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大灾荒时,范仲淹严令米商抬高价格,为何灾民却赞口不绝?

霓裳◆落花瓣◇


《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件事,皇佑二年,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浙,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一时饿殍满地,百姓为了活命,只能背井离乡。

当时,61岁的范仲淹正在浙西为官。他不光开仓赈粮,还四处倡议,发动民间富商大户一起来赈济灾民,但政府的粮食毕竟有限,来自民间的救济更是杯水车薪,无法应对灾情。

(范仲淹剧照)

眼看灾情无法控制,按说范仲淹应该一边上奏朝廷,一边加大力度筹款赈灾才是。可他却显得有些不务正业,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划船大赛。

范仲淹为了把划船大赛搞得风生水起,还特意做了很多宣传。他自己也常常携朋带友,乘船在江中宴饮游玩。每逢划船大赛的时候,他不仅张灯结彩,还敲锣打鼓,把个赛事举办得热热闹闹,吸引了不少人来观看比赛。

在范仲淹的组织下,划船比赛花样繁多,赛事不断。

由于热闹好看,吸引了不少外地人专门来看。因此,从春到夏,江河上的比赛从未间断过,而岸上的看客更是熙熙攘攘,玩得十分尽兴。

除此外,范仲淹还把寺院里的住持们召集起来,提醒他们,灾年人工价钱低,何不赶在这种时候大修寺庙。住持们觉得有理,于是纷纷整修寺庙,搞土木工程建设。

一些富商大户听说人工便宜,也开始忙着修葺房屋,建粮仓等。

最后,范仲淹又找到城中的米商,对他们说,灾年应该提高米价,赚取更多利润。

米商听了范仲淹的话,非常高兴。因为范仲淹说了,就等于是官府同意涨价。所以,米商们把 粮食的价格涨了又涨,害得许多百姓更加买不起。

(大兴土木,图取其意)

这样一来,很多人都对范仲淹说三道四,认为他置百姓疾苦不顾,光是整些娱乐赛事,另外还大兴土木,根本不体恤民情。就有人在宋仁宗面前弹劾他。

宋仁宗也觉得范仲淹这是劳民伤财,不顾百姓死活,是渎职的罪过。于是,就让范仲淹解释。

范仲淹呈上一份奏折,为自己辩护。

范仲淹说,灾民太多,光靠政府赈济,根本没有成效。所以,这是他另外想的方法。

江浙一带近水,百姓素来喜欢比赛划船。

想要参加划船比赛,就需要造船。造船就需要工人,这样就能使部分灾民有工作。另外,在比赛的过程中,还需要雇人来参与比赛。这样,又可以缓解部分灾民的生计问题。

(宋仁宗剧照)

为了给更多的百姓提供就业机会,他又动员香火旺盛的寺庙翻修寺庙,加盖房舍。而富商大户们见到人工便宜,也纷纷仿效寺庙大兴土木。这样做,就能让本来饭都吃不上的灾民,都得到了安置,缓解饥荒。

另外,由于米商哄抬米价,其他地方的米商听说有利可图,就会纷纷把米运到此地来卖。由此,米的储备就会非常充足,甚至供大于求。米商们为了早点脱手,就会纷纷降价。这样一来,米价不仅不会涨,反而会比之前还便宜。

宋仁宗听后,才明白范仲淹的良苦用心,范仲淹这样做,不光给饥民提供了工作,还替政府分担了忧愁。因此,宋仁宗对范仲淹大为赞许。

而事实真是如此,江浙一带的饥民,由于都有活干,有饭吃。因此,尽管饥荒还是很严重,但他们平安地度过了最难熬的荒年,等到了第二年粮食收成的时候。百姓的损失,也变得微乎其微。

可以说,范仲淹虽然只是个古代官员,但他却懂得利用经济规律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平衡经济危机。这一点,显然是十分了得的。

(参考史料:《梦溪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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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治理灾区的手段是这样的:

