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滗画畫紅尘
明朝晚期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明亡，除了天灾（小冰河时期）外，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后，当时的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社会矛盾转移，才会走向最后的绝路。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崇祯帝在登基的最初几年里还是有机会拯救大明的。
可惜，没有经过帝王系统教育的崇祯帝，真的应了那句“当局者迷”的古话，以至于在他做皇帝的十八年（天启七年登基，崇祯十七年明亡）里，局势颓废的无法收拾。
期间，即使有大臣提出了解决方案，如：和后金议和、迁都南京等，如果实施，也许，大明还能延续，但最后也都被所谓的道德所束缚，而导致无力回天。
明亡，不可避免。
那么，明末社会矛盾有哪些呢？汪郎以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无法遏制的文官集团导致中央权力失衡，诱发了政治、经济等其他问题。
政治，讲究的是平衡！
自明初“仁宣之治”以来，明朝文官集团在经历了洪武、永乐的低迷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而相对应的，在皇权扶持下，宦官势力也随之抬头，成为和文官相抗衡的一股力量。
天启朝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本质上，就是皇权支持下和以东林为首的文官集团抗衡的势力。
崇祯登基后，剪除“阉党”是没有问题，但没有扶持自己的亲信宦官在朝中形成势力，使文官失去了被皇权监督下的约束，从而导致了众多问题的爆发。
1、党争延续，文官大都陷入了党争，为国忧愁，为民生计者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纵然，明末党争始于万历，在天启朝时得到加强。朱由检登基后虽然剪除了阉党，但他不愿意扩大打击范围，只是对阉党核心成员开杀戒，这也就使得很多外围阉党成员隐藏朝中，从而促使党争在崇祯朝得以延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崇焕之死。
袁的死固然有朱由检对他的猜疑，但实质却是阉党残余势力以及部分阴谋者试图借袁崇焕打击东林钱龙锡（关于袁崇焕，汪郎会专门写文讨论），从而对东林发起攻击，夺取崇祯朝的大权。
而党争的恶果就是，参与党争的人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顾自己的政敌提出的策略是否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又失去了东厂、锦衣卫两大耳目的信息提炼，朱由检逐渐失去了对朝堂的掌控。
2、财政困难，赋税来源由天启朝时期的商人为主，转为了农民为主，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的肩膀。
“士农工商”是封建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商人无论各朝，社会地位都是最低的。然而，明末时，这种情况却完全颠倒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流，“士商工农”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以农为本”的大明朝，农民居然沦落到了社会底层，这是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原因，而文官势力是导致社会阶层变化的根本原因。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蓬勃发展，使得朝堂上的文官其背后都有商人背景，如：东林党代表的是江南新兴工商业和小地主阶层，浙党的背后是海商和大地主，齐党、楚党依附的是权贵和传统内地大地主阶层等，这也使得万历、天启两朝收取商税时遇到的阻扰是很大的，但因为各派之间还有不同的政治诉求，故此，朝廷还能收得上商税。
然而到了崇祯朝，因为没有了宦官势力，有的只是不同的文官派系，故而各派虽然在政治上进行斗争，但在赋税上却达成了同盟，完全转嫁到农民头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二、土地兼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失地军户成为明末起义军的主要来源。
如果说党争是扒开大明朝的屋瓦，那么土地兼并就是在挖大明朝的墙角。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农民是一个王朝的根本，一旦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那么这个王朝离灭亡的时间就不远了。
明朝的土地兼并分为两种情况，而这恰恰是明太祖朱元璋构建大明的根基。
1、地主官僚阶层兼并土地。
因为元末动乱，导致大量无主土地的出现。洪武时，为了天下安定，朱元璋实行了“修养生息”的国策，建立黄册、鱼鳞册制度，统计人口，分配民田，减少官田，并鼓励农民垦荒。
但随着明朝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商业），尤其是明朝官僚体系制度的日益完善，百姓为了躲税、避税，以及民间地主阶层的强取豪夺，明初制定的黄册、鱼鳞册制度相继遭到破坏，土地开始集中，失地农民增多，开始向经济发达的城镇聚集。
但无论是江南，还是内陆，工商业的承载量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沦为流民，逐渐成为明朝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2、卫所千户、百户兼并土地。
