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华不冷

严歌苓小说具有人性洞察的深刻与文化斑驳的华丽

隆冬时节，读严歌苓的小说《床畔》，感到有凛冽寒风从纸上扑面而至，但字里行间，仍浸润着冬日阳光般的温暖。床畔这小小空间，容纳着人间百态，流转着众生百相，也腾跃着一颗坚定守护理想的心。读到结局，不禁唏嘘：果然又是一个悲剧！是的，严歌苓几乎所有小说，对悲剧爱得深沉。

严歌苓，生于1958年上海，美籍华人，好莱坞专业编剧，迄今已发表4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她是中国文坛少数多产高质的作家，也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大导演钟爱的小说原著者。深刻的人性洞察、华丽的文化斑驳、稔熟的叙事技巧、灵动的镜头语言，令她在文坛江湖烟视媚行。她曾在2002年接受《中国文化报》访谈中表示：

我喜欢在悲伤的故事里找到审美价值，同时希望自己的悲剧人物都有一定的喜剧因素。我很难在喜剧里看到深刻的审美价值。

而在2013年杨澜的访谈节目中，她亦谈了喜欢写悲剧的观点（见下图）。可以说，

严歌苓访谈（来源：杨澜《天下女人》）

一、坎坷的人生成为悲剧创作的沃土

严歌苓两岁时，做话剧演员的妈妈抱着她、拍着她，以舞台化、戏剧中的姿势，在房间踱步。她荡气回肠地唱舒伯特《摇篮曲》，唱得小小的严歌苓睡意云散。其实妈妈的眼神，并不在女儿身上。妈妈是唱给爸爸听的，妈妈一直在爸爸身上邀请关注。

这是严歌苓散文《妈妈与小鱼》的一个片段，诙谐的影视化语言让我记忆尤深。由此窥见，严歌苓妈妈多么爱爸爸啊。遗憾的是，妈妈一生都得不到爸爸的爱，两人常吵架，后来爸爸有了心上人，便在严歌苓18岁时与妈妈离异。父母不幸的婚姻，对严歌苓的婚姻恋产生影响，也埋下悲剧创作的种子。

除了父母的离异，严歌苓悲剧创作观念的形成，还与以下因素有关：

婚恋的坎坷。

严歌苓谈自己的初恋（来源：杨澜《天下女人》）

特殊的阅历。一是可怖年代。严歌苓从中挖掘了富饶的故事，但童年的她尽览人性深处的丑陋漩涡，心灵深受创伤。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严歌苓是用半生岁月，治愈她的童年。二是战争经历。1979年严歌苓毛遂自荐，成为越战前线记者，见识了纷飞的战火与擦肩的死神。三是移民经历。出国后的严歌苓，遍尝异域生存的艰难、连根拔起的孤独与文化碰撞的震荡。上述三种特殊阅历，成就了严歌苓三种主要写作题材，亦使其小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剧底色。

文学的传承。严歌苓出生于书香世家，爷爷严恩春是博士、翻译家，爸爸萧马是作家，妈妈贾琳是话剧演员，这为她热爱文学提供成长的温床。在访谈中，严歌苓称“中国的经典作品中只喜欢《红楼梦》”。经查阅学界有关论文得知：严歌苓的悲剧叙事，离不开中国悲剧经典《红楼梦》之影响；而她在国外，攻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接受系统专业的写作训练，这其中包括学习西方悲剧理论。

严歌苓的一生，翻手苍凉，覆手繁华，曲折跌宕，相当于过了普通人两三倍的人生。这样的阅历，成为她悲剧创作的沃土，也注定与奶酪般甜美的喜剧叙事是无缘的。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

二、爱情、环境、性格与宿命构成斑斓的悲剧画卷

鲁迅先生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严歌苓笔下，这种“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呈现出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爱情的挽歌。