范仲淹去杭州任职的时候,正好那里闹荒灾,百姓饥肠辘辘没米开锅,当地的米价也涨到了每斗120。面对这样的问题,范仲淹没有用强硬的手段去控制米价,反而下令把米价涨到180每斗。原来每斗120已经是高价了,现在涨到180简直是天价!要知道粮食是生存的根本,哪怕是一点点的价格波动都会引起恐慌,更何况一下子涨了50%。

杭州的米价涨了,范仲淹还命人向灾区周边散布消息,告诉外围的人这里有多么缺米,价格有多高,利润有多大。周边地区的米商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兴奋,大批大批地往杭州运米,很快杭州的米就饱和了,价格也跌回原来的每斗120。为了稳住米商,范仲淹没有继续打压米价,而是最终把米价稳在了每斗100的价格,这样杭州的百姓解决了吃饭问题,灾情也得到缓解。

范仲淹“做空米价”的质疑

范仲淹治灾的故事曾经是考试的题目,后来有很多人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范仲淹要做空米价,必须要有大财团来炒作。把粮食的价格炒高50%,需要大量屯积,因为只有不停的买进,价格才会跟着水涨船高!没有买进,只是下令涨价,那就出现有价无市,涨价令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这个疑问,我是这样理解的:

杭州出现灾情,朝廷肯定会下令赈灾,这样范仲淹手中就有了一部分赈灾的粮食和银子。在赈灾方法上,范仲淹没有用传统的方法。他一方面下令粮食涨价,另一方再暗中收购粮食,这样大量购进就会引起粮价迅速上涨。

杭州本地也有粮商,他们看到粮价上涨也会囤积和购进,只要这种形势一旦形成就容易了,粮价一直从120的价格涨到180,这时候外地粮商进场,杭州粮食很快就饱和,范仲淹这时就开始抛售原来收购的粮食。市场就是这样,在供过于求的时候,只要有人打响降价第一枪,整个价格体系就会崩溃,不过当时有范仲淹这位“官方操盘手”在控制大局,他为了稳住外地粮商不离开,把粮价控制在100左右,这样对于外地粮商来说还算是比较可观的利润,对于百姓来说这个价格也能接受。

范仲淹赈灾采用的是“四两拨千斤”的办法,用有限的赈灾钱粮撬动整个市场,从而达到赈灾效果最大化,在这里给范仲淹点个赞!


水煮汗青


其实,范仲淹的这个做法和股市里的坐庄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做法相同而目的不同。股市里的庄家坐庄是为了拉升股价,在股价低迷的时候大量买进股票,然后高抛获利,范仲淹则是为了杭州城的百姓,先通过行政上的手段,利用政府的现有资金大量买进市场上的大米抬高价格,吸引大量的米商进场,造成供应大幅增加,这个时候又不计成本地抛售之前买进的大米,造成价格大幅下跌,从而压住了当时杭州城的米价,让灾民渡过了灾荒。

▲范仲淹的做法与股市坐庄一样,只是目的不同

股市里的庄家坐庄是为了赚钱,而范仲淹不是为了赚钱做的这个事情,两者目的不同,只是手段相同而已。

范仲淹治理灾区的经过,充分利用了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

其实这个过程很多史书都说了,基本就是范仲淹在杭州任职的时候遇到了灾荒,很多百姓没有吃的,当地的大米也涨到了每斗120文。面对这种情况,范仲淹很聪明,他没有用行政的手段去压低粮食价格,因为这样做是无效的。

为什么无效呢?举个例子吧,津巴布韦的通胀大家应该知道吧,发行货币的面额已经到了一个天文数字,后面有多少个零我也不想数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数数看。

▲津巴布韦货币

通胀严重的时候,当地商店卖的商品价格非常贵,政府为了控制物价强行命令商家压低价格,这个政策也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但是价格压低之后,商家不卖了。为什么呢?因为商家卖了就亏本,与其亏本,还不如不做生意。如此一来市场本来还有一点供应量,结果就造成了“有价无市”的局面,商品价格是压下来了,但是没有商家供应商品。

其实通胀说白了就是货币多了,商品少了,而这种商品大家都要买,如大米这样的,每天都要吃,大米数量有限,所以大米价格就上涨。如果范仲淹强行命令商家降低价格,那么价格是会下去,但是商家也不会供应大米,因为卖了大米他就亏了。不压低价格的话,虽然大米贵,但市场总还是有供应的。压低了价格,虽然大米会便宜,但是市场上也不会有大米的供应。