军户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初实行“休养生息”国策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军事卫所以及军队屯田制度，一方面加强了大明对地方的军事威慑，另一方面加强了军队自给自足，减少中央财政支出的压力。
平心而论，这是一项近乎完美的军事制度，但问题就在于，朱元璋忽视了军户们的繁衍能力以及对改变身份的渴望，同时还忽视了地方卫所的指挥官千户官、百户官对财富的渴望。
这样的后果就是，因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导致很多军户在户籍上受到束缚，一人从军，世代从军，无论是走科举道路，还是脱籍，都很困难；而那些卫所的千户官、百户官，虽然为官，但也因为身份的限制，无法向民户那样自由，财富垄断只能是兼并自己手下军户的土地。
关键还在于，无论戍边，还是征伐，军户还要承担各级官僚对自己役使，月粮克扣，故此，到了明末，军户逃亡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
逃亡的军户也就成为明末另一股不稳定因素。
三、军人尾大不掉，募兵制的军队和家丁制的军队开始不受朝廷约束，逐渐转化为地方军阀。
军户制度的破坏，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军事制度的改革，迎来的是募兵制和家丁制，但这也造成了明末另一项社会矛盾，即，日益军阀化的地方军事首领和中央集权的矛盾。
何为军阀？即以武力为后盾，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虽然承认中央政府，但更多是我行我素，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
而在中央集权下，对于地方军事首脑的要求是，以兵部指令为行事准则，接受兵部的领导和指挥。
事实上，明初的军人地位是很高的。
然而，随着明初“文武共治”的政治架构，转变为“以文为尊，以武为卑”的制度格局，军人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哪怕是官职上的同级别，以文御武的思想已经达成共识。
在这样的观念下，尤其是在大明面临着内忧（农民起义军）外患（后金）的情况下，掌握一方军权的地方总兵，在发现中央政府的权威减弱下，趋于军阀化或者彻底沦为军阀也就非常明显了，如崇祯朝时的皮岛毛文龙。
先不论毛文龙牵制后金的作用大不大，但毛文龙不受朝廷控制，转变为军阀的趋势已经明显。
而在崇祯朝，已经彻底军阀化的当属辽东关宁系中的吴三桂，除此外，还有驻扎在九江，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
而在陕西，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被督师孙传庭斩杀的贺人龙，也已经是三秦土地上有名望的军阀了。
而南明江北四镇之一的刘泽清，在崇祯朝时，竟然杀了南下的文官给事中韩如愈，军阀骄横可见一斑。
军阀化的大明地方总兵，会带来什么危害？他们无视律法，军纪败坏，纵兵掠夺，甚至杀良冒功，抢掠妇女，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汪郎说：
当然，明末的社会危机远不止这些，汪郎也只是管中窥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纵观崇祯一朝，占据朝堂的大都是一群争权夺利的投机分子，如果要追溯明亡的真正原因，汪郎以为，文官权力不受约束，以至于文官制度的溃烂也可以算是一个主因。
王朝的衰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汪郎以为，尽管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江山可以万世永固，制定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已经是近乎完美的国家制度，但他的后世子孙不努力，或者说历代明朝皇帝思变的不彻底，没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上寻求进一步的精益求精。在已经诞生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资本主义萌芽）下，没有寻求更先进的制度来匹配，反而继续步入历代王朝的老路，灭亡也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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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汪郎
明朝后期天灾人祸不断，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急剧迸发，腐朽没落的明朝统治者进退失据，奄奄一息。最终李自成仅用了2天的时间便攻破了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玩完。
那么抛开天灾不说，我们看一下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究竟有多严重。
1644年正月，明朝朝臣中唯数不多的明白人，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上疏崇祯帝，疏中一针见血的指出：
“臣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于不均。何以言之？今之绅富率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计赢以役而独拥其利，有事欲其与绅富出气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极其富而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甚至于不能聊生，以相极之数，成相恶之刑，不均之甚也。”
