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齐伋绘刻《西厢记》插图，【乘夜逾墙】描绘张生跳墙与莺莺相会故事。
历史上“贾而好儒”的湖州富户望族中出了诸多的藏书家，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有沈思、叶梦得、陈振孙、倪思等13人；元代有杜道坚、赵孟頫等5人 ；明代有吴琉、茅坤、臧懋循、唐尧巨等12人 ；清代更有许宗彦、杨凤苞、吴云、陆心源等55人之多。他们不仅在江南藏书、刻书，而且广搜博藏，刊刻珍本、善本，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藏书、刻书事业的繁荣。湖州的雕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北宋末《思溪圆觉藏》的印制就充分说明了湖州刻书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南宋、元、明雕版印刷也是长盛不衰，尤其是明嘉靖以后，由于书船业的推动，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具有很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作为湖州刻、贩书业的中心—晟舍、织里一带，本来“向以读书为恒产”，即使穷困的寒士，也“每以馆谷终其身，故夜半书声不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藏书家谢肇淛也赞道说:“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谢氏的这句评价很高，认为当时吴兴刻的书能够达到宋版书的水平。“剞劂之精” “湖刻骤精”主要就是指明万历至天启间（1573-1627）吴兴晟舍的闵、凌两家的套印本。
刻印书流程模型图
套版印刷是我国古代继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后的又一重大发明，套色印本是中国古籍版本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用两块或两块以上的版片，使用不同的颜色，套印在同一书叶上，印出两色或两色以上的图书或图画。雕版印刷术发展到套版印刷，不知始于何时，但有实物可据者为元后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老和尚注解的《金刚经》，经文印红色，注文墨色，还有朱色圈点。但一直没有形成气候，批量出版。在上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断言:“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又说:“朱墨套印，明启祯间有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书最多者也。”他这样说是有所本的，因为明代人就认为套色印本是吴兴闵氏那位名齐伋字遇五的人创制的。明万历间闵于忱刻《文选后集》，其跋云:“予闵遇五甫玄思可识，倡厥朱评，首颜《左传》。”凌启康刻朱墨蓝三色套印本《苏长公合作》，凡例亦云:“朱评之镌，创之闵遇五。”甚至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为闵振业所刻朱墨套印本《史记钞》所作序中写道:“自冯道以来，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字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据周越然《书谈•套印书》记载，晟舍凌、闵“两家当日，席丰履厚，其贤者伏居乡里，不问世事。诵诗读书之余，专以刻书相竞。”闵、凌两家为晟舍世家大族，世代簪缨，代有文名，是印刷史上公认的最有名的套版印刷两家堪称套版印刷的巨擎，在明亡前的20多年中，两家刻印了大量套色书籍，使套版印刷技术很快得到了提高，从最初印朱墨两色，发展到了三色、四色乃至五色印刷。
刻书工具一套
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技术所印之书，因为士人普遍认为闵齐伋是首创者，闵氏刻本尤为精美，因此被称为“闵本”或“闵版”。傅增湘先生《闵版书目序》中云：“明季吴兴闵齐伋创朱墨及五色套版，凌濛初汇集诸名家诗文评批点而印 行之。宋体方正，朱墨套印，或兼用黛、紫、黄各色，白纸精印，行疏幅广，光彩 灿烂。书面签题，率用细绢，朱书标名，颇为悦目。其书则群经诸子、史钞文钞、 总集文集，下逮词曲，旁及兵占杂艺，凡士流所习用者大率成具。 其格式则栏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识，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皆采撷宋元诸名家之说而草之一编。欲使学者得此，可以识途径、便诵习，所以为初学者计，用心周至，非徒为 美观而已。数百年流布人间，称为‘闵版’。”郑振铎就曾说过：“自万历中叶，迄崇祯之末，五十年间，此种套印的刊书风气，绵延不绝。楮墨精良，彩色烂然，既为读本，亦足怡娱。而濛初所刻更往往附以插图，精绝一世，为中国雕版术史上黄金时代的最高作品之一。”闵、凌刻套印本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陶湘《明吴兴闵版书目》统计，明亡前的20多年中，晟舍舍闵、凌二家套印本有117部145种。台湾李清志在《古书版本鉴定研究》中则认为有不下300种。在将近四百年的历史流传过程中，必会有部分受损失传，留存至今仍有不少，多达 84种（未包括疑似闵、凌刻本），约占了存世的半数，足见两家在套色印本出版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闵齐伋绘刻《西厢记》插图，【乘夜逾墙】描绘张生跳墙与莺莺相会故事。