所以范仲淹是透过现象看到了事情的本质,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利用政府现有的资金在市场上大量买进大米,这样就造成了市场大米价格飙涨,从120文一升涨到了180文一升。

在大米价格上涨之后,周边的商家听说杭州的米价到了180文一升,便纷纷跑到杭州来销售大米。因为赚钱,因为利润,所以商家自然会趋之若鹜。等到杭州大米供应充足的时候,范仲淹便大量抛售之前购进的大米,并且是不计成本地抛售。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一下子出现了巨量的供应,杭州大米的价格便瞬间跌落,最终把大米价格稳定在了100文一升的水平,如此一来杭州的百姓就有了饭吃,灾情也得到了缓解。

这种做法虽好,但在古代不会常现

这种做法确实非常好,能够稳定米价,使当地老百姓得到实惠。但是这种做法在古代也不可能常现,因为要做到压低米价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关键是执行这个政策的人必须是一位道德高尚,且一心为民的人。

要知道在古代基本还是贪官居多,如果执政这个政策的人是个贪官,那么只会让老百姓受更多的苦。贪官完全可以在市场价格为120文一升的情况下大量买进,炒到180文一升的时候禁止外地商家进入杭州,由此就会造成杭州的米价不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低吸高抛。

也就是说,如果执行这个政策的人道德有问题,那么老百姓只会更苦。

比如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曾经任用过一位贪官掌管市易司,市易司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在市场上物品价格平稳的时候购进市场上的物品,如果市场上物品价格出现大幅上升,则抛售之前购进的物品以平稳物价。

▲王安石用了太多的贪官,以至于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所以市易司设立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位贪官掌管市易司后,强行购入了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商品,连针线、水果都不放过,造成市场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他在购入商品的时候给的价格非常低,比市场价格还要低很多,搞得市场上的商家基本全部亏损倒闭。在市场价格上涨的时候做起了几乎所有的生意,物价也被他抬的非常高。以至于一个政府部门做起了杂货摊、水果摊、夜市一类的生意。本来是为了老百姓的一个好政策,结果变成了恶政。

所以,范仲淹的做法,也只有范仲淹这样的人去做,老百姓才能得到实惠,只是他这样的人,在古代社会中实在是太少了。


老威观史


范仲淹救灾不仅仅是抬高米价,而且还教导百姓天天游山玩水,甚至还趁火打劫似的劳役百姓。为此很多官员弹劾范仲淹不体恤百姓的艰难,枉为父母官。不过范仲淹的做法却处处体现了经济规律,最终完美的解决了一次大饥荒,让当时所有人拍案叫绝。



范仲淹幼年丧父,两岁时母亲谢氏因贫苦无依改嫁了朱文翰,所以范仲淹改名为朱说[yue]。成年后的范仲淹考中进士,28岁时才认祖归宗,改回了范仲淹。

范仲淹为官后秉公直言,也因如此,经常遭受一些权贵的打击,被调离了京城,任地方官。在地方上,范仲淹不改忧国忧民的本性,多次劝谏宋仁宗克制欲望,不要铺张浪费。并且上书朝廷精简官吏,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公元1049年,60岁的范仲淹被调任为知杭州。第二年,这一地区发生了大灾荒,史载“吴中大饥,殍殣枕路”。这也就是说当时的灾情异常严重,道路两旁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范仲淹紧急调拨国库的粮食,募集民间的存粮来营救百姓。但这种做法显然还不够,无良商人囤积居奇,大量食不果腹的百姓选择离家流亡,就在这时范仲淹提出了三条救灾策略;