在这样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大背影下，统治者还穷尽所能对老百姓敲骨吸髓，最终导致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百姓民不聊生，只有揭扞而起。
更可悲的是这些脑满肠肥，尸位素餐的肉食者们，在北京局势最危机时刻，崇祯请这帮勋贵大臣富商巨贾献金救大明于既倒，可是主疑臣奸，七拼八凑，方才献出了一万两银子。
可在李自成进京后，对这些居心叵测，一毛不拔的勋贵富贾们一阵屁股板，一顿杀威棒，居然敲出了七千万两白银，真是失财又丢命，可气又可叹。
这些聚集起来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之间的内部矛盾，促使李自成势如破竹，明朝各地方官吏与守军是望风而降。
你要说李自成有多高的政治智慧，有多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我看这二项都平平常常。就凭一句“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就让浸没了二百多年儒家理教思想的大明王朝轰然崩塌。
广大饥寒交迫的百姓，恨透了苟捐杂税，恨透了不停的征输，更恨的是助纣为虐的地方官吏，纷纷起来响应闯王号召。
而那些平日里只会肆虐百姓，遇“流寇”而逃的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 最终逼的那些最守本分的良民都投奔到起义军的阵营里去了。
素有明朝擎天一柱的左良玉，驻军襄樊，奸淫劫掠，无恶不作。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半夜里去左营放火。左良玉准备撤军，还未出发，老百姓箪食壶浆，欢呼雀跃的迎接“流寇”去了。
大明王朝的败亡，不怨天，不怨地，只怨统治者自己的腐朽没落，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方城阙
我是九歌，给你新视野。
明朝后期，整个王朝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无论开什么药，都救不活的那种。
1、先看明朝董事长，崇祯。政治矛盾与财政矛盾
世界有四种人:聪明而又勤奋的人；聪明但懒的人；愚蠢但勤奋的人；又懒又蠢的人。
很不幸崇祯属于第三种愚蠢但又很勤奋的人，这种人危害极大。因为他做的事情越多，错的越多。
比如上台就把魏忠贤给咔嚓了，我的老天！崇祯这货当时还没完全掌权，等把军权，财权全部拿到手之后，再收拾魏忠贤啊!可见他并没有这种当皇帝的政治能力。
北方战局糜烂，关外的清军，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军对北京虎视眈眈，本来他的祖先在南京给他留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只要南迁就可以卷土重来。但他为了名声放弃了。
对待属下员工的态度是有功劳不给奖励，犯错不加勉励反而找你背锅。整个明朝都是离心离德的，还反清，镇压农民起义军。这不是做梦吗？
再看朝堂内的结局，魏忠贤一派被清除之后，朝堂之内，再无压制他们的力量。本来崇祯准备收点商税的但是遭到朝廷中人的一致反对。收不上来税，反而对清军，农民起义军不断用兵，最后整个国家都破产了。
反而肥了那些东林党官员和海商们。
2、军事力量矛盾
整个明朝除了关宁铁骑能拿得出手一点，其他的军队。唉！不说了，知道什么是穿着军服的土匪吗？杀良冒功如此禽兽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杀良冒功：把百姓的发饰改成清军的，然后割了脑袋，回去报功】
这样致使一大批关外百姓投降清军，给他们当带路党。
当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时，他们会不惜与敌人联合绞杀政府力量。
3、与百姓的矛盾
甘陕一带大旱，民廷居然不及时救灾，反而对流民严加看管，派兵镇压。关外沦陷区的百姓回到明朝，得不到温暖的问候，反而被歧视，侮辱。
种种措施，都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最后民心也丢了。焉能不败！
萧中九歌：一个学新闻的历史板砖持有者，这里有现象背后的故事。关注我，给你新观点。
萧中九歌
明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体制非常突出的朝代，整个明朝都是一个政治集权空前强大的朝代。特别是到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历史关头，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的社会状态是纲纪堕落，法纪松驰，宦官专权，官员腐败，国库空虚，土地兼并，外敌环伺，内政不稳，倭寇在海，饥民在内，烽火遍地，民不聊生。
这些社会矛盾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焦头烂额的皇帝）
1、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失地流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明朝一开始对土地问题比较重视，朱元璋时期也进行过几次针对兼并土地行为的打击。为了防止功臣勋贵们强占土地，朱元璋还制定了九条法律，严禁侵占农民的田地。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规定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
（明朝农民）
