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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里，人如其文，古代文人的形象似乎与他们的文字是一体的。可有时文风和人物多多少少总是有些出入的，就如读了曾巩那些一板一眼、严肃到“不讨喜”的文章，很难想象他在治理地方时也有“耍心眼”，一举端掉地方“黑社会组织”的妙举。
人如其文，一本正经
与其他同为“唐宋八大家”的七人不一样，曾巩的文风平实，少有华丽辞藻，又十分严肃。读他的文章，可以想象一个捻着胡须的老者站在自己面前，苦口婆心地讲些大道理，你若是不听，也许他还会恨铁不成钢地吹胡子瞪眼。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曾巩随父赴京，顺路到滁州拜访了知州欧阳修，与他登山游乐，在亭中相谈甚欢。两人一时兴起，便挥墨纪念，欧阳修作《醉翁亭记》，曾巩作《醒心亭记》。面对同样的景，欧阳修的文采是这样的：“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曾巩只说：“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从题目和内容来看，一醉一醒，一格调清丽，一精简干脆，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两人的不同。
更有意思的是，欧阳修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曾巩好似生怕世人有所误解，费了大笔墨，一本正经地为其解释道：“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是说皇帝悠然无为，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学者都为良材，生物皆得其宜，才是欧阳修真正视为“乐”的东西。
还有一次，信州铅山县鹅湖院佛殿建成，僧人绍元特意来请曾巩作记，颂扬“功德”，曾巩没有推辞，爽快答应了。可不久后，捧着《鹅湖院佛殿记》的绍元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自西方用兵”，各方劳于议谋、武力和赋税，节衣缩食，都在为国尽心，唯独这些僧人却跟没事人一样，“食与寝自如也”，甚至还花费巨资修建新的佛殿。曾巩在文中将僧人们一顿痛批，还两次强调了绍元的名字，后人对绍元别的方面不甚了解，倒记住了他是一个在国家危难之时大兴土木还洋洋自得的僧人。
曾巩为官清廉公正，又十分关心百姓疾苦，怪只怪绍元欣赏他的文笔，却对他的为人不太了解，偏偏在朝廷面临内忧外患之时找上门来，撞到了枪口上。不过曾巩没有当场拒绝，一边笑着答应，一边毫不客气地下笔批判，可见也不是一个完全死板的人。
治乱“打黑”有妙计
人的性格总是多样的，曾巩也不例外，他可以严肃板直，也可以机敏“狡猾”。有人评价曾巩“长于治乱”，就是因为曾巩在地方为官时多用巧计打击地方“黑势力”。
齐州有个由大量土匪集结而成的“霸王社”，社如其名，很是霸道，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是常事，百姓深受其苦。曾巩就任齐州知州后，下定决心灭了这个可怕的黑势力，开始就一口气抓了31人，严加审讯后立即发配边疆，毫不手软。
霸王社的头目们发现这位新任知州并不像以往胆小怕事的官员仅是做做样子，不由开始心生畏惧，陆续带着手下躲进了山里。霸王社退居山中，看似风平浪静了，曾巩也可以见好就收，但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将霸王社打击到底，以免他们卷土重来。
没多久，机会来了。有个叫葛友的霸王社土匪在山中躲了一段时间后，以为官府的态度已经松动了，又挂念着家中老小，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自首。谁知自首后，曾巩不但没有将他收监，还好吃好喝招待着，提供钱粮，鼓励他洗心革面。光这样还不够，曾巩还让他骑着高头大马，由衙役一路敲锣打鼓护送回家，弄得十里八乡都知道了这件事，十分风光。
匪徒自首应该如此嘉奖吗？自然不该。但曾巩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一来某些土匪见自首的待遇这么好，可能会纷纷放弃这提心吊胆的营生，安分守己地好好做人，二来也可以让怀疑的种子在霸王社内部滋生，起到分化的作用。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曾经耀武扬威、为害一方的霸王社作鸟兽散，消失在了曾巩的治理下。为了巩固成果，曾巩将齐州百姓组织起来，联合巡查不法之徒的行踪，各有职责又相互援助，一旦发现匪徒，立即击鼓鸣锣传递消息，让附近的人赶来支援。这样一来，齐州的乱象迅速得到整顿，治安情况明显好转，百姓也逐渐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纵观曾巩一生，要说他做官有多大成就，跟王安石、范仲淹这样深入权力中心的文人官吏是比不得的，但只要能为一方百姓做些实事，便值得铭记，正如曾巩自己所说，“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
I 排版：袁嘉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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