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波先生在他的小说《老残遗恨·后记》中称："刘鹗在小说写作上一举成名，事业亦煊赫于一时。他以布衣之身，却能外连洋人，内通王侯将相，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洋人往往只知刘鹗，而不知有地方巡抚；毎到一地，外国领事待如上宾，朝廷亲王、军机大臣、提督军门中也有人为刘鹗奔走效劳。"虽然在其作品中对此并未凸现，但此说却绝非夸饰之辞。却足以说明刘鹗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当然，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刘鹗当年的社会知名度还是相当高的。
上通王候将相
这得从刘鹗的父亲刘成忠说起。刘成忠于咸丰二年以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及第。朝考之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经史诗词和诏敕的撰拟；三年散馆再考，成绩优异，继续留在金堂玉马的翰林院，做了清贵高雅人皆羨之的翰林编修。咸丰八年迁任都察院从五品的福建道监察御史。
王文韶，与刘成忠是同科进士，三甲第三十三名。起初，只做了个户部主事，政绩平平。可是，后来却时来运转，扶摇直上官至湖南巡抚，直到军机大臣。1901年李鸿章病逝后，一度由王文韶权代。此君深谙为官之道，他一直奉行“不表态、不站队、不轻言”的“三不主义” ，是著名的官场上的不倒翁。刘、王二人彼此在京城时便互有往来，交住过从。后来刘鹗开矿筑路的倡议，总是一站式地直达王文韶的手中，并获得首肯。陕西候补道、刘鹗的盟兄弟宋伯鲁被人控告“诬讪宫帏”受弹劾，刘鹗居然仰王文韶之力为宋开脱，可见彼此交谊甚厚。
李鸿藻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直歩步高升，入值军机，做了大臣。其父刘成忠也与之相交甚厚。而作为清廷的铁腕人物中堂李鸿章，与刘成忠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刘鹗十九、二十岁光景，乃父曾携其赴京专程拜见李鸿章，试图借径提携刘鹗。父亲刘成忠官场的至交，为刘鹗积累了相当的人脉资源。徐郙（次舟）、杨士骧（官至直隶总督）均为李鸿章身边的红人，刘鹗借此机遇结交了他们；高子衡、高子谷、钟笙叔也系追隨于李鸿章左右的活动人物，刘鹗也与之结成厚谊。仅从两件事上可以印证刘鹗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一，在李鸿章执柄期间, 刘鹗曾多次出其门下，甚至是府上常客；二，李鸿章死后，刘鹗曾专程前往李府吊唁，由此可见彼此关系非同一般。张曜、吴大澂均刘成忠故旧。刘鹗投效河工时，颇受青睐；端方亦属乃父故人，刘鹗蒙难之前，一度受其阴庇。
刘鹗在官场、在朝廷上下的交往远远超过乃父，且游刃有余。通过嘉定相国徐郙（以大学士身份就职不管部）结交了肃亲王善耆，此君对刘鹗也颇为投契，并坦诚以待，有礼尚往来。善耆曾一度屈尊到刘鹗家中走动、造访，甚至把京城督修街道工程、管理巡捕的重任委托交办；刘鹗曾将自己的门生留英学生丁问槎（士源）介绍给善耆做秘书；又通过善耆的介绍，刘鹗得以与庆亲王奕劻相交，双方亦有庆吊之往来；孟松乔开发山西煤矿，就是通过刘鹗，再通过迁仼总署之职的贾子咏的关系，方取得弈劻的批准；外商詹美生之辈在华成立所谓的福公司，也是经由刘鹗与庆亲王奕劻说合。刘鹗头脑活络，不时备有厚贻，加以有相当的活动能力，所以能登堂入室于王公贵族之门。溥侗，人称侗厚齐或侗将军，系满清贵胄，此君懂音乐，善度昆曲，也与刘鹗友善，相交甚深。被弹劾之官徐花农以及王伯恭、龚仙洲（刘之挚友颜实甫之女被刘收为义女，适龚之弟）、赵子衡（懂音乐，任职刑部）、溥侗等人，刘鹗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吟诗作对，一向风流倜傥，儒雅俊逸。
刘鹗妻舅高子谷曾任职于总理各囯事务衙门，与刘也极为投契。由于他经常以私人关系自由出入于李鸿章、王文韶府中，交游于英、意、日等外国使馆，所以在庚子之乱后，刘鹗曾一度参与了清廷议和及调处赔款等内幕活动。有史料证明，如赔款、教民抚恤、勿扰平民等重大问题，他都从旁斡旋，“均曾从旁努力” （刘蕙荪语），充当了清廷和列强的中间人！难怪在洋人眼内，为无冕之王，视他为红人。以至“清季新政，筑路开矿，几乎都曾参与，甚至就由他发起”（刘蕙荪语）。他甚至俨然一个清廷官员，不时向朝廷申发“整丝茶、颁商律、设啇官”等条陈，建言献策等等。不管这些动议后来官方采纳与否，却都强烈地宣示了他治国养民的理念和主张！
