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所积淀的产物,承载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乞巧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习俗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七夕节日益走向式微。

近年来,民俗学家、商家和媒体通过各种努力,想把它包装成中国的情人节,但与盛行于西方情人节相比,其内容、形式和人气都大为逊色。西方情人节的强势输出,对中国七夕礼俗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

一、七夕节源于延续农耕文明,情人节源于基督教

受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影响,中国传统节日不可避免地带有农业色彩。而西方国家的节日在起源时期大多都带有宗教色彩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得以强化,这使得西方民族传统节日在变迁、传承和发展中保留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七夕节起源于中国四大爱情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传说。父母早逝后,牛郎常受兄嫂虐待。兄嫂和牛郎分家时,牛郎只分得一头老牛。织女是天上一位聪明美丽的仙女。趁织女和众仙女在银河洗澡之际,在老牛的示意下,牛郎将织女的天衣偷走。织女不得重返天宫,遂与牛郎结为夫妻,生有一儿一女,过着自耕自织幸福美满的生活。老牛临终前,叮嘱牛郎把它的皮剥下,以备急用。夫妻俩忍痛剥下牛皮并将其埋在井里。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得知牛郎和织女成亲的事后,勃然大怒,派天兵将织女抓回天宫。牛郎急忙披上牛皮,挑上一双儿女来到天上。眼看就要追上织女,王母娘娘却忽然从头上拔下金簪,在空中一划,牛郎织女之间顿时出现了一条波浪滚滚的天河。从此,牛郎织女只能泪眼盈盈地隔河相望。天长地久,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被他们的真情打动,准许他们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相会。于是,每逢这一天,便有无数的喜鹊在天河两岸搭起鹊桥,牛郎与织女得以相会。

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就是妇女们在七月初七夜晚进行的各种乞巧活动。乞巧的方式大多是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做些小物品赛巧、摆上些瓜果乞巧。各地的乞巧方式不尽相同,各有趣味。从七夕的产生及节日习俗来看,其文化内涵是对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的神化和赞颂以及劳动人民对男女坚贞爱情的祈祝和向往,特别是通过乞巧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精神寄托。

关于情人节的起源有不同的版本。版本一,情人节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瓦伦丁的修士;版本二,情人节是为了纪念罗马帝国时期一位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版本三,情人节起源于古罗马的牧神节,是为了纪念掌管女子婚姻的牧神卢玻库斯;版本四,情人节是表示对罗马众神的皇后Juno的尊敬而设的节日。

接下来的2月15日卢帕撒拉节,是表示对Juno统治下的其他众神表示尊敬的节日。版本五,现代意义上的情人节源于15世纪早期。法国年轻的奥尔良大公在阿根科特战役中被英军俘虏,被关在伦敦塔中很多年。他写给妻子很多首情诗中的大约60首保存至今。用鲜花做情人节的信物,在大约两百年后出现。法国亨利四世的一个女儿在情人节举行盛大的晚会。所有女士从选中她做情人的男士那里获得一束鲜花。此类有关情人节起源的说法还有很多,大多与宗教有关。

二、七夕传统节日具有极强的世俗性和泛神性,而情人节具有极强的一元神论宗教文化特征

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谈到节日时说:“民间节日是我们历代祖先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适应社会的、生产的各种需求和欲求而创造出来、修增和传承下来的。”

中国早期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以自然崇拜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习惯势力的基础之上,其基本的哲学理念与理想的希望是主张神灵与人二者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平衡,即天人合一。中国人心目中的神灵是“为我所用”的神灵。中国传统的神灵大多是人们进行世俗利益诉求时的自然崇拜神灵,而不是一种求得心灵净化、精神升华、灵魂归宿。由于人本主义的早熟,在中国本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诉求的宗教信仰,而只有尚处于低层次发育的民间鬼神崇拜。七夕传统节日的非宗教性文化特征在节日的乞巧祭祀活动中得以充分展现。

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就是妇女们在七月初七夜晚进行的各种乞巧活动。乞巧方式大多是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做些小物品赛巧、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乞巧。女孩对月穿针以祈求织女能赐以巧技等。

在绍兴农村,许多少女在七夕夜独自偷偷躲在生长茂盛的南瓜棚下,传说如果在夜深人静时,听到牛郎织女之间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千年不渝的爱情。在广西西部,传说农历七月七日晨,仙女要下凡洗澡,喝其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

在广州,姑娘们预先备好用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而成的各种奇巧的小工艺品,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农历初六晚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安排就绪后,便焚香点烛,对星跪拜,称为“迎仙”。