直接破坏朱元璋规定的，正是他的皇子皇孙们。朱元璋在世时，全国的田地总量是八百五十万顷，可是到了明末万历时期，只剩下三百万顷；天启末年，更是只有一百多万顷。这些田地到哪里去了？正是被以皇族为首的贵族集团强占了。明朝初期，皇室的土地只有区区二万顷，到了正德时期，这个数字变成五万三千顷。正是皇子皇孙们带头，官僚地主纷纷效仿。到了明末，连富庶的江南都是“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何况其他地区！土地兼并使得大量的农民的田地被强买强占，无数农民无地耕种，成为流民。
2、不断加税，农民负担沉重
明朝后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军费大幅增长。为了保证庞大的皇族和官吏队伍，以及军队的军饷，只得加派赋税。从万历时起，税赋年年增长，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可是这些钱还远远不能满足军费的需要。崇祯末年，国家一年的军费需要二千万两，财政几近崩溃。从万历四十八年到崇祯十年短短二十年间，赋税增加了六倍。农民每亩田收入不过七八十钱，需要交纳的赋税居然达到百钱以上。这种负担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在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皇室和贵族官僚仍然日益挥霍。明神宗修定陵，用了八百余万两；为他的皇子册封、娶亲，用银九百三十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农民负担不起，就把目光瞄准城市的工商业者。从万历时起，明朝派大批宦官到各地开矿征税，使得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扼杀在摇篮里。这些大监强立名目，横征暴敛，激起了城市居民的反抗。那些城市手工业的工人、商人和城市贫民纷纷站起来，开展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
3、朝政黑暗，党派林立，争权夺利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成果被一票否决，而万历皇帝没有了管得住的大臣，三十多年不上朝，朝政荒怠。到了万历后期，朝廷官员空缺极多，很多政府日常工作无人办理。一些儒士文人联合朝中大臣反对宦官专政，形成了士人的“东林党”，与朝中依附在宦官门下的“阉党”势同水火，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这种斗争虽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严重的内耗耗尽了明朝的政治力量，官员们或不问政务，或矫枉过正，有一些是纯粹为了斗争而斗争，很少有人关心国计民生。
4、军队纪律败坏，扰民害民
由于朝廷没钱，军队领不到军饷，官兵便四处扰民。大将左良玉拥兵八十万，其中一半几近强盗，只会打家劫舍，战斗力极低。其他的官军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多官军杀良冒功，抢掠妇女，甚至形成老百姓“不苦闯逆，苦兵也”的奇怪状况。
（明军）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感人。万历四十七年，十万明军与满人在萨尔浒大战，五天内便大溃而逃，使得东北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对后金的几次大战中，明军总是败多胜少，尤其是大凌河之战和松山战役的失败，使得明朝已无力对抗后金。而明朝统治者重文轻武，虽然也出现了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等军事人才，但始终得不到多疑的崇祯的信任，或被杀，或被黜，自毁长城。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是一个急功近利、反复无常的皇帝。他生性多疑，刻薄寡恩，刚愎自用，用人不明，只知道将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对于手下的大臣，动辄杀害。另外他又死要面子，不肯用计策拖住后金，处理好国内矛盾和问题，造成最后局面的不可收拾。
笑语千年
明朝后期疲软无力有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但其根本还是因为明神宗时期留下的病根，而这一切的诱因还不止一个。
我们知道，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后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勤于朝政，他想让世人知道明朝没了张居正，还有他这个维持中兴的勤勉明君。
然而，国家的繁华还没维持多久，就出现了衰落，明神宗执政期间还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最后所幸做了个“甩手掌柜”。
国本执政，导致国力的衰落
国本之争一直贯穿明神宗中起到晚期，其原因还是皇长子朱常洛和福王朱常洵继承皇位的问题。因为皇后无子嗣，而明神宗又对朱常洵偏爱，就不愿立朱常洛为太子，这样的举动就让大臣们忧心忡忡，于是这些大臣也趁机开始了党争。
直到后来在皇太后的强迫下，朱常洛才最终被确定为太子，后来梃击案发生，福王离开京城，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才稳固。
太监乱世，党争崛起，也是导致国力衰落的一个原因。
明神宗中期时，因为财政出现危机，于是他派太监为天下矿监和税监以充实国库，但这些太监利用皇帝给的职权搜刮百姓财产，导致民不聊生。
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朝廷出现了严重的缺官现象，再加上朝政混乱，官员们纷纷要求政治改革。于是，1593年东林党成型，其名称源自顾宪成重修的东林书院，主持人为孙鑨、李世达和赵南星。
