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暴裂為何會無聲？什麼是無聲的暴裂？暴裂和“爆裂”不同，前者指由內而外緩慢地脹裂，後者指突然的爆炸。作者通過電影分析了這兩個物理狀態，揭示出“無聲”多層次的涵義和背後的社會基礎。真正可怕的並不是“暴裂”，而是暴裂之後的“無聲”。
《暴裂無聲》是忻鈺坤繼《心迷宮》後導演的第二部電影。延續了《心迷宮》懸疑、劇情、犯罪的特點，《暴裂無聲》在獨立電影市場上也廣受好評。學者戴錦華對該片也讚不絕口：作為第二部，作為今日國片，難得。那麼，這部片子究竟好在哪裡？講述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它要反映的是什麼樣的問題？
電影講述的是關於找孩子的故事。礦工張保民12歲的兒子張磊，在一天早飯後去後山放羊，再也沒有回家。在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張保民只好打印了尋人啟事，一路張貼。
律師徐文傑幫礦山老闆昌萬年打贏了官司，拿到了豐厚的酬勞，卻憂心忡忡。3天后，他的女兒失蹤了。張保民懷疑兒子張磊的失蹤跟礦山老闆昌萬年有關，於是開始查探，卻歪打正著地從昌萬年手下的手裡救出了律師的女兒。到了最後礦工張保民指控煤老闆昌萬年的時候，知道真相的律師卻選擇了無聲的沉默，與張保民奮力幫助律師找回女兒的行為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很明顯，這部電影裡的煤老闆、律師、和礦工代表了三個不同的社會階層：資本家、中產階級和底層人民。 這一分層在電影使用的兩處意象那裡得到了體現：片頭，放羊的磊子用幾塊小石頭搭成了一個“小山”，這可能是不能講話的父親和兒子常玩的遊戲，“你的名字就是像這樣的，用幾個石頭搭起來。”
這樣一個由石頭堆砌的簡單的“磊”字彷彿就是這個社會階層分化的縮影，只有少數人能處在金字塔的頂端，中間是中產階級，而處於底層的則是失語的無名者。同樣的意象還出現在礦山老闆昌萬年的辦公桌上——一個金字塔形狀的裝飾品。也正是用這個“金字塔”，昌萬年砸暈了闖進來尋子的礦工張保民。
金字塔模型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結構嗎？有學者研究指出，今天的中國社會並不是金字塔結構，也不是美國的橄欖型結構，而是更極端的“圖釘型社會”：細長的富裕階層和寬厚的中底層。但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居於頂層的都是極少數人。
“暴裂”是張保民的憤怒和暴力；也是昌萬年的殘暴和無情。張保民是“暴裂”的，他痛失愛子，沒有申訴的渠道，只能任由暴力的因子在心中積累和膨脹；昌萬年是“暴裂”的，他所代表的資本家殘酷不仁、瘋狂剝削、為所欲為，逼人歇斯底里地爆發。暴裂在片中主要體現為底層的礦工和頂層的資本家之間的矛盾。
“無聲”的指向則更加明確：張保民是斷舌的啞巴，他無法說話，他是無聲的；昌萬年是作惡者，他想隱藏一切，他是無聲的；徐文傑被誘惑被逼迫而走上了幫兇的道路，他清楚所有事實，卻不敢聲張，他也是無聲的。導演為何這樣安排？
張保民是底層人民，他獲得的信息量最少，最終仍不明真相，自己的兒子到最後也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作為觀眾，我們同情他吃啞巴虧，可是細細想來，他口齒健全又能說什麼呢？況且張保民只是舌頭斷了，他並非全然不能說話，而是越來越不想說，更多地變成用拳頭“說話”。由於沒有話語權，肢體的暴力成了對抗權力“暴力”的唯一武器。
當昌萬年獨享全羊宴，特寫給到他大快朵頤的時候，我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就處在食物鏈的最頂端。他的暴力養成於長期不受限制的為所欲為，有錢有勢，就沒有什麼真相不能隱藏，沒有什麼事情擺不平。
但是，當劇情走向最末，最讓人痛心疾首的卻是律師徐文傑的沉默。他律師的身份，又使得這一事實顯得更加諷刺和不堪。
因為我們無法指望惡人良心發現，但公權力對於資本和黑惡勢力的制裁卻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可是掌握法律力量的徐律師，卻將這一期待撲滅了。那麼，徐文傑也應當算作惡人嗎？起碼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惡人，我們在他的臉上看到的不是猙獰和邪惡，而更多的是懦弱、恐懼和無奈。
這恐怕正是刺痛一部分觀眾內心的重要原因，因為這就是“中產”真實的形象。如何形容“中產階級”的境況呢？就像是“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這句原本用在小農身上的比喻，現在用在當下的中產的身上竟絲毫沒有不協調之感。
“中產階級”譯自英文“Middle Class”，雖然這個概念並不是由馬克思首先提出的，但西方社會對於中產階級的研究和討論，多數還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意識——將中產階級視為中等資產階級，並討論中產階級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和特點。
