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你每日所看到的官方信息發佈背後，幾乎每項信息的報送都與成都公衛中心的醫務科團隊有關。作為此次疫情中的“信息員”，他們雖然沒像臨床醫生一樣直面前線，但在前線背後，他們通過一通通電話，一份份準確的信息傳遞，為整個疫情防控起到了關鍵的決策作用。
疫情信息員
腦中隨時記著各種數據
從1月13日開始，作為醫務科的主心骨，副科長馮琛已連續在崗53天。
回想起疫情初期時的情景，馮琛腦袋現在都還疼，這裡的疼不是形容詞，而是真實的生理疼痛。
馮琛正在工作
馮琛的手機被打報廢了
疫情每天都在變化，作為“信息隊隊長”，他每天的電話量也最多，並隨著疫情的發展隨之增加，從最初的一天100多通，到200多，最多的時候甚至達到300+，“每天睡著了都習慣性地摸著手機，生怕錯過一個電話。”而長時間、大量地接打電話，連續加班第9天，他手機的電池就直接“罷工”，不到40天，他才買一年的手機就已報廢。
馮琛說，雖然現在疫情形勢慢慢向好，電話量也在減少，但一拿起電話，身體就會條件反射地“回想”起因大量接聽電話，耳朵嗡嗡作響的感受。
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大家都不陌生，這個位於成都東三環的傳染病醫院，平時就肩負著30多種傳染病的診療工作。而此次新冠疫情來襲，這裡作為確診患者的定點收治醫療機構，“成都90%以上的確診患者都在這裡接受治療。”截至3月5日18時，已收治120人，在院51人，解除隔離66人……而這些數據，在馮琛腦海中都能準確記憶，以保證在需要時能脫口而出。
總結醫務科工作：
“人少事多，沒人負責就是我們負責”
馮琛除了擔任醫院醫務科副科長，同時也是醫院新冠綜合協調組、醫療救治組副組長，他和科室另外5名同事肩負著的，是成都乃至整個四川地區新冠疫情信息彙總、上報工作，“有了準確的信息作為基礎，才能讓決策更有力。樂觀的他簡單粗暴地形容了自己的工作，“人少事多，沒人負責就是我們負責，就像學校的教務處一樣。”
在一份2月25日的信息報送表中記者看到，醫務科每日固定報送的條目達17條，從每日早上8點把前一日轉運患者的信息報送至衛健委應急辦，再到第二天凌晨1點上報關於前一天新冠肺炎的個案信息，一天十多個小時都有需要輪流報送的數據。而這僅僅是固定信息，“每天還會有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數據需求。”除開固定報送，在當日的動態報送信息中，記者發現他們需要收集的信息條目也有8條，包括組織院內會診、增加一名醫生到病房開展工作等等，可以說事無鉅細。
馮琛說，他們的工作沒辦法具體量化，隨時都在各方溝通、收集信息。比如今天會診的專家需要一份某天、某個病人在某個時間點的氧飽和度情況，以更準確的給出治療方案，他就得朝病房打電話，“但病房的醫生並不是隨時在線。”醫生進入負壓病房操作不能帶手機，他就只能等。如果時間緊迫，他還必須利用外面的對講機同裡面的醫生喊話，“有時為了收集一個數據，往往一天都陷在裡面了。”而這樣的收集數據的方式，他和同事幾乎每天都會上演。
連軸轉 皮鞋走開了口
不僅要在辦公室打電話，遇到緊急情況，他還要出門到省、市各部門溝通。在疫情最緊張的幾天裡，他每天的微信步數都在3萬步以上。而在他的朋友圈中，他的一雙皮鞋也因此被他走得開了口。
在他連續工作23天后，他還是堅持不住了，吃了兩包中藥後，第二天他又繼續出現在工作崗位上。
敏銳察覺疫情嚴重性
拉響院內應急警報
今年38歲的他，自2006年在公衛中心參加工作以來，已有10多年的工作經驗。他是醫三代，其父親和爺爺都是外科醫生，用他的話來說，自己從小就是在醫院裡長大的。而從小的經歷，也讓他有了很高的職業敏感性，2003年，他從父親所在的醫院瞭解到SARS，到後來在工作後親自迎戰“甲流”、“H7N9”，從一個個爆發的疫情中，積累了不少經驗。
1月中旬，在網上流傳著“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相關消息時，他心裡那根弦再次繃緊，“跟當年SARS很像，會不會愈演愈烈？”隨即他開始向院內領導建議啟動應急程序，並立即通知院內40餘名應急隊員做好隨時“戰鬥”的準備，也提前給準備過年休假的同事打了可能會緊急加班的“預防針”，1月16日，在醫院收治成都首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後，1月19日，醫務科全科人員就取消春節休假、完成當日退票、24小時待命。
