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当教师（散文）

1971年冬天，我插队落户到湘南一个小村庄。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常被派到田间地头、祠堂和庵子里写标语，参加宣传队演出。大队干部看我表现好，写得一手好字，便推荐我去了村里的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我去的这所学校叫航渡小学，学校在村里的一座旧祠堂里。校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她和另外一名女教师是公派来的，我们4位男教师分别来自周边的几个生产队。我在“文革”中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当上教师，实属抬举“知识青年”，也说明农村太缺师资了，找个高中生都难！

学校班级少，每个老师都要承担几门课，人人是“全能型”。过去我没有教过书，刚开始连教案都不会写，好在几位老教师帮我一顿恶补，把我这只笨小鸭匆匆赶上了架。

记得第一次上语文课，我就闹了个笑话。课堂上，我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同学们感到很新奇，不时发出一阵窃窃笑声。我以为他们听得很投入，没想到刚朗读完，一个学生脱口说了句：“土狗子放洋屁！”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我气得喊那个学生站起来，他像没听见似的。旁边的同学说：“老师，他不叫张宏成，他叫江宏谨。”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弄得我十分尴尬。原来在当地方言中，“张”念“江”，“成”念“谨”，那读出来的声调，像唱歌一样，还带拐弯，字典里也找不到。第一次上课，我在学生的嘲笑声中草草收场。

我们班学生分别来自9个生产队，有的学生家住在冲（山）里，上学要走十来里路，山路弯弯，崎岖不平，晴天还好，遇到雨天，常常是一身雨水一身泥。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多数时间是打着赤脚上学。冬天，北风呼啸，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冷得像个冰窖，我从生产队找来一些废弃的塑料薄膜，钉在窗户上，以抵挡寒风的侵袭。下雪天，一些孩子常提着个小火盆来上学，上课时，就把火盆放在课桌下面；下课时，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围着火盆取暖。

班上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常常惹是生非，少不了挨我的批评。后来发生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那是一个雪天，我感冒了，讲课时发出浓重的鼻音。教室里很冷，有学生在不停地跺脚，我的手指也冻僵了，在黑板上板书时连粉笔也握不稳。这时，一个平日里经常被我训斥的学生走上来，把小火盆往讲台上一放：“老师，夹夹（烤烤）火。” 说完，转身回到座位上去了。那一刻，我好生感动，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件事让我感悟到，调皮是孩子的天性，善良才是孩子的本性。

还有一次，一个女生没有按时交作文，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她像做错事了一样，低头嗫嚅道：“家里没有墨水了，爸爸说过几天赶集把家里攒的鸡蛋卖了就给我买墨水。”说完，用衣袖抹去挂在脸上的泪水。望着眼前这个农家女孩，我心里一阵酸楚，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拿起桌上的一瓶墨水塞到她的手上：“你先拿回去用吧！”

第二天一早，这个学生来到办公室，把作文本交给我，又从书包里掏出一包东西放到我办公桌上。“这包花生是我家种的。爸爸说，谢谢老师啦！”说完，弯下腰，认真地给我鞠了个躬，转身跑了。望着孩子的背影，我鼻子有些发酸，再一次被农村人的朴实和孩子们的纯真深深打动。

学校的办学条件很差，除了粉笔和黑板擦，几乎没有其它的教学器材。看着孩子们一张张渴望知识的脸庞，我不敢懈怠，白天上课，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备课和批改学生的作业，还抽出时间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劳动。我的付出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那一年，我被评为区里的优秀教师。

第二年冬天，我招工进了铁路，离开了那些既淘气又可爱的孩子们。

多年后，我回到村里，学校不知在哪一年停办了。我伫立在学校的旧址前，心里平添了一份惆怅。望着空荡荡的祠堂，我默默无语。迷迷茫茫中，我恍惚听到了一阵朗朗的读书声。

孩子们，你们都好吗？你们都去了哪里？

稿件管理：紫烟幽梦

稿件审阅：严景新

简评：作者用典型的几个自己教书的小故事，生动再现当时农村教育，教学的情景。农村孩子们天真质朴，学校办学条件差描写的栩栩如生。文章来源于生活，只有经历才能体会当时的艰难。读后让人感觉现在农村学校面貌的可喜变化。

作者简介:徐勤，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发表报告文学、散文、小说、童话等文学作品二百余篇。正式出版有纪实文学《“我的老班长”小曾》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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