在福建,七夕节时让织女品尝瓜果,以求她保佑来年瓜果丰收。女人们不仅乞巧,而且乞子、乞寿、乞美或乞爱情。这种不是力图约束自身行为、净化自己心灵,而是通过食物贿赂神的行为,与基督教教义相悖。

中国民间很多类似的节俗约定成俗,从来没有人质疑其合理性。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创造者,他不允许人们崇拜其他的神灵和偶像。人类的现世生命仅仅是一个过程,其福祸、寿夭、贫富都是上帝赐予的,而非后天求得的。每个人的行为只对上帝负责,人们通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求得上帝的宽恕或青睐而在死后升入天堂。在上帝面前,无论亲疏尊卑贫富都是平等的。源于基督教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都是围绕着基督耶稣来进行的。情人节也不例外。延续古老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习俗,人们在每年的2月14日向自己的朋友传递爱的信息。鲜花、心型糖果、用花边和摺穗掩盖了送物人名字的信物等,不仅代表着一份份真挚的爱,更是对敢于反对暴政的瓦伦丁修士的深切缅怀。

三、七夕节注重血缘性、群体性和物质性的欢娱诉求;情人节注重精神的升华、个体人格的张扬和个体人之间情感的诉求

传统的中国七夕节与舶来的西方情人节各自所蕴含的人文关怀有很大差异。从起源上来讲,西方情人节源于被迫害致死的基督教徒瓦伦丁给典狱长女儿的一封充满爱意的信,它表达的是公民自己的美好爱情,体现的是自我愉悦、以人为本。情人节完全符合西方人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注重公民个体发展和满足个人需要的人文理念。因此,它就是普通公民自己的节日,就是公民个人为追求美好爱情而尽情表达爱意的时刻,受到广大青年人的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中国的七夕节源于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讲述的是普通人与仙女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既然是仙女的故事,当然对人间凡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们在把牛郎织女当作神来崇拜、为他们祈祷和祝福的时候,从来不故事里的主体。七夕节自古以来都被当成神的事务,而不是人的事务,因此很难大众化。

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不同,传统节日所产生的伦理文化自然也就迥异。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是以儒家为主,兼有诸子百家各学派文化。而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文化,有着厚重的伦理道德内涵,其主要功能在于传承而不是给人们以欢娱休闲的机会,缺少世俗所需要的娱乐色彩。七夕节从形式到性质,为儒家伦理学说支撑的家族制度而服务。这种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家族制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并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方情人节的伦理色彩弱,娱乐色彩浓,注重个体精神的升华、个体人格的张扬和个体人之间情感的诉求。更容易为现代人提供充分张扬个性和享受欢娱的机会,从而使得西方情人节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跨文化移植性。

四、七夕节和西方的情人节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的七夕节是未婚青年男女的节日,而西方的情人所涵盖的范围,从未婚男女之间到未婚和已婚男女之间再到已婚和已婚男女之间。显然,情人节的概念外延要比七夕节大得多。

七夕节可以是未婚青年单个异性之间,也可单个对群体、或群体对群体。其目的是在节日活动中寻觅自己的意中人,进一步发展为恋爱对象,最终组建家庭。

而情人节不一定以婚姻为目的,它包含婚外情。不管是哪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只要他(她)需要爱情,就可以接受这样的节日。除了爱情,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来画蛇添足地填充和升华。因此,有人认为情人节的严肃性远不及七夕节。七夕节的这种严肃性与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禁锢是分不开的。严格地讲,中国传统的牛郎织女式的凄凉悲切的七夕节与西方情人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完全不同。七夕节更应该被称作女儿节、乞巧节或爱情节,而不是情人节。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与竞争日益频繁。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传统节日,也处在相互融合与相互碰撞中。中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已逐渐被对方所接受和容纳。但是,中国七夕节和西方情人节则是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相互碰撞与冲击的典型例子。

受风靡中国的西方情人节的冲击,作为中国民俗大节之一的七夕节,近年来处于濒临消亡的状态。如何在西方情人节在中国日趋盛行,青年人对自身传统节日丧失应有的温情与敬意的今天,使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发挥应有的伦理文化意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很多人开始反思七夕节走向式微的原因,力图挽救中国传统节日礼俗文化。挽救七夕节,不能盲目效仿西方情人节。官方与民间应该通力合作,创设各种条件,使七夕传统节日既不失其文化意蕴,又在新时代下增添新的载体和新的方式,使年轻人在尽情享受西方情人节愉悦的同时,不忘记自己的民族节日七夕节,在对洋节多一份宽容的同时,对传统节日多一份温存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