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們習慣了粉飾太平的安逸，我們很少去思索真相，更少去探尋緣由，我們就這樣在一片祥和的氛圍裡，做著我們遙不可及的夢。就這樣，我發現除卻自己周圍的事情，自己對這個社會甚至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自己的那些自以為是的挫折，在如深淵一樣的真實面前，搓成揚灰。
電影中的保民，是一個非常悲劇的角色，是資本家壓榨下付出一身勞動窮苦人民，而他又是一個啞巴，這讓他更是成為最底層的失語者。他的行為暴力，什麼事情都是靠暴力解決，他的拳頭砸在了一個又一個壓榨他的人身上，看似生猛有力，其實綿軟無聲。他的宣洩是無聲的、他的莽夫行為正是他以與這個社會脫節的樣子，也是這個社會無情拋棄的樣子。
昌萬年的出場就是從“吃”這個動作開始，用大量的特寫刻畫他啃食的殘暴，而接下來的情節就是他在媒體面前捐贈貧困小學，一個道貌岸然的資本家形象躍然紙上。在之後的情節發展下，也運用大量“吃”的鏡頭來刻畫人物，更是從他“吃羊肉”，我們看到了他的恐怖、猙獰，以及他在食物鏈頂端的壓迫感。
徐文傑是是中產階級的代表，他膽小、懦弱。他面對女兒有溫柔善良的一面，面對保民他也有不安和愧疚，但是這些在自己的利益面前，他就會變得面目可憎，自私自利。他是一個從始至終都有選擇的角色，從他參與昌萬年的經濟案件再到刑事案件，他的選擇是讓自己一次又一次保持沉默，有時候是為了錢，有時候是為了自己和女兒的安全，他就如肉人手中的刀，一次次行兇後佔滿血跡，而擦拭過後繼續可以使用。
這三個人，每個人物都是單獨出場，而他們每一個人身上都牽動著一條命運之繩，只要他們稍稍移動，都會牽扯彼此的人生。保民丟失孩子，在砸到昌萬年的越野車後，他們彼此第一次見面；昌萬年被檢察院被逼無奈，向徐文傑索要證據並綁架了他徐文傑的女兒；保民陰差陽錯救下徐文傑的孩子，兩人同將昌萬年制服；最後我們得知是昌萬年誤殺保民的孩子，而徐文傑助紂為孽拋屍山洞。
環環相扣，疏密得當，導演在講述這三個人的關係和故事的發展，臺詞很少，運用影視鏡頭，隨處可見的細節設置讓人物更加豐滿，情節更加巧妙。比如：在故事前半段昌萬年找不到的那個斷箭在故事高潮部分被保民在車後箱找到，並用它隔斷繩子刺進昌萬年的大腿，而斷箭頭上斑斑的血跡就是昌萬年箭殺保民孩子的血。這裡的疑問，為什麼就斷定這個斷箭是殺害孩子的箭，因為昌萬年將它從腿中拔出倉皇的埋進了土中，顯然是怕被人發現。
這樣的鋪墊和情節設置有很多，都是用人物的行動來推進故事的發展，導演像是下了很大一盤棋，像織網一樣構建一場局。密集轟炸的細節，並不算隱晦的象徵，剛開始的時候或許容易被忽視，但隨著故事頭緒漸漸清明，一切細思極恐的伏筆在一起給出一幅令人絕望的現實真相。
在電影中除了故事的安排，精巧得當，社會背景和社會現實問題更是引發所有人的深思。社會中的三層階級，底層、中產，暴發戶三者對應著昌老闆桌上的金字塔模型，而他用這個模型砸死了為自己賣命的手下，用塔尖打破了保民的頭，這更是體現出一種權利的象徵。
有多少人將這個社會比喻成金字塔，有多少人在俯視眾生，又有多少人在仰望蒼穹，而這個條件就是手中的錢財和權利多少。如若問自己在金字塔的什麼位置，可能在夾縫中爭取生存。如若問問保民，他會帶著他的執拗和不屑，看你一眼就走或者再給你一拳；
問問昌萬年，他可能嘴上謙讓著，手裡早準備好了宰羊的刀俎；最後問問徐文傑，他也許最不好回答，見風使舵只要有利益到哪裡都行。
因為採礦挖煤對環境的破壞，水質遭到了嚴重的汙染，保民的妻子久病卻治不好，羊肉店老闆的孩子，精神易緊張而語言發育遲鈍，還有在乾枯的河床上死去的烏鴉。所有人面色如土，憔悴不堪。貧困的人群忍受著工業社會以及上層階級人群的所有壓迫，當一座座礦山被炸開，當一個個黑煤窯被取締，那黃土上樹立起一座座高樓大廈，一個個巨大的煙囪裡冒出的白煙，像極了焚屍後的遺忘。
在這個社會中，每一個人單就生存就已經很艱難，很少會花時間關注像保民一樣的人，很少會問問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問題，很少會想起生存的真相，也許有時候並不是沒時間去想，而是不願面對殘酷、不願面對臨近深淵的現實。
這個電影給人當頭棒喝，一聲悶響，然後就是在腦海中久久的迴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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