後來證明他的猜想是正確的，因為疫情的確變得越發嚴重，為了打有準備的仗，確保應急救治流程暢通，在醫務科和其他科室的配合下，院內一場呼吸道烈性傳染病的應急演練隨即拉開。緊接著，醫院又出臺院內第一個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為抗擊疫情打下紮實基礎。現在，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已到第七版，而每一版，他們科室都需要組織醫務人員進行學習。
隨著醫院接收的病人越來越多，醫務人員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看著在病房連續工作多日的醫務人員體力不支，他又得儘快協調人員進行補充。而在考慮到一線醫護人員及家人心理壓力大，他又邀請了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專科醫生提前介入進行心理疏導。此外，馮琛還通過朋友聯繫到通威集團，給醫院一千多名醫務人員提供每人2000元的慰問品。
有人說醫務科的工作就像醫務人員的“保姆”一樣，“啥都要管。”但馮琛說，比起在一線奮戰的他們，當好“保姆”也是應該的。
夫妻都是醫務工作者
兒子親戚朋友輪流帶
他的溝通還包括對患者的溝通。1月下旬，成都迎來部分外地來蓉確診病例，一位來自北方的患者由於剛到成都就被隔離，非常不適應，“生活不習慣，不能理解被隔離，並拒絕配合治療。”學醫事法律專業出生的他除了儘可能的解決患者所面臨的問題外，還要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對患者進行耐心地勸導、解釋，而最終他的做法也得到患者認同，避免了醫患不配合的事情發生。
50多天的輪軸轉有時也讓他有點體力不支，自疫情發生以來，在做好工作的同時，馮琛基本無暇顧及家庭，馮琛的妻子也在市公衛中心負責新冠肺炎的中醫藥救治工作，在疫情發生後也第一時間衝到抗疫最前線。一次兩人偶然在電梯間碰面，也來不及彼此問候，相視一眼便匆匆投入各自工作中，隨行的醫院總會計師打趣道：“一個疫情致兩夫妻見面都無時間對言了。”
2月15日，兒子早上被接走時，親戚拍下的照片
而讓他和妻子最愧疚的，還是3歲的兒子，由於馮琛父母已離世，岳父岳母年齡大、住得遠，家中3歲的兒子也只能臨時送至親戚、朋友家暫時看管，“都送了5處了，都有點兒不好意思了。”馮琛說，他們一般早上上班時送去，晚上下班早再接回來。“但一般都是他們送娃上門，因為我下班實在太晚了，孩子到家都只能先由他媽媽帶著。”他還記得，每次十點、十一點過下班回家孩子都睡著了，直到連續加班第26天他早一點回家，他才有機會抱了一下還沒睡著的兒子，而聽話的兒子也總對他說，“爸爸你好久可以休息？好久可以帶我出去耍呢？”他也只能回答“快了快了。”馮琛對幫忙照管孩子的親戚、朋友充滿感激和愧疚，“畢竟3歲的孩子正是皮的時候。”
他告訴記者，此次戰鬥並不是他一個人，他很感謝科室的同事們，6個人的科室幾乎扛起了全省、市的疫情上報工作，“沒有他們的配合與支持，我一個人肯定拿不下來。”3月5日下午，馮琛辦公桌上還有一大堆數據等著他去“打理”。而在與記者說話的間隙，桌上的電話又響起了，辦公室裡又開始忙碌起來……
一通通電話上下溝通，一份份數據報表來來去去，正因他們不停地連軸對接，也確保了成都公衛中心作為成都主戰場在醫療上報信息方面的準確性。
截至3月4日24時，成都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44例，累計出院97人，死亡3人，其餘44人（其中危重2人）均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57名密切接觸者也正在接受醫學觀察。
紅星新聞記者 胡挺 章玲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閱讀更多 紅星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