  1. 利用杭州人喜爱参禅理佛、比赛划舟的心理,让大家尽情游玩。另外,范仲淹也曾亲自出现在西湖之上,组织了大规模的划舟比赛。
  2. 范仲淹召集了大量食不果腹的民众,让他们翻修府衙、仓库,并且付给他们很低的酬劳。之后范仲淹亲自拜访那些囤积了大量粮食的寺院,告诉他们现在的工人工资非常低,可以趁机让这些人为寺院修建住宅房舍。主持们一看有利可图,于是怀着占便宜的心理,纷纷雇佣廉价劳动力。
  3. 对付那些故意囤积居奇的无良商人,范仲淹把他们召集起来说:“你们应该联合起来把粮食价格再次提高。”商人们一看有官府牵头,于是经过商议,联合将粮食价格提升了很多。



范仲淹做完这几件事后就回到了府衙,静静地等着结果。结果在此期间有人弹劾范仲淹整日游山玩水,而且还在荒年大兴土木,不顾百姓死活。

范仲淹收到朝廷的斥责后,向朝廷上书说明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组织划舟比赛和庙会是为了增加旅游资源,让那些从事贸易、饮食行业的人获得收入。府衙、寺庙大兴土木是为了稳定流民,让他们不至于流浪,据说当时为官府和寺庙做工的人达到了数万以上。

最后说说让奸商们涨价。当时这些奸商果然想着趁火打劫,所以把米价调整到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步。但此时周边没有受灾的地区听说了杭州粮食价格昂贵,可以乘机赚他一笔,于是纷纷带着自己城市的粮食来到了杭州。

结果,大量的粮食来到了杭州,一时间粮食多如牛毛,很多人瞬间傻了眼。货到地头死,最先抛售的就是外地的粮食。就这些形成了连锁反应,一时间,粮食价格迅速平抑。



范仲淹的三条计策非常独到,可谓是看透了商品的供求关系,也明白了就业是民生之本的道理。如果不知道范仲淹所处的年代,或许还以为他是现代人呢。

第二年,灾荒度过之后,吴中地区只有杭州平安无事,百姓没有流亡,也都非常感激范仲淹的政策。朝廷得知之后,也表彰了范仲淹。

最后说一下,这个故事从侧面反应了一个问题,百姓们都无以为继了,为何那些占山化缘的和尚竟然与奸商一样拥有大量财富和粮食?不得不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呀。


我是越关


大灾荒时,范仲淹命令米商抬高价格,灾民反而对他的做法赞不绝口,为什么呢?其实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范仲淹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出任杭州知府,当时正赶上杭州闹饥荒,那些米商们趁机哄抬粮价,致使百姓都买不起粮食,面对这种情况,范仲淹必须尽快想出对策,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大批灾民。

当时,范仲淹针对这种情况,做出了两条线并行的方法。

第一,范仲淹向朝廷申请救灾粮食,以此来安抚百姓,但是这需要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还必须有第二天对策。

第二,范仲淹开始命令米商们抬高价格,最开始百姓们和米商们都不得其解,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遇到这种情况,米商们自然最开心了,赚钱的事肯定乐意做,但是很快他们就开心不起来了。

范仲淹命令米商们抬高粮食价格,很快粮价上涨,米商们开始大量卖米,想多赚钱。这样的高利润吸引来了大批米商,他们运来了大量粮食,开始砸价,虽然价格也很高,但是比本地的粮食便宜。

本地米商一看这种情况,马上也开始降价。一来二去,粮食的价格开始下降,没过多久,朝廷的粮食也来了,粮食的价格趋于平稳。这次粮食危机也正式的过去了。

范仲淹的一系列举措,看似有些疯狂,一开始百姓有点不理解,但是范仲淹的举措开始奏效以后,百姓们开始称赞老范,不愧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历史还有哪些事


利用商人逐利的特性,范仲淹打了一手好牌。

商品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范仲淹在任时遇到了灾年,米商纷纷涨价,引得达官贵人和平头百姓哄抢之,且愈演愈烈。

如此下去,最后必然民不聊生,这个时候范仲淹并没有如平常人所想的那般,利用官府的力量,强压米价,反而令米商在当前的高价上,再涨几倍。

米商们虽然懵了头,但所幸对自己无伤,所以也乐的奉命,可接下来市场的行为就让当地米商大吃一惊。

附近周边城市看到范仲淹所在城市的米价如此之高,逐利的性质使得他们将一车车的大米送入该城,使得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这下轮到米商焦头烂额了,本地米商本就囤积了大量大米,而外地运来的大米也不堪往返运费只能选择就地出售,无奈之下,只得将米价以低价卖给老百姓,使得老百姓平安度过了一个灾年。