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许多都带点钝感与傻气，对爱情执著忠诚，一条路走到黑，有着自我牺牲的地母精神，但她们各有各鲜活的个性。比如你在《少女小渔》读到很“二”的温吞感，但在《第九个寡妇》王葡萄身上，却感到一种与“猛女”接触、很解恨的爽辣酣畅。严歌苓对这些女主人公，常予以离经叛道的爱情。如《白蛇》、《魔旦》、《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的同性之爱，《红罗裙》、《约会》、《屋有阁楼》的乱伦之爱，《人寰》、《阿曼达》、《我不是精灵》的忘年之恋，还有《床畔》、《女房东》、《无非男女》那种葱茏生长于精神世界的隐蔽之爱……这些爱情，在性别、年龄与伦理等世俗标准层面，是失范的，但在人性与情感层面，是自然的。严歌苓对它们予以别样的纯净、庄严与沉重。

严歌苓写尽形形色色的爱情，目的是指向人性的各种可能性。这是她比言情小说家境界更高的地方：言情只是手段，人性才是终点。出于对生命悲剧的透彻认识，严歌苓在缔造种种爱情神话的同时，又面容冷峻地用双手掩埋。像《一个女人的史诗》这样历尽磨难、功德圆满的爱情，实在极少。这小说田苏菲的原型，便是严歌苓的妈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歌颂她妈妈伟大精神的小说。在现实中，妈妈始终得不到爸爸的爱，郁郁离世，而在小说中如愿以偿。严歌苓难得给女主人公幸福的结局，也许是补偿现实的遗憾吧。

其二，环境的殇曲。

严歌苓具有恢弘的历史视野，爱营造史诗般波澜壮阔的背景气象，爱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故事。《第九个寡妇》的王葡萄、《陆犯焉识》的陆焉识、《芳华》的刘峰等人，各自能串起半个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像《床畔》这种平淡的故事背景，实属较少。极致的环境，能惊动未知的人性，能诱发潜匿的欲望，此时，人性可以比环境更险恶，也可以冲破阴霾，得到洗礼与升华。

比如，《陆犯焉识》里的陆焉识，一个满腹经纶的留美博士，却在西北荒漠上劳改了近20年，这令他身上的人性，变得有些麻木与冷漠。又如，《角儿朱衣锦》中年幼的穗子，善良正义，在医院极力保护被剥净衣服与尊严的朱衣锦，但在《拖鞋大队》中，变得以怨报德、面目可憎，这可见畸形年代对人性的摧残。由上述两个例子想到：“我就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等观点，不一定成立，因为环境在时间的催化下，会改变一个人。当一个人变得连自己也嫌弃时，只有自身觉醒与改变环境，才可能重拾曾经的美好。

再如，以南京大屠杀作为背景的《金陵十三钗》写道：“人的残忍真是没有极限，没有止境。”在战争环境中，日军尽显人性的沦丧。而十二位花红柳绿、轻浮放荡的秦淮风尘女，再加上一位瘦弱的教堂小男孩，在生死关头，侠肝义胆，挺身而出，乔装成十三位清纯女学生，代替女学生参加日军庆功会。她们洗尽铅华，白衣黑裙，手持圣经，“像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她们用生命作代价，完成人性的救赎，在战争的废墟中，绽放生命的高贵。读这小说时，我几度落泪，深感南京难以愈合的历史之痛，亦见识了在战争极境的放大镜下，人性的丰富幽微。

其三，性格的悲剧。

塑造真实残缺的人物性格，是严歌苓的癖好。她在《人寰》里写道：“最美的事物都不应单薄，都伴掺一点邪恶，否则美得不过瘾。”这也是严歌苓的审美观，她小说的不少人物，都裹着迷人的邪魅之气。但同时，他们残缺的性格，铸就了悲剧的命运。

比如，短篇小说《茉莉的最后一日》中，中国推销员郑大全，迫于生计，“得在妻子分娩之前搬到稍微人味些的地方去”，极力游说、甚至威胁80岁美国老太太茉莉买其产品。经过惨烈的交锋后，滚烫的生存欲望，终于战胜了衰老固执的生命，“没赚多少钱，可还是得逞了”。茉莉为了应付他，顾不上吃药，死于心脏病突发，来不及通知银行取消刚付给郑大全的银行支票。而郑大全回家后，才得知妻子早产大出血，已送至医院。郑大全与茉莉一样，都是可怜的金钱受害者，呈现出人性在金钱挤压下的扭曲状态。