除此以外，他还广交中下层官员。首先，与曾任招商局镇江分局总办王星北结成儿女亲家（王女适刘子大章）；与当时山东能员杨子嘉先生结过姻亲（刘长子大章曾入赘杨女，后杨女死，而两家友谊仍存），刘鹗蒙难时，杨翁正在江南做官，几番破家为刘奔波平反，虽功败垂成，却见高谊；曾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毛实君（庆蕃），既是太谷学友，也是儿女亲家。
姚松云，是刘在山东河工时的同寅好友。《老残游记》中的姚云松即为此君化身，历在山东做官。杨士骧，由山东巡抚迁仼直隶总督，曾与之合伙经营海运；与赵光（字文恪，云南昆明人，嘉庆进士，同治间官至刑部尚书，卒谥文恪）之子赵子衡相友善，此君官至刑部部曹；刘鹗曾为赵光《涉江采芙蓉图》作过题跋，诗有：“轻舟独载谢道韫，佳句闲吟左太冲”。刘鹗一度寄寓在赵家之北京宣武门外椿树下三条故宅。与赵子衡交游。身为刑部部曹的赵子衡，也几欲上书，并将其奏稿出示与刘，借此征求刘鹗的意见，刘鹗乘间提出了他治国为政的主张：“治国莫重于养民，为政莫重于立本”。吴季清，山东河工时同寅，亦与之莫逆。双方互有唱和，刘诗有《寄吴季清大令 》之作，从内容上看，二人情谊匪浅。
下交人间才俊
用“席上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概括刘鹗所交游的人间才俊，可谓恰当不过。
刘鹗与罗振玉、罗振常（罗振玉之弟）、董缪、王国维等社会名流都有亲戚关系。其中，与罗振玉的订交可谓传奇：刘鹗38岁那年，即光绪20年，公元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两人预见相合。罗氏早年落拓，浪跡江湖，刘家曾延为塾师，刘鹗曾通过多方关系, 终得端方(两江总督) 之力将罗荐入清廷学务部任职。
刘鹗一生不甘寂寞，为了发抒自己的政见，一度几乎达到了操控舆论的地步。方药雨所办的天津《日日新闻》即原来的天津《日日新闻报》，以及罗振玉所办的《教育世界》，刘鹗与之均有投资或股份关系。天津《日日新闻报》一度发行量极大，在北中国京津地区影响很深。刘鹗藉此为契机，不时作过主笔，甚至多次为之撰写社论，以抒发自己治国理念和主张。现有确据留存的，发现有《风潮论》、《节流》等篇。他把“以实业救国”作为救国救民的药方。在文章中，他首倡“招商引资”一说，并提出相应观点：如国力衰微，利用外资筑路开矿，与其货弃于地，不如吸引外资，让外商开采，并以条约作规范，限制在一定年限之内归还中国。并提出以实业养实业，外人利在一时，而国家利在万世……云云。
光绪二十六年（1896年），刘鹗因东抚福润的举荐，赴总理衙门候用，结果铩羽而归，虽以知府任用，却不是实缺，也没给他具体分工。他不禁感慨系之，为此写了著名的诗作《春郊即目》四首，回到上海，一时传为佳话。
在文学界，他亦有交游。例如《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刘的《老残游记》最先就是在李伯元主办的《绣像小说》半月刊上连载的。其实创作《老残游记》也是为了帮助好友连梦青解难，从而成就了一段文学佳传。
他与书法界名人亦有交往。王星北的堂弟王伯恭即是其一。后来王甚至同刘鹗参与“东文学社”的创办。他与当时著名书法家李瑞清相交甚厚，有相见恨晩之慨。刘鹗在《壬寅日记》十一月初二日中称：“有李君悔庵来访。一名瑞清，书法佳。鉴别甚精、谈数时之久，深叹慨见晚，为题颜书三表一则以去”。李君一生惨淡，民国后住上海，以卖字为生，人称清道人。
他与音乐界名人更有相应交游。除了上文提及的赵子衡、溥侗等人外，尚有上海的劳半颉，大兴人张瑞珊。劳、张二氏均系闻名海内外的琴师国手。刘鹗曾于46、49岁时分别向他们学习过琴艺，很快就悟得其中指法，并弹得一手好琴。张瑞珊对一些失传的古琴曲加以订正、创新，例如《良宵引》、《梧桐叶舞西风》、《平沙落雁》、《普庵咒》等等。有《十一弦馆琴谱》传世。刘鹗曾为之作序。
刘鹗遍结人间才俊，足见他的志趣广泛。连江湖上都有他的至交。最典型的要数义侠大刀王五和民族英雄霍元甲。庚子之乱前，因刘鹗在外啇福公司担任华人经理，清政府中顽固派刚毅曾参奏他通洋，要求清廷“明正典刑”，刚毅后因犯事被“奉旨斩立决”，刘鹗一案赖有庆亲王奕劻的庇护，方幸免于难。大刀王五甚至曾经把一柄明晃晃的大刀插在刘鹗的面前，责问他是否汉奸？后来也赖有王五的周旋，否则，此劫难逃。大刀王五在庚子之乱中与洋人厮杀，不幸壮烈牺牲，王五的首级被洋人枭首示众。赖有刘鹗的谋画，使霍元甲师徒能够得手盗得王五的首级，得以全尸而葬。