类似的场景,在《大宅门》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京城百草厅前往关外购买黄连,所有原料商都知道 “百草厅”的名号,知道其采购必然是巨量,而百草厅的两位智叟不慌不忙的往市场放出一个信号“只要你的货好,便是一千斤我也吃的下”,并且在一家原料商那里以高价买了几斤黄连。

然后两位老头便带着白景琦在城中玩了几天,当再次回到药材市场时,发现遍地都是上好的黄连,老头找到了之前高价买的商人那里,以远低于原价的价格购买了大批黄连,搞得商人哑巴吃黄连。


史味人生


北宋是一个商人的社会,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数百个小饭在那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在这其中,我听过的一个历史故事里面,就是对北宋这种商业模式最好的诠释。

那就是范仲淹救灾的故事,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家和文学家。他曾经有一个故事可以说让当时很多的政治家奉若经典,那就是有一个灾区闹了饥荒,范仲淹前去救灾,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范仲淹命令灾区的粮价提高。

所有人都认为范仲淹只不过是想临时捞一把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却引来了不同的经济效益,就是周围的量是充足的区域,他把自己的粮食运输到量价比较高的灾区进行贩卖,结果导致灾区的粮食陡增,此时灾区粮食供不应求,灾区粮食的价格也就下降了。

有人曾经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我们就逐一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点,北宋是一个商人的社会,商业体型发达,而且北宋的商业贸易中的关税是重要的税收,也就是说,灾区发生饥荒,商人把粮食从其他地区运送往灾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第二点,有人说北宋救济灾荒的时候没有赈灾吗?灾区爆发这么大的饥荒呢,很显然,当地的粮食已经不够吃了,只能够从外面运,但是,外面运的粮食也得自己吃啊!就算是要给赈灾粮食,那也不可能完全的把这个地方的灾民给喂饱,有了粮食的空缺,等于原本只需要养活40万人的粮食,现在需要养活80万人,粮食是固定的,每年只能生产那么多,那多余的粮食也不可能全部用在救灾,(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悟空问答)所以灾区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不可能全部用赈灾粮时来代替,如果真的够用,那古人赈灾的时候就不市施州了,而是直接给饭了,而是给一部分的钱才和粮食,粮食是由中央直接掉发的,而钱财则是交给这些赈灾的官员去附近的百姓,居民家里的存粮,或者附近官府去购买,所以当地的粮价和政府发放赈灾粮食是有直接关系,粮食的价格高,那自然发放的赈灾款项也就那么多,买到的粮食也就越少,能救的人也就越少。

也就解决了第三个疑问,也就是范仲淹如果想要提高粮价,那必须得有人帮他把这个粮食的价格给提升上去那就需要做到囤积货物,囤积粮食。范仲淹手里拥有着赈灾粮,审核赈灾款项,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做了这件事情以后,范仲淹甚至是在中央受到了某些人的弹劾,说他此举为祸一方,但是要问这件事情对与错,你去问问灾民的肚子到底要不要吃饭!我相信在失去了范仲淹的手段以后,这些灾民估计饿的想吃你!


漩涡鸣人yy


王安石奇招度灾荒

这是王安石的妙招

  王安石奇招度灾荒      北宋仁宗(赵祯)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江南127县霪雨连绵,经久不歇,以致田中禾稻颗粒无收,粮价飞涨。到了这年10月,原来400文钱一石的米价,飚升到1500文,老百姓苦不堪言。

  江南各州府官员,一面向朝廷伸手待援,请求放粮救助,一面强力抑制粮价,严惩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奸商。而后为一代名相的王安石,时年26岁,正在浙东沿海的鄞县(今浙江宁波)做县官,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胆使出“奇招”,不但不抑制粮价,反而发出公文,硬性规定该县境内米价每石3000文,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顿时民怨沸腾,骂声不绝。因为米价太贵,不少人家只得食粥度日。粮商们因此发了大财,无不欢天喜地,都“知趣地”纷纷来给县官大人馈金送银。