其四，宿命的笼罩。

严歌苓骨子里有着浓厚的宿命论，认为命运中有不可抗拒的东西，所以，她小说里的小人物，在命运洪流的冲击下，往往最终以无力招架的惨局收场，甚至是——死亡，比如《天浴》的文秀、《橙血》的阿贤、《老师好美》的丁佳心，等等，皆以死告终。他们都是畸形年代、文化冲突或不伦之恋的牺牲品。

此外，够不着的爱，也是一种宿命。比如，在《芳华》中，刘锋与何小曼（电影中叫何小萍）最终没生活在一块，刘峰北漂，去世后何小曼主持了其追悼会，其他人物亦都有不如意的际遇，比电影版的结局惨多了。在我的想象中，何小曼深情地仰望着刘锋，但刘锋的眼里没有她，他望着茫茫的远方，远方有着他也永远得不到的林丁丁——这便是宿命，在感情的错位中，谁也够不着谁的爱，纵使两个灵魂已伤痕累累，最终却没有选择挨在一块，取暖余生。小说最后一段写何小曼的回忆，恍若隔世，沧海桑田：“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一直骑到红楼下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四月七号，成都有雾——她记得。”

严歌苓小说《芳华》结局与电影不同，男女主人公最终没有生活在一块

三、悲剧叙事蕴含丰富的审美趣味

小说与诗歌、话剧一样，都是技术主义特征明显的文体。

其一，悲喜糅合。

严歌苓语言灵动俏皮，擅长不动声色的冷幽默，喜欢用调侃口气写悲情悲事、用反讽笔调写荒诞怪状。当我们被她逗得发笑时，也心如灌铅。这些喜剧文字包裹的，是沉重的现实主义内核，是小说人物的受伤心灵。严歌苓曾在访谈中称，自己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喜欢打趣与自嘲，而丈夫劳伦斯是一个幽默机智的人，他不断激活她的幽默潜能。比如，《赴宴者》讲的是“蹭饭达人”董丹佯装记者，骗吃骗喝，却意外窥见重重内幕，看到当下社会各种扭曲的关系。这小说以风趣轻松的文风，描绘出人性与时代的荒诞闹剧。我们从中可看到果戈里、契诃夫、欧亨利的影子。这是一种叫“含泪的微笑”的文学叙事方式

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严歌苓的小说，有着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趣味”，这跟喜剧成分、悲剧成分的糅合是分不开的。

其二，诗性意象。

意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绪的融合。严歌苓的小说，有着大量动物、植物、色彩、空间等意象。比如，在《赴宴者》中，误入地铁隧道、乱冲坠地而死的鸽子，是一种动物意象，象征人类找不到出路的精神迷茫状态；《梨花疫》中的梨花是一种植物意象，象征萍子纯洁的品性，而萍子的厄运与短暂的爱情，与最终零落成脏泥的梨花互相映照；《红罗裙》中的红罗裙，是一种

在严歌苓小说中，意象是重要的点睛之笔与叙事载体：有利于穿针引线，贯穿故事发展的结构；有利于人性描写，让多元人性具有审美蕴味；有利于营造意境，烘托出诗意的悲剧氛围。

其三，突兀叙事。

严歌苓爱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在2012年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自称是半个心理学专家，“在美国，只要有心理学方面的新突破，我都会急于去了解”。所以，她善于在平淡中制造奇崛，在不露声色中构建触目惊心。这看似突兀，却不牵强，看似荒唐，却可溯源，更吻合复杂微妙的人类心理，也有利于带来悲凉的小说结局。

比如，在《海那边》中，泡是餐厅老板王先生的忠心傻仆，两人和谐相处了三十年，合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主子-奴仆”的关系模型。这模型在异国闪烁着中国世俗文化的幽光，但这模型的深层，两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泡虽脑筋残废，但身体健壮，有着男人正常的欲望：想娶个女人，让她不受苦。但王先生认为傻子没有爱的权利，设法摁灭泡对女人的梦想。当梦想破灭时，仇恨与绝望，令一向对王先生忠心不二的泡，做出令人瞠目的举动：他将王先生杀死在冷库。这样的结局，象征着人性力量、情感力量对权势力量的反扑，也意味着这个在异国显得滑稽的中国世俗社会模型的崩溃。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由张艺谋导演

