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迪•班內德託（Antonio di Benedetto）是拉丁美洲文學大爆炸年代少數沒有被記住的名字。哪怕在他的祖國阿根廷，班內德託讀者同樣寥寥。倘若不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扎馬》（Zama）的英譯本及阿根廷女導演盧克雷齊婭•馬特爾（Lucrecia Martel）改編自《扎馬》的電影巧合一般同時出現，這位1986年去世的作家恐怕很難找到新讀者。然而文學史至少有一半在暗處，班內德託是那類在暗處的絕望裡野生，因此得以全無顧忌的運氣可以說好也可以說差的作家。他的生平履歷，恐怕在第三世界從事文學事業的群體當中再常見不過。
班內德托出生於1922年的阿根廷西部山城門多薩，馬爾貝克葡萄酒的產地，離布宜諾斯艾利斯超過1000公里。雖然從小熱愛文學，班內德託還是花了多年時間嘗試學習法律，但未果。後來，他進入門多薩當地報紙《安第斯報》，擔任文化藝術版編輯。195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動物世界》，曾借主人公之口表達某種同樣十分常見的生不逢時：“……我不是說我非要生在中世紀或者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一年生，不是。也許我應該生在21世紀，或者22世紀。”
雖然毫無疑問是個來自小地方的作家，班內德託的寫作裡卻沒有一絲一毫小地方的氣質。反而可以說，《扎馬》這樣一本不足200頁的小說，與20世紀歐洲文學浪潮完全接軌。今年讀到《扎馬》的讀者，很難看不到班內德託與阿蘭•羅伯-格里耶，與薩特和加繆，與佩索阿和穆齊爾的緊密關聯。但1956年小說出版的時候，比較的對象恐怕是其他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外的阿根廷小地方作家。今天也不難看出班內德託獨特而徹底的虛無氣質，一個精神孤絕的作家，可能遠比博爾赫斯本人更接近他追崇的斯賓諾莎派虛無主義。
博爾赫斯曾作為評委，頒給班內德託的《動物世界》一個文學獎，也給他的第二本書《扎馬》寫過幾段小書評，但兩人的交集似乎僅限於此。《扎馬》的英譯者埃絲特•艾倫（Esther Allen）指出，博爾赫斯的摯友阿道夫•比奧伊•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長達1663頁記錄阿根廷文化“圈”的日記《博爾赫斯》一書裡，班內德託的名字一次都沒有出現。艾倫認為，住在門多薩（她用了“自我流放”一詞，雖然沒什麼理由認為一個人決定住在自己的家鄉跟流放有什麼關係）對班內德託的事業有很大傷害。
《扎馬》容易讓人產生與作者本人的生平比較的想法。小說寫的是個比門多薩更小的地方，主人公名叫唐•迪亞哥•德•扎馬，確鑿被“流放”到門多薩一千多里外的荒蠻之地（現巴拉圭首都亞松森）當公務員，遲遲等不到他在首都的親朋好友向他許諾的晉升或回朝的消息。小說一開始，扎馬像往常一樣去河最下游的地方等那艘他一直在等卻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的船，他看到一隻死猴子卡在河邊的碼頭上，想到這猴子可能一輩子都期待一場旅行，卻是在死了以後才得以被河流攜帶出那片叢林，最後還卡在了碼頭邊。“它就在那，準備好出發，卻沒出發。而我們也一樣。”
