝最近的官员。对皇帝要忠，对文官要义，总之帝臣之间有矛盾时首辅对双方都要有个交代。这就把首辅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忠义难两全。在这种矛盾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学士首辅往往成为牺牲品。
申时行在这种矛盾中斡旋多年，而且素有口碑，即使是在张居正问题的旋涡中——他是典型的靠张的提拔青云直上的门生和属吏，但他不但未被卷涉其中，而且能左右权衡，将此事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张居正死后，四个儿子居然有三个中了进士，两个进了翰林院，说明了这一点。
和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改革不同，申时行性情温和，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他认为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在他的执政时，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好事也无坏事。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就带有间接性，而他在执行时既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这样，他的成绩就很少为人所理解，也更少为人所仰慕。在申时行任首辅的年月中，他用巧妙的方式举荐了皇帝所不喜的潘季驯负责治河，结果成绩卓著。申时行离开文渊阁以后，潘也被参劾而再度罢官； 在文渊阁的八年半中间，北方边防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也是申时行足以自豪的政绩。其实当时危机并未消失，只是依靠他处理得当，才未酿成大变。后金的崛起其实正在申的任中，只是他把这个部落当作了普通的事务来处理，拒绝了地方长官的剿灭建议，导致一发不可收拾。（在当时文官眼里，只要开战，就是一种失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儒人追求的理想。）
申时行时刻警醒，须行君子之道，一刻不得懈怠。一场长达10余年的“国立”之争彻底打碎了申时行“稳中求进”的“万历之治”梦想。面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首辅再想置身事外已不可能。一边是“坚硬而固执”的廷臣们，一边是“为了爱情”不惜废长立幼的年轻皇帝，申时行只好全身而退。回首往事时，申时行也许会觉得大多数政务他已做的尽善尽美，但乃至临终前他都在拷问内心，为何他没有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决大统的继承问题，竟然还为此而去职。
就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中庸之道的申时行，似乎一生并无值得夸耀之事，不过，就首辅一职来说，比起他的前任，申时行的境遇实在是太好——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只有申时行在复杂的明朝文官圈子中保持了身家与名声，归田后也未给家族带来麻烦。他年八十方卒，赠太师，谥文定，赐葬吴山之阳，排场可谓隆重。然而这些决非运气的成分，与他本人的低调谦逊和强烈的大局观不可剥离。
（二）身立于礼
申时行饱读诗书，是一个状元出身的实力派。由于家境清贫，二十七岁考中状元前，申时行都是在卫道观中日复一日伴随着晨钟暮鼓埋首苦读。冯时可在《申时行墓志》中称赞：“先生生有异徵，十余岁即兼通今古业。前辈陆贞山先生亟赏许，谓是龙文万里，非外厩蹀躞。弱冠入庠，每试辄冠曹耦。”苦读成功的申时行信奉儒家经典，追求大同社会，毕生也都在用经典子集倡导的精神与道德来协调和平衡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
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他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士中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15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在职仅7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受熏陶极深，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诰敕，诰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
当皇帝没有按照传统出席早朝、经筵和日讲时，作为首辅的申时行会感到不安，虽然这些仪式无非要表明皇帝对古人先训的重视和膜拜，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景象。尽管申时行自己也不喜欢这些古板的经筵与讲书，但他日复一日的坚持着，作为皇帝的老师，他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楷模。
万历皇帝
在皇帝沉湎于声色之中并对臣下的奏折视之不见时，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
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奏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经筵讲到70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艰难，“上了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申时行从不迷信，从各种记录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通过占卜祈祷的方式就可以和神秘的力量有所来往。他在一次给万历的妻章上说，“臣等不习占书，不知事验”，足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态度，他相信事在人为，哪怕收效甚微。
张居正虽然精明能干，但被人批评为言行不一。他要求官员廉洁奉公，自己的生活却过于奢靡，王世贞针对他英年早逝给予了讽刺，说他是纵欲过度而暴亡。申时行却不然，尽管有人对他的才能提出置疑，但还未有人对于他的私生活给予抨击。从27岁状元及第，43岁被张居正看中入阁，48岁成为大明朝首辅，申时行官历三朝，可谓“未壮而仕，未艾而相”，57岁那年急流勇退。出生贫寒的申时行，无论穷达，都恪守着士人的风范。
（三）行合于义
在古汉字中，“义”常常被写作“宜”，是应该的意思，是指作为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只能遵循而别无选择的最高义务和责任。
在一个以德治国的国度，首辅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明朝行政效率低下，文官集团利益纷争不断，张居正虽然精明干练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有了张的前车之鉴，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即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帝国，帝臣们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间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乱子。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城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够隙。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首辅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不过王世贞也说出了他的姿态，而且王世贞看不起的人有许多，包括名将戚继光，王本人也曾向张居正献过殷勤，只是未被理会而已。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但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见用。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他的行为符合“义”的标准，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万历皇帝所了解，所以这些历史并未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在执政的路途上，申时行对人要求不高，对己要求甚严；被人理解则继续向前，被人误解，则概当以慷，结果还是接续向前。
为国事申时行可算是鞠躬尽瘁，对此他也发过未老先衰的感叹。但一个人不可能满足所有成员的利益要求，对他的攻击还是不断出现。文官们参劾了申时行的亲家——礼部尚书徐学谟并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次辅许国为申时行辩护后也被参劾，文官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三辅王锡爵主持内阁。然而王锡爵责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皇帝上书称赞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这样，申时行又避过一劫。
大难不死的申时行在重新复职后没有清算参劾过他的官员，而且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则是他替邹元标说好话。这一位邹元标，除了上书触怒圣颜之外，还帮助反对申时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儿女亲家徐学漠。万历本来想重办邹元标，申时行出来讨价还价，终于使邹没有受到廷杖，仅以除籍了事，而在邹元标离职以后，申时行还在设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复职。其实这些事情并不出人意料，因为申时行始终是按照“义”的标准在行事，“子不仁，我不可无义”。
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能在残酷的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最终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如前所叙，人必须要有所追求；这种追求须是正义的、崇高的、超越物质欲望的精神层面的；要培养浩然之气，首先要有独立人格和博大的胸怀，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最后，在追求的过程中，要严以自律，保持高尚的道德境界。申时行正是这样一个心居于仁，身立于礼，行合于义的知识分子。他的浩然之气，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万历年间发挥了作用，让整个时政体系不至于立时崩塌。（文/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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