中產階級的概念並不絕對。馬克思對於中產階級的早期研究裡，主要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視作中產階級的主體，而在後期，
他將小農、經理人、商業工人等群體劃入中產階級。美國學者米爾斯在著作《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以職業為主要標準劃分中產階級，認為美國的中產階級主要由依附於政府機關、大機構大企業、各種事業單位，專門從事行政管理與技術服務工作的人員所構成。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中產階級”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議題，在人們日常的交流中和在學界的研究中，都引起了巨大的關注。我們暫且借用國內社會學者李培林對於中產階級的劃分標準，即以收入、教育、職業作為劃分中產階級的最核心的三個維度。具體而言，收入水平處在平均線至平均線以上2.5倍的人群劃為收入中產；把各種領取薪金的、具有一定管理權限或技術水平的非體力勞動者定義為職業中產；把取得了中專和大學本科階段及以上教育文憑的人員，定義為教育中產。綜合這三個維度，就勾畫出了一個大致的輪廓。
但我們對於中產階級的理解，並不應該僅僅侷限於對於分類標準的討論，
而應當回應馬克思最原本的問題意識，即作為階級而存在的中產具有怎樣的共同特點？以及中產階級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影片末尾，接受審問的徐律師沉吟半晌，戴上眼鏡，選擇了繼續隱瞞磊子的死。作為觀眾，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同時，是否也應當想一想，徐律師的遭遇也是自己的遭遇？他的懦弱也是你的懦弱？
週末買票進入影院看電影的觀眾大部分可以算作中產階級或者“預備中產階級”。作為階級而存在的中產有什麼特點呢？
中國中產階級的形成烙印著鮮明的歷史刻度，改革開放初期，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鄉鎮企業承包制和以國有製為基礎的國營企業承包制的改革，給資源的流動和聚合提供了初步的空間。90年代全面市場化之後，資源配置趨於高效，但也造成了農村勞動力過剩和國企職工大規模分流的狀況，這也給社會階層的重組奠定了基調，同時也是中產階級重新形成的基礎。但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國中產階級卻有天然的危機感：
第一、改革的急速推進使得整個社會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離心效應，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打破，新的社會團結難以形成。
第二、資源的重新聚合在90年代之後呈現出加速趨勢，中產再次被邊緣化。
第三、市場化進程中國家對個體的保障趨於減弱，同時教育、醫療、住房等成本急劇上升，帶給中產階級極大的不安全感。
中產階級的行動是趨向保守的。由保守的中產階級作為中間階層化解了“暴裂”，所以社會趨向於穩定。但當我們一直以為中國正在邁向一個由中產社會時，卻發現並不是越來越多的底層步入中產，而毋寧是中產也變得搖搖欲墜，隨時可能會跌入底層，這在日本學者三浦展看來，就是一個“下流社會”（指階層向下流動的趨勢）。中產階級內部並沒有實現很好的社會整合，同時抵禦風險的能力也越來越弱，只好小心翼翼地活著，以免被“細浪”滅頂。
就像片中的徐文傑，他作為律師，生活體面，開著小汽車工作在寫字樓。可是面對礦老闆昌萬年的威逼利誘，他幾乎沒有還手之力，本質而言，他和張保民的境遇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抵禦風險的能力非常薄弱。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預言似乎也得到了印證：“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都將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裡來。”這樣的中產也就不可能成為社會穩定的中流砥柱。
面對壓迫，我們還可以從張保民身上看到一股漢子的倔強和暴烈——當然這種倔強和暴烈是走投無路的最後選擇，是被逼成了“赤裸生命”後的正義行為。而徐文傑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幫兇，他的知識、資源、身份都用來為資本家保駕護航，沒想到最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在暴裂與無聲的對立和轉化中，我們看到，受到影響的只有律師和礦工，而煤老闆仍然處在食物鏈的頂端，安然無恙。律師的行為讓人產生疑問：“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答案是什麼呢？答案在風中飄。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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