小說設置在18世紀末，扎馬的身份是個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無疑已被卡在碼頭上。他對此咬牙切齒，又絲毫沒有辦法。沒有人，無論是美洲人還是歐洲人，能證明扎馬存在的價值及合理性。1790年——小說開始的時候——扎馬35歲，與妻兒分居兩地，政府欠薪，事業毫無起色。這是常見的小地方公務員的生活，然而扎馬的精神世界卻與亞松森和他的辦公環境完全不符，他的心理活動能讓100年後維也納的哲學家歎為觀止，一個與時代和環境均不和諧的人，被愧疚困擾，也被情慾困擾，既憎恨自己，又更憎恨自己憎恨自己，被自我與超級自我不間斷隨機換擋的強大和渺小擊垮，每一步都往深淵更近一步，而一步也不走，則更近。死猴子奠定了《扎馬》的基本情緒，扎馬和亞森松被卡在兩種不同的靜態裡——“準備好出發”與“沒出發”，剩下的只有無窮無盡的噁心——“一切都有可能，我能看到，但最後，所有可能性都會被消耗殆盡。”
馬特爾電影版的《扎馬》裡充滿地緣性的魔幻現實主義元素，但原著是本與薩特的《噁心》具備高相似度的存在主義小說，完全以扎馬的第一人稱視角展開，筆墨沒有多留給環境描寫，關心且僅關心精神問題。班內德託本人甚至在寫小說的時候從沒有去過亞森松，全靠歷史記載寫成。這終究是發生在18世紀末荒蠻之地而不是20世紀的巴黎或勒阿弗爾、可以找到參照物的故事。扎馬對生存之無意義及早已自知的悲劇命運，展開了強迫症一般有力的鬥爭。對自己的無能瞭解越深，頑抗的意念也越強。
《扎馬》（Zama）
安東尼奧•迪•班內德託（Antonio di Benedetto） 著
埃絲特•艾倫（Esther Allen） 英譯
New York Review Books Classics 2016年8月版
敘事結構上，《扎馬》是紮實的傳統三幕戲。第一部分當中，扎馬與日常生活進行失敗與失望頻率極高，規模卻尚算可控的準靜態對抗。到了第二部分，扎馬決定動一步，認為唯一解救自己的方法是當個父親（就算他早已經是父親），跟貧民窟裡的當地女人生下一個兒子。理所當然，他無法從自己髒兮兮的兒子、工資十幾個月未付的工作和歇斯底里的情人身上找到（主觀上）播種之後理應得到的收穫，最後在瘋癲之中看著女人和兒子被他悶頭寫小說的秘書奪走。第三部分，扎馬作出了最後一搏，像小說開篇中那隻猴子的屍體一樣，被命運的河流帶“上路”，開始一趟殘酷的旅程——表面上為了追捕土匪立功，實際卻是在追逐所有還能促使他站起來、活下去的無形稻草。扎馬的悲劇早已形成，最終被土匪砍掉手不過是可期的命運之中不可預料的荒誕片段罷了。
小說結尾十分玄妙，扎馬從昏迷中醒來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你還想活嗎？”意識到自己血沒有流完的那一瞬間，扎馬竟然又一次想舉起他已經被砍掉的手抓稻草——“我從虛無裡回來。我想重建世界。”然而他很快意識到，面前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沒有獲得重生。他沒有成長。所有的可能性最終都會消耗殆盡。
安東尼奧•迪•班內德託本人，一個無疑深陷於虛無感的人，在自己的生活當中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從1960年代開始，他走出門多薩，在歐美各國廣泛旅行。《扎馬》之後，他又寫了兩本小說《寂靜》與《自殺》，形成了以等待為主題的三部曲。但班內德託留在已被寫成的文學史上的痕跡寥寥，使人很難對他的性格與創作理念過多揣測。1976年3月阿根廷政變，獨裁政府當權不過幾個小時，班內德託就被逮捕，之後坐了8個月飽受虐待的牢。這情節像卡夫卡小說，也無疑與班內德託本人筆下扎馬的命運有共同之處。那次被捕的原因至今沒有定論，包括他本人出獄後也全無頭緒。
班內德託是羅貝託•波拉尼奧著名短篇小說《聖西尼》的主人公。“那一代作家……”最擅長寫黑暗文學史的波拉尼奧這麼寫，“沒能成就什麼，並不是因為缺乏天賦或才華：羅貝託•阿爾特的追隨者，記者、教師與翻譯，從某種意義上他們是之後一切的預兆，以他們自己悲傷、懷疑的方式，使他們一個個跌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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