  王安石则来者不拒,命人一一收下,进账入库。偶尔有新来乍到的外地粮商不知“规矩”,忘了敬献金银,王安石就派人前去讨要。

  到了次年3月,江南120余县,市面上几乎无米可卖,黑市米价涨到了5000文一石,还常常“有价无市”,以致饥民大量涌现,外出逃荒饿死的人甚多,昔日美丽富饶的江南,已是饿殍枕藉、哀鸿遍野,一片萧条凄凉。而王安石治下的鄞县境内,却米粮充足,百姓生活安定。原来当初全国各地商人听说鄞县的粮价高涨,认为有利可图,都纷纷将米粮大量贩运到鄞县。鄞县百姓虽然消耗了多年的积蓄,却几乎没有出现逃亡的饥民。对于无力买粮的人家,王安石就利用粮商“敬献”的大量银子予以救济,使彼等度过灾荒。后来,鄞县的米粮越积越多,渐渐供过于求。商人已经把米运来,不好耗资把它再运回去,只得就地降价销售,米价竟慢慢回落如前。鄞县较之于江南其他各县,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新月)

  


周建辉23


这是范仲淹创造性思维的结果。范仲淹是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是一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奇才。

他面对灾情并不是简单的简省节用,省出钱来赈济灾民,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兴土木,宴饮游乐的办法。看似荒唐,实则有效。在饥荒年代,谁都没饭吃,如果能给口饭吃,就有人愿意给别人当雇工。

这时候,如果能大兴土木,那就等于给灾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一方面满足饥民的吃饭需求,一方面可以建设一些工程,另一方面由于饥民的要求低自然工钱也少,工程的建设成本必然降低。这是一举三得事情。

当时,范仲淹是浙西的父母官,面对灾荒,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当地百姓喜欢赛龙舟,于是他就投其所好的鼓励民间举办龙舟赛,自己则带头每天在西湖上喝酒游乐,从春到夏。其实这就是一种扩大内需,解决饥民困难的办法,而且直到今天举办大型体育赛事都是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好办法。

这样一来很多基民就找到了龙舟赛事提供的就业岗位。此外,当地人还喜欢礼佛,范仲淹又把当地寺庙的主持找来,告诉他们,现在民工的工资很低不趁这个时候大兴土木,扩建寺院还等啥时候?于是乎,各个寺庙都争相装修扩建,又为饥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范仲淹自己也没闲着,他也积范仲淹自己也没闲着,他也积极开发就业岗位。开始组织修缮翻新仓库和官吏们的住房。这样一来,灾民的就业岗位就更多了。

通过这些措施,很多工程项目都开始施工,龙舟赛和娱乐业都红红火火的举办起来,灾民获得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赈灾很容易进行了,而且和饥荒并生的抢劫偷盗都消弭于无形了。

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两浙路唯独杭州没有逃亡的灾民。从长远看,在灾情完全控制以后,这些产业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为今后低于在还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

正是以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赈灾,才使得灾情迅速缓解,而且调动了当地各方面的财源参与赈灾,不但解决了灾民的吃饭问题,还发展了当地经济。但是灾民数量多,有钱还不行还要有米吃才行。

在这样的形势下范仲淹才敢下令提高米价,让外地的大米流入杭州,解决当地灾民的吃饭问题,这些举措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吃饱,但是可以保证少饿死人甚至不饿死人,这在封建社会就已经极为难能可贵了。

范仲淹的做法是化危为机,把一场可怕的粮食危机转化为发展经济的难得机遇,有力的推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当地的娱乐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很高效的控制了危机就急了饥民。为范仲淹这种逆向思维点赞!


小小嬴政


这件事发生在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期间,按理说每逢饥荒,官府应该散粮赈灾,平抑物价,为什么范仲淹反其道而行之,灾民却赞不绝口呢?

