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迪•班内德托（Antonio di Benedetto）是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年代少数没有被记住的名字。哪怕在他的祖国阿根廷，班内德托读者同样寥寥。倘若不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扎马》（Zama）的英译本及阿根廷女导演卢克雷齐娅•马特尔（Lucrecia Martel）改编自《扎马》的电影巧合一般同时出现，这位1986年去世的作家恐怕很难找到新读者。然而文学史至少有一半在暗处，班内德托是那类在暗处的绝望里野生，因此得以全无顾忌的运气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差的作家。他的生平履历，恐怕在第三世界从事文学事业的群体当中再常见不过。
班内德托出生于1922年的阿根廷西部山城门多萨，马尔贝克葡萄酒的产地，离布宜诺斯艾利斯超过1000公里。虽然从小热爱文学，班内德托还是花了多年时间尝试学习法律，但未果。后来，他进入门多萨当地报纸《安第斯报》，担任文化艺术版编辑。195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世界》，曾借主人公之口表达某种同样十分常见的生不逢时：“……我不是说我非要生在中世纪或者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一年生，不是。也许我应该生在21世纪，或者22世纪。”
虽然毫无疑问是个来自小地方的作家，班内德托的写作里却没有一丝一毫小地方的气质。反而可以说，《扎马》这样一本不足200页的小说，与20世纪欧洲文学浪潮完全接轨。今年读到《扎马》的读者，很难看不到班内德托与阿兰•罗伯-格里耶，与萨特和加缪，与佩索阿和穆齐尔的紧密关联。但1956年小说出版的时候，比较的对象恐怕是其他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外的阿根廷小地方作家。今天也不难看出班内德托独特而彻底的虚无气质，一个精神孤绝的作家，可能远比博尔赫斯本人更接近他追崇的斯宾诺莎派虚无主义。
博尔赫斯曾作为评委，颁给班内德托的《动物世界》一个文学奖，也给他的第二本书《扎马》写过几段小书评，但两人的交集似乎仅限于此。《扎马》的英译者埃丝特•艾伦（Esther Allen）指出，博尔赫斯的挚友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长达1663页记录阿根廷文化“圈”的日记《博尔赫斯》一书里，班内德托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艾伦认为，住在门多萨（她用了“自我流放”一词，虽然没什么理由认为一个人决定住在自己的家乡跟流放有什么关系）对班内德托的事业有很大伤害。
《扎马》容易让人产生与作者本人的生平比较的想法。小说写的是个比门多萨更小的地方，主人公名叫唐•迪亚哥•德•扎马，确凿被“流放”到门多萨一千多里外的荒蛮之地（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当公务员，迟迟等不到他在首都的亲朋好友向他许诺的晋升或回朝的消息。小说一开始，扎马像往常一样去河最下游的地方等那艘他一直在等却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船，他看到一只死猴子卡在河边的码头上，想到这猴子可能一辈子都期待一场旅行，却是在死了以后才得以被河流携带出那片丛林，最后还卡在了码头边。“它就在那，准备好出发，却没出发。而我们也一样。”
小说设置在18世纪末，扎马的身份是个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无疑已被卡在码头上。他对此咬牙切齿，又丝毫没有办法。没有人，无论是美洲人还是欧洲人，能证明扎马存在的价值及合理性。1790年——小说开始的时候——扎马35岁，与妻儿分居两地，政府欠薪，事业毫无起色。这是常见的小地方公务员的生活，然而扎马的精神世界却与亚松森和他的办公环境完全不符，他的心理活动能让100年后维也纳的哲学家叹为观止，一个与时代和环境均不和谐的人，被愧疚困扰，也被情欲困扰，既憎恨自己，又更憎恨自己憎恨自己，被自我与超级自我不间断随机换挡的强大和渺小击垮，每一步都往深渊更近一步，而一步也不走，则更近。死猴子奠定了《扎马》的基本情绪，扎马和亚森松被卡在两种不同的静态里——“准备好出发”与“没出发”，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恶心——“一切都有可能，我能看到，但最后，所有可能性都会被消耗殆尽。”
马特尔电影版的《扎马》里充满地缘性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但原著是本与萨特的《恶心》具备高相似度的存在主义小说，完全以扎马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笔墨没有多留给环境描写，关心且仅关心精神问题。班内德托本人甚至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没有去过亚森松，全靠历史记载写成。这终究是发生在18世纪末荒蛮之地而不是20世纪的巴黎或勒阿弗尔、可以找到参照物的故事。扎马对生存之无意义及早已自知的悲剧命运，展开了强迫症一般有力的斗争。对自己的无能了解越深，顽抗的意念也越强。
《扎马》（Zama）
安东尼奥•迪•班内德托（Antonio di Benedetto） 著
埃丝特•艾伦（Esther Allen） 英译
New York Review Books Classics 2016年8月版
叙事结构上，《扎马》是扎实的传统三幕戏。第一部分当中，扎马与日常生活进行失败与失望频率极高，规模却尚算可控的准静态对抗。到了第二部分，扎马决定动一步，认为唯一解救自己的方法是当个父亲（就算他早已经是父亲），跟贫民窟里的当地女人生下一个儿子。理所当然，他无法从自己脏兮兮的儿子、工资十几个月未付的工作和歇斯底里的情人身上找到（主观上）播种之后理应得到的收获，最后在疯癫之中看着女人和儿子被他闷头写小说的秘书夺走。第三部分，扎马作出了最后一搏，像小说开篇中那只猴子的尸体一样，被命运的河流带“上路”，开始一趟残酷的旅程——表面上为了追捕土匪立功，实际却是在追逐所有还能促使他站起来、活下去的无形稻草。扎马的悲剧早已形成，最终被土匪砍掉手不过是可期的命运之中不可预料的荒诞片段罢了。
小说结尾十分玄妙，扎马从昏迷中醒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还想活吗？”意识到自己血没有流完的那一瞬间，扎马竟然又一次想举起他已经被砍掉的手抓稻草——“我从虚无里回来。我想重建世界。”然而他很快意识到，面前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没有获得重生。他没有成长。所有的可能性最终都会消耗殆尽。
安东尼奥•迪•班内德托本人，一个无疑深陷于虚无感的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从1960年代开始，他走出门多萨，在欧美各国广泛旅行。《扎马》之后，他又写了两本小说《寂静》与《自杀》，形成了以等待为主题的三部曲。但班内德托留在已被写成的文学史上的痕迹寥寥，使人很难对他的性格与创作理念过多揣测。1976年3月阿根廷政变，独裁政府当权不过几个小时，班内德托就被逮捕，之后坐了8个月饱受虐待的牢。这情节像卡夫卡小说，也无疑与班内德托本人笔下扎马的命运有共同之处。那次被捕的原因至今没有定论，包括他本人出狱后也全无头绪。
班内德托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著名短篇小说《圣西尼》的主人公。“那一代作家……”最擅长写黑暗文学史的波拉尼奥这么写，“没能成就什么，并不是因为缺乏天赋或才华：罗贝托•阿尔特的追随者，记者、教师与翻译，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之后一切的预兆，以他们自己悲伤、怀疑的方式，使他们一个个跌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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