他们利用京察的权力将不符合自己设定的标准和不属于东林党人的官员降职或解雇。在如此多次后，引起了众多其他党派的反对，如宣党、崑党、齐党、浙党等。这些人为求自身利益排除异己，不思为国家劳作，每日只忙于党派互相倾轧。
明熹宗的登基，依赖于于东林党，因此当时大量启用东林党人，结果导致东林党对其他党派争斗不断。后来明熹宗对朝政也失去了耐心，魏忠贤由此干预朝政，齐浙楚党依附魏忠贤，号称阉党。
而阉党成员控制内阁后，魏忠贤更加肆意妄为，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
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东林党人被大量处死或下狱，但阉党成员的水平低下，无法有效处理朝政，国家出现饥荒后民变不断，而外患横生。此刻的明朝已经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劲敌。
1627年明熹宗落税后因霍维华之药去世，此刻大明王朝的“背锅王”信王朱由检上台，处理明朝前几任皇帝留下的这一大烂摊子。
明思宗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魏忠贤的势力，他下令停止魏忠贤生祠的建立，让后把客氏逐出宫外处死在浣衣局，对于魏忠贤的处置是让他取收凤阳皇陵，而魏忠贤在途中直接自缢了。
首先，明朝对外战争消耗的财力过大，导致明末的国力衰退到冰点。
明朝的万历三大征虽然三战皆胜，但其消耗的人力物力之大，导致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据当时粗略统计，这八年间光是国家的军事开支就达到了一千一百六十多万两白银。
而1617年努尔哈赤攻打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打败明军，明朝此后只能以防御的战略抵抗后金。在后金占据辽东地区后，袁崇焕等人在辽西宁远、锦州等地区地域皇太极。1629年皇太极绕道长城进攻北京，袁崇焕紧急回京对峙皇太极，但六部九卿会审后袁崇焕被凌迟而死。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该国号大清，并连续几次由长城转道攻打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而直隶当年一直灾荒导致民不聊生，辽西局势又日益恶化，明军战斗力持续下降，在多次与清军作战后解释败北，最后明军主力洪承畴投清，明朝退到山海关。
明朝末期社会矛盾总结
明朝末期对外贸易进入低谷，白银输出变少，因为农名交税需要白银，但他们手里却只有铜钱，这就造成了白银价格暴涨，而农名无法交税就会被打压、入狱等，这就造成了民变的诱因之一。
小冰河时期的来临，导致田间颗粒无收、蝗虫过劲农民没有粮食可饱腹，疾病肆掠、百姓饿死到处可见，民间更是出现了易子而食。
朝政混乱不堪官员贪污昏庸，以及后金战争需求大量的粮饷和清军的掠夺等等，都让大明崇祯皇帝左支右拙。
以上的外敌压力、国内农民起义、朝廷内部无能，都是大明末期的各种矛盾综合在一起，这些矛盾成为了推到大明这座高楼的压力。
而这些矛盾的来源之一便是万历年间的党争的开始，党争导致朝廷官员只顾自身利益，名没有心思过国家劳作，也导致了官员从上到下的贪污腐败、尸位素餐。
1627年，陕西发生饥民暴动，随后李自成、张献忠、高迎详等人发动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4月后攻克北京，明思宗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大明帝国覆灭。
戴老师讲历史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
当然，这有很多因素，比如腐败、老百姓赋税增加等等，但最直接的因素是金融泛滥，而金融泛滥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高利贷。
高利贷让整个社会失去了创造力，让富人富得冒油，穷人穷得不仅饭都吃不起，还负债累累。
金融泛滥在明朝仅仅两个阶段，就被一个因无法还高利贷的人所灭，此人就是李自成，即大家熟知的李闯王。那么，明朝的金融泛滥都经过哪些阶段呢？
第一个阶段：“万历中兴”的繁荣。
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时间长达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丞相张居正等能人的辅助下，明朝历史上出现了短暂的“万历中兴”繁荣局面。
可后来，万历皇帝逐渐懒惰下来，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处理政务，导致明朝走向衰落。
当时，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巨大的金融市场吸引了无数喜欢赚快钱的人。不仅民间的富豪、财主放高利贷，就连朝廷也在放高利贷，而且朝廷还给自己兴办的钱庄取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皇店。顾名思义，就是皇家开的店铺。
在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书籍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高利贷者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
不过，当时的老百姓还有土地可以抵押，社会暂时安稳，但老百姓已经表现出强烈不满。
第二个阶段：明朝末期老百姓造反。
到了明朝末期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借了高利贷后，不仅没有了土地、房产作抵押、赔偿，就连生活都无法维持了。老百姓为了活命，开始打富豪的主意了。而李自成就是第一个站起来和债主抗争的人。
由于生活原因，李自成向一个财主借了高利贷而无法归还后，他不仅被债主逼到走投无路，甚至债主还动用私刑，对他大加折磨。可李自成实在是无法归还利滚利的高利贷，最终被官商勾结，将他抓去游街示众，并关进监狱。