四、由严歌苓悲剧创作的立场看文学的存在价值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

虽然人生是痛苦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通过悲剧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生活便是快乐的、富有意义和价值的。——尼采《悲剧的诞生》

严歌苓小说的血脉，无形中接通了尼采的悲剧精神，那就是：人生是悲凉的，生存是艰难的，但我们要以坚强乐观的心态面对。这便是严歌苓悲剧创作的立场。她偏爱悲剧，可贵的是，她能超越悲剧。

严歌苓笔下的女主，弱势却不屈服，始终保持坚韧的品质，焕发旺盛的生命力，弘扬生命的尊严。但她们不与男人对着干，不与男人一般见识，也不成为男人的附庸，而是有着水一样的温柔、宽厚与强大。

严歌苓写命运的悲怆，却不直接写得苦大仇深，也没搞出马景涛式的咆哮、琼瑶小说式的煽情；她写生命的顽强，能避开根正苗红的脸谱化写作陷阱；她写生离与死别，却让读者感到，天地间仍弥漫着美好的东西，不会随肉体毁灭而消散；她写性格残缺的人，但不作道德审判，无怒目圆睁的火气，而怀揣着一颗广大的悲悯心。她参加2019台北文学季活动时表示：小说家对人心的探索无限地宽容，做的是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不干的、干不下去的事情。

许多人爱将严歌苓与张爱玲作比较。张爱玲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偏爱描绘人性的阴暗面，于她，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当她用手术刀般犀利的笔锋，剖露完人性本相后，就不怎么去勘探困境的出路了。

如果我们把人作为整体来看，并且只强调它最显著的特征，那它的确是一场悲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它的细节，它又有喜剧的性质。——叔本华《意志和世界的表象》

严歌苓应是宏观上的悲观主义者、微观上的乐观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绝望的理想主义骑士，有着冲越文化藩篱与人心隔阂的期许。这从《少女小渔》等小说可窥一斑。可以说，严歌苓的精神体量是巨大的。由严歌苓的小说，我想到，当代文坛许多作品，崇尚一种荒凉、黑暗、颓废的写作风格。这其实是作家人生经历的暗示。荒凉的人生，塑造了荒凉的心灵，从而诞下了荒凉的作品，

但这荒凉，不是文学的真谛。若完全复制生活的荒凉，何需文学的存在呢！瞅着生活本身就好了。文学，不应只是描摹生活的本来面目，还要在虚无中创造意义，在荒谬中创造情理，在无望中创造温情，给心灵的疮痍带来抚慰，给生活的创伤带来治疗。既使世界与人性皆已沉沦，但文学的角色，依然是人类的精神稻草。当代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说过：

许多作家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如何写出黑暗下的光、绝望中的希望，其实更难。——谢有顺《成为小说家》

对此，我深以为然。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如《悲惨世界》、《百年孤独》、《变形记》、《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都有着对全人类苦难的大悲悯、大同情，有着对人类精神归宿的苦苦追问。即便是鲁迅

在电影《少女小渔》中，刘若英演绎温柔善良的小渔

五、结语

写作写到一定程度，不再是比题材、比语言、比技术，而是比胸襟、比气度、比境界 。

严歌苓身上，有着对人类精神困境上下求索的担当。她的悲剧叙事，让我们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有精神的挣扎，也有精神的超越，既让人直面人生之痛，也让人汲取生之力量，觉得悲苦的人间仍值得。而这，便是文学的存在价值。

1.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

2.舒欣：《严歌苓：渴望用两种语言写作》，《中国文化报》 2002年8月2日

3.杨澜：零距离感受女作家严歌苓，《天下女人》2013年4月16日

4.张雪松：《严歌苓：小说家做的是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干不下去的事情》，《读特》201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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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做浪漫的摄客，写文艺的文章，作古典的诗词，细诉美、精神与岁月。一枚阳光开朗的中文系文青，一颗热爱传统文化的心。你若喜欢我的文字，欢迎关注@墨华不冷，成为本宫的人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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