明代冯梦祯说:“晟舍……凌、闵二姓所居。世为姻戚，而不免仇妒。”这里所说的“仇妒”，应该就是指在出版业上的竞争。先是凌氏因为出版评林系列大获成功，闵家几经试验，最终推出了一种套版印刷的新方法，这种方式虽然在前代已经有之，但并未成为一种广泛的印刷方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闵氏印出了第一部自己家的套印本——《春秋左传》。这种本子虽然只是朱墨两色刷印，却是后代人所追捧的明代闵凌刻套印本的第一部。但据最新的发现，其实早在明万历三年（1575）凌氏盟鸥馆已刻朱墨套印本《李于鳞唐诗广选》七卷。按照闵齐伋的说法，单色刻本印刷出来的评点语言难以区分。他在《春秋左传》的凡例中有这样一段话:“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在两家的竞争之下，吴兴地区所刻的套印之书风行天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套印的颜色越来越多，闵家就把自己的套印术多用三色来印刷。接着，凌家又印出了四色套印本的《世说新语》、五色套印本的《文心雕龙》，今天这些套印本，都成了印刷史上难得的珍品。闵凌氏所刻之书所用纸墨俱善，大都用上等的洁白的绵纸和宣纸印成，刻印所用之墨也是上等好墨，印成的书籍字迹清晰，黑而有光，而且一开卷便有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所刻套印本把正文和评点分开，不须注明，读者一览而知。如凌派初刊刻的《世说新语注》三卷，正文为墨色，句读为红色，刘辰翁所批用蓝色，王世懋所批用朱色，刘应登所批用黄色，层次井然，极便于识别。套印本的评语、批注多在书眉或行间。为了便于在行格间套印文字，凌氏套印本一般没有行线，印成后行疏幅宽，正文评点眉目清楚，加之纸白笺细，色彩斑斓，展卷阅读，引人入胜。
明闵齐伋三色套印刻本《国语》
套版刻印的精美还体现在所刻的小说、戏曲和佛经附有精致的插图。德国科隆博物馆的彩色套印本《西厢记》版画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由闵齐伋刊印而成。闵齐伋号寓五，因此又称为“寓五本”，共有21幅图。“寓五本”超越了《西厢记》写实的文本内容，将曲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艺术表现手法相结合，亦真亦幻。很多画面背景铺陈在扇面和卷轴上，故事情节镌刻在屏风和青铜器上，人物设置成木偶的形象，更有许多意境通过水面和镜中的倒影来体现。这种超现实的艺术表现力，不仅远在明代同类作品之上，即便以当代的眼光来衡量，也不乏高超的创意水准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就技法而言，此书用红、绿、黄、青、蓝、黑六色套印而成，也代表了古代套版印刷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木刻版画史上重要的作品之一。凌濛初刻的《西厢记》也有插图20幅，且由著名画家王文衡绘，著名徽派版刻画家新安黄一彬刻，点笔工致，刀法精妙入微，是凌刻绘图本之冠。这些插图大都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很能吸引读者。
明代晟舍凌氏朱墨双色套印本《诗选》
套色印刷迎合了明代流行的评点经史诗文著作风气，用套印法来刻批点本，不仅醒目，便于读者阅读，而且美观，有收藏价值。正如凌云在其所刻的《文心雕龙》，他在《凡例》中是这样说明的:“杨用修批点，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别，则阅之易涸，宁能味其旨趣?今复存五色，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又说:“五色，今红绿青依旧，独黄者太多，易以紫。白者乏采，易以古黄。改之，特便观览耳。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小说、戏曲中所附的精致插图，极大地增加了书本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也是提高读者阅读兴趣的有效方式。另外，善本和名人批点本的选用，请名人题词作序，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购书和藏书者的兴趣。据明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陈继儒说:“吴兴朱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垂涎购之。”可见套色印本在当时的热销程度。
明代晟舍书船模型
晟舍的闵、凌二家先后涌现了大批刻书商人，这使他们的套版刻书业至明万历后趋于繁荣，尤以雕版套色印书闻名。在湖州从事雕版印书不止闵、凌两家，清康熙时郑元庆的《湖录》中有记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 “昨夜河面新水涨，书船都是霅溪来”，书船贩书业随着他们雕版印书业的发展应运兴起，其发源地，是晟舍之北得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地理上北通太湖、南下运河，河港四通八达，而且“织里业造船”，船便成了贩书的载体，所谓书船也就应运而生。织里书船是古代水上流动书店，专门送书上门，织里书船业至清代仍长盛不衰。俞樾居苏州时曾作诗：“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他们船中载书，浮家泛宅，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出入于士大夫之门。所到之处，常得主人礼遇，客之末座，号称书客、书友。他们袖笼书籍，按顾客需求和书的质量讨价还价，售书图利。路工《访书见闻录》中说:“湖州一带贩书商人，一船一船满载古籍送到七里桥毛晋的家门口。” 据清•戴璐《吴兴诗话》及别的笔记小说提到，明嘉靖、万历后，随着书船业的兴旺，除书船能直接抵达的城镇外，远至金陵、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他们结成销售网络，参与当地书籍出版、销售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湖州地区编纂刻书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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