这其中蕴含着基本的经济规律,范仲淹对经济规律运用地出神入化。

范仲淹抬高米价赈灾的故事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浙江遭遇空前饥荒,饿殍满地,饥民满路,朝廷只得下令“两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听人收养,后不得复取”,可见当年饥荒的严重程度。

宋朝在各地都设有常平仓,平时储备大量粮食,一用于饥荒时放粮赈灾,二用于粮价过高时平抑物价,但这次大饥荒太过严重,常平仓的储粮不过是杯水车薪,于是范仲淹下令让杭州的各大米商放粮赈灾,解救饥民。

这种措施在古代赈灾时很常见,商人一般都会听从官府,顺便自己也能赚钱——虽然比平时赚的少,但也不至于亏本,亏本的买卖他们不会做,官府也不会强迫。

但这一次出了意外,杭州的几大米商勾结起来,不仅不降低粮价,反而趁机囤积粮米,哄抬粮价,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一斗米涨到了一百二十钱。

这种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的,大发民难财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会遭到官府严厉惩处,但范仲淹却出人意料地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反而下令让各大米商提高米价,提高到一斗米一百八十钱,不过有一个附加条件——卖出价和收购价都要抬。
米商不明觉厉,觉得这是好事一桩,就纷纷抬高价格。

范仲淹还派人把杭州米价高的消息到处张贴、散播。附近地区的大小粮农米商听说杭州米价高,纷纷把手头上的米运往杭州,一时间杭州市场的粮米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

可杭州几大米商的实力毕竟有限,他们无法把外地运进来的米全部吃掉,外地来的粮农米商一看本地米商吃不下,大量米放在自己手里就发霉烂掉,运回去又成本太高,只好在当地把米降价抛售,这样好歹还能变现,不至于烂在手里。

这样一来,杭州的米价就降下来了,而当地几大米商一看外地米商抢了市场,没人买自己的米,存在手里卖不出去同样会发霉烂掉,还不如抓紧卖了,于是也跟着降价抛售。

供过于求,价格下降;供小于求,价格上升。这就是范仲淹运用的市场规律。

当然,这个规律的运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杭州当地的大米商没有实力全部吃掉外地运进来的米,否则他们就可以继续囤积居奇;二是古代的粮食存储技术有限,粮食(尤其是新粮)无法长期储存,米商会着急把粮米卖出去。不然的话,米价只会越来越高。

范仲淹奇葩的"荒政三策"

其实在赈灾的过程中,范仲淹不仅搞出了“严令提高米价”的政策,他还有采取了另外两项不为常人理解、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这三项救荒政策合称"荒政三策"。

第一项是大兴土木。

灾荒时期,饥民遍道,饥肠辘辘,还要鼓励公私大兴土木之役?没搞错吧?

没错,范仲淹不但自己带头,动用公款投资修建馆舍、库房,还专门召集杭州各大寺院的主持开会,对他们说“现在是饥荒年,人工钱最便宜,正是你们大兴土木的好时候啊!”

主持们听着有道理啊,于是纷纷大兴土木,招募工人兴建扩建寺院。这样一来,饥民们有活干了,有工钱赚了,就能买米,养家糊口,避免了流浪饿死,背井离乡。

第二项是鼓励旅游。

范仲淹再次反其道而行之,在西湖上举办龙舟竞赛、大型宴会、节庆等活动。虽说受灾的饥民不少,可杭州是大城市,城内达官贵人有钱人多的是,他们不缺钱,纷纷外出参加宴饮旅游。范仲淹趁机招募饥民,从事餐饮、服务、贸易等,解决了大批饥民就业和收入问题。

可笑的是,针对范仲淹不按常理出牌的"荒政三策",朝廷御史竟然弹劾说“范仲淹在饥荒时抬高米价、大兴土木、宴饮旅游,不知体恤民力,赈济百姓,属于典型的劳民伤财。”

范仲淹向皇帝上述解释了其中原委,才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后来,在范仲淹大力推行的"荒政三策"下,杭州顺利解决了饥荒问题,史载“是岁两浙惟杭州民不流徙”。

范仲淹的确是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采取的"荒政三策"直至如今还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所反映的经济规律与"荒政三策"并无二致,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政治家的智慧。

我是专注历史文化的狄飞惊,欢迎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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