后来，是李自成的一些亲戚朋友，东拼西凑，才将他赎了出来。出狱后的李自成越想越气愤，索性将债主一家灭门后，举兵造反。有人带头后，其他负债的人群纷纷加入，很快就攻入了紫禁城，导致明朝灭亡。
客多文史
我认为明朝末年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 朝廷党派之争 这包含了党争和当时的执政观念以及中后期几任皇帝不作为所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 天灾人祸 连续的自然灾害及当时的官吏贪腐问题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繁发生，各级地方政府无力镇压，朝廷东扑西补，让本就空虚的国库雪上加霜。
三 外敌入侵 彼时白山黑水走出来的八旗军早就在边疆虎视眈眈，摩擦不断。而镇守边关的大帅权力过大，朝廷疑心太重。连续换帅军心不稳，最终的结果自然是矛盾重重。
1984-子菲
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矛盾空前尖锐朝后期，社会矛盾继续发展，土地集中十分严重。皇室和藩王勋戚的庄田遍布各地，福王的赐田达两万顷，其他藩王的赐田也很多。地主豪绅则巧取豪夺。政府赋税迅速增加，所谓"三饷"每年共征银一千六百余万两，超过了全年的正赋收入。 一部分官吏士大夫希望缓和社会矛盾，要求抑制宦官和贵族的特权。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被称为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遭到权贵太监的打击、迫害，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 明末，城市居民和手工业者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首先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临清的市民、脚夫万余人，反对宦官马堂滥收商税，残剥商民。随后湖北荆襄、武汉等地市民反对宦官陈奉，苏州市民和织工反对税监孙隆，北京西山煤矿工人反对矿监杨荣。驱逐矿监税使的斗争在各地城镇此伏彼起。
月夜羽夕
1、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2、天灾不断，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3、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面积的土地都掌握在地主、皇族等豪门手里，农民则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4、朝廷内部党争不断，当官的为了权力地位而打击异己，不关心国事民生；
5、满洲崛起，对外战争拖垮了大明的军事和经济命脉。
后汉书
很荣幸回答您的问题。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在政治上，明朝从嘉靖朝就开始形成了皇帝不上朝的的怪圈，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他的孙子万历皇帝也跟着效仿，也长达有二十年不上朝，之后的明熹宗更是躲到宫里做木匠，皇帝疏于朝政，使得朝政大权都落到权臣或者宦官手里，本来就就凋敝的朝廷更是变得混乱。
皇帝不理政，最终也带来了宦官专权，万历后期及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独掌大权，他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打击东林党人士，使朝廷中掀起东林党和阉党的纷争。然而在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上位却也不思朝政，排斥打击其他 反对人士，掀起朋党之争。党争误国，在明朝后期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经济上，说起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还是封建社会都存在的问题，即土地兼并现象。然而明朝的土地兼并之严重，超过任何一个朝代。首先，作为封建统治者的皇帝大肆圈占土地，建立所谓的皇庄，同时对所封王室在土地上乱加赏赐，随便的一个异性王在当地就能得到几万顷土地的赏赐，地方官员不得不剥夺原本由农民耕种的土地来迎合圣心。
同时，地方的大地主阶级，大官僚也上行下效纷纷圈占土地，大片大片的土地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这样的后果就是有大量的农民无地可种，变成了流民，流民也成为了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明末农民的赋税也是繁重无比，尤其是崇祯即位之后，他取消了原本针对大地主阶级和富商征收的商业税，使得国库收入减少了一大半，所以沉重的赋税压力又都摊到农民的头上，成为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三，军事上，明末国库收入吃紧，导致明朝军队的粮饷经常发不到位，军队士兵在没有粮饷的情况下，经过会骚扰周边百姓掠食夺物，当时在农民中甚至有“不怕寇就怕兵”的荒唐说法。
在明末，朝廷不仅要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有守备防御关外的满清，在内忧外患情况下，统治者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军事思路，使得明朝的军队往往顾此失彼，不能对隐患一棒子打死。
种种因素迁移复加，经年累月，终酿成了明朝的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