大刀王五又与戊戍维新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与谭嗣同结为至交。谭嗣同入狱后，大刀王五多方活动，打通关节，设制了营救出狱的方案，却遭到谭的坚拒。谭决心以死明志，王五无可奈何。由此可以想象，刘鹗很有可能与维新人士风云际会过。而在早些年，连梁启超也与之相契。有两个事例可以佐证：一、梁启超的译著《十五小豪杰传》，刘鹗曾精心阅读并为之作过题跋；二、刘鹗的著名诗作《京郊即目》，梁启超曾作了一首著名的和诗。由此可以看出刘鹗与维新派的骨干分子还是呼吸相通的。
其他如东三省总署赵尔巽、湖南巡抚孟松乔等，都与刘鹗有一定的情谊。山西巡抚丁宝铨仗义执言，同庆亲王奕劻说情、为刘开脱，甚至以身家性命担保，肯定刘鹗不是刚毅所指控的汉奸。
外联洋商大亨
刘鹗简直就像个混世魔王。篇首引言中有“洋人只知有刘鹗，而不知有地方巡抚，毎到一地，外国领事待如上宾”，其实是有可能的。外商哲美生在中国河南得以兴办“福公司”，可以说，全赖刘鹗一人之力。刘鹗是打通了庆亲王的关节并获得首肯才得以使福公司上马。
在与洋人打交道的圈子里，要数与日本人的交情为深，面也最广。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待之如上宾。内田夫人，甚至不止一次地频频造访刘宅。郑永昌，曾任驻华使馆参赞、驻天津总领事，1902年曾充当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顾问，他和刘鹗合伙营办朝廷明令禁止的"海北精盐公司" ；日人内藤虎次郎博士，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和史学家。刘鹗与之订交，经常切磋学问。
1906年，刘鹗50岁，他两次东渡日本，并留下42首《东游草》诗稿。甚至于秋末冬初从日本娶回一个小老婆带回中国。刘鹗为何东渡？至今仍留给学术界一个谜。有人一度以“避祸说”、“贩卖古董说”论之，而根据《东游草》的内容细细读来，再根据有关史料考查，以上两说均难以成立。而《东游草》，实属游山玩水、消愁解闷之作。
从刘鹗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与这些洋商大亨的往来仅限于三个方面：一、最多的是私人来往；二、一般的是公务上的往来：三、较少的为语焉不详。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些洋商大亨一直把刘鹗当作他们与官府交往的中间人。坦言之，有了刘鹗的参与，这些洋人就可以方便地和官府道员说得上话。
事实上，有刘鹗结交的外商大亨，不少地方也为国家民族舒纡解难，减少了不少损失。大事诸如：议和条文及赔款问题，沙彪纳在斡旋中起了作用，从而减少了一定的数量及无理苛求；对分区驻军、勿扰百姓的诉求，是内田帮了大忙；而关于教民教产的抚恤问题，哲美生出面予以了缓解。其它小事，难以枚举。
刘鹗上通王候将相，灸手可热，只手可以通天，不啻可以呼风唤雨；下达人间才俊，左右逢源，游刃四方八面，堪称八面玲珑；外联洋商大亨，往来过从，待如座上之宾，视同眼中红人。可以说，刘鹗就是一个混世魔王；或者就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但他为什么最终会被袁世凯、世续之辈挟嫌以中伤？虽有援手，却于事无补，未免教人扼腕。其实，答案也可能很简单。由于刘鹗游刃于朝野上下，奔突于洋务之中，遨游于江湖之野，外连于洋商大亨，未免树大招风，遭人猜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明争暗斗；新旧思潮的抵啎摩擦，朝廷派系的明枪暗箭，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联合发酵，岂容刘鹗以布衣之身去消遥？李鸿章一死，袁世凯、世续之流首先拿刘鹗开刀。接着，李鸿章当年身边的一干红人高子谷、高子衡、钟笙叔等，也相继被祸；而这些人也都是刘的故交。由此可以看出其中症结，个中玄机：个人嫌隙是表，派系之争是里。刘鹗，只不过是充当了那个社会、那个时代、那个时期的牺牲品而已。
刘鹗集毕生之力，营造并编织了一张比较庞大的人脉关系网，按理说应该永保无虞，但又为什么遭到不堪的下场？中间虽不乏援手，却于事无补，未免令人费解。按照学术界通常的说法，是为袁世凯、世续挟嫌以中伤，这种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而舍此以外，除了上文所析，谁又能找出确凿而令人信服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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