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前銀行業普遍在花大力氣開展的一項任務，普惠金融正在全國大力度推廣，包括銀行、小貸公司、互聯網金融等在內的多路資金湧入其中。但普惠金融之路行至半程，仍有不少問題待解。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發佈的《中國普惠金融發展監測報告（2017.浙江）》顯示，浙江地區普惠金融的發展已經達到國際領先的水平。即使這樣，金融能力仍然是該地區普惠金融進一步發展的短板；部分鄉村有相當比例的人口存在金融服務不足現象，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務水平有待提高。
作為中國經濟發達省份的第一梯隊，浙江的普惠金融尚存在金融服務不足問題，其他地區的普惠金融更是“路還很長”。但不少受訪的業內人士也認為，當前也是推廣普惠金融最好的時機，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業和農民結構正發生的巨大變化，也為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不過，從當前普惠金融實踐的效果看，完善機制體制創新，同時警惕普惠金融誤入“陷阱”同樣需要給予高度關注。
農村人口和產業面臨鉅變
普惠金融的重點應落腳在農村，這一點毫無爭議。但在紮根農村推廣普惠金融之前，瞭解農村的人口結構和經濟活動的最新變化趨勢，是做好普惠金融的關鍵基礎。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人大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認為，現在全社會做普惠金融瀰漫著一種“浪漫主義”情懷，卻不甚瞭解整個鄉村變化對金融需求的影響。在他看來，當今中國農村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人口結構、經濟活動和農村主體等多方面。
“整個中國的農民結構徹底變了。現在的農民已經高度分化，只有15%左右的農民仍純靠農業收入，20%農民的收入來源已經全部是非農收入。整個農村人口的代際變化和多樣性是做普惠金融時首先需要研究的問題。”劉守英稱。
比人口結構變化更為重要的是，農村的經濟活動也在發生著鉅變，這一影響對普惠金融更為直觀。在劉守英看來，一方面，農業的內涵和功能在發生著重大變化，這也增加了對普惠金融多樣性的需求，原有的農村普惠金融主要是以農戶為主的政策性金融服務，但隨著農業產業化程度的提高，農業回報率也在提高，農業正成為越來越有競爭力的產業，普惠金融的商業可持續迎來解決機會。另一方面，農村的主體也在發生變化，主要變化在農戶逐漸規模化、集中化，農業產業正尋找規模報酬的實現方式，這不僅僅體現在土地集中，也有區域種植的規模化，“做普惠金融的一定要注意這一點，中國的作物佈局已經高度集中化，產業競爭力在不斷提升，就需要有針對性地提供金融服務”。
央行研究局副局長紀敏也表示，當前普惠金融發展正面臨著最好的機遇。在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農業的經濟回報在不斷提升，農業產業化也不再是簡單的種植業、養殖業，而是產業鏈結合的大農業概念。這對金融機構來說，做普惠金融不再只是響應國家號召的社會責任，更是看到了當中所蘊藏的巨大的追求規模報酬遞增的商業潛力。
完善抵質押品機制是關鍵
農村的鉅變也影響著金融需求的多樣性，這是未來發展普惠金融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劉守英認為，農村多樣化的主體需要不同的金融服務，儘管未來普惠金融政策惠及的重點仍應是小農，但對於日益龐大的專業大戶、農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其金融需求的滿足不能完全依靠政策性普惠金融解決，完善抵押品機制是重中之重。但遺憾的是，目前這方面進展並不盡如人意。
“我們去農村調查，不少縣做的兩權抵押效果基本是失敗的。”劉守英說，在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貸款抵押品中，抵押最多的是建設用地指標，其次是農房，宅基地排第三，而承包經營權用得最少。這個排序基本反映了不同抵押品之間的經濟價值、貸款的制度成本和產權的信用度問題。
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三農處處長邱豔芳也指出，目前針對農村小微企業、新興農業經營主體的金融支持是當前普惠金融的兩個難點。大型農業企業由於不缺抵質押品，貸款相對容易；農戶因為資金需求少，可以通過信用貸款的方式解決，最難的還是農村小微企業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原因就是抵質押品不夠完善，這也導致了這類主體的貸款成本比其他企業的經營貸款成本要高。
因此，完善農村抵質押品制度，是破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可得性的關鍵。劉守英就認為，當前的農業貸款抵質押品制度需要再創新，解決抵押品的權屬可靠性、可信度以及資產價值的實現方式，繼續完善農村土地制度、資產抵押評估制度。
避免落入兩個“陷阱”
自2016年初國務院發佈《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後，普惠金融日益成為金融領域的熱點，無論是傳統銀行還是新興的非持牌機構都投入這股熱潮中。但繁榮的背後，也有越來越多實踐者理性思考的聲音發出。
浙江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理事長王小龍表示，當前普惠金融一派繁榮景象的背後，有一些新的情況應當引起高度重視，特別是要避免落入兩個“陷阱”。
王小龍稱，一方面，要避免個人過度授信帶來新的信用風險。金融發展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供給不足或供給過度都不利於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與大多數人固有印象不同的是，王小龍認為，現在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普惠金融供給過度的情況，這也為個人過度授信埋下隱患。
“比如在浙江，一箇中等縣基本有20多家銀行進駐，這種情況不是競爭不足，而是過度競爭。由於各大銀行進行業務轉型，紛紛下沉重心，大力拓展零售業務，導致個人貸款的總量和比重明顯提升，這就可能會在農村地區產生一個比較危險的趨勢，那就是個人過度授信。”王小龍說。
王小龍說，過去銀行對企業過度授信、多頭授信，加之民間借貸的盛行，客觀上成為“兩鏈”風險的誘因之一。現在則要高度警惕對個人過度授信、多頭授信，甚至是沒有信用基礎的亂授信。“如果在農民金融知識不豐富的情況下給他過度授信，會讓他誤以為獲得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這是很危險的。”王小龍說。
因此，為防止部分農村地區因金融資源過度競爭而出現的過度授信等問題，王小龍認為小法人機構更適合做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服務對象的金融需求大多是小而散，大銀行由於組織架構、考核機制、信貸問題等因素並不適合做小而散的業務”。
另一方面，王小龍還表示，發展普惠金融還需避免互聯網金融“先發展後治理”的風險。他強調，農村地區的信用體系建設至關重要，如果不規範、不合理地濫用信息數據，信用體系建設就會走上彎路。此外，發展普惠金融有必要繼續加強引導和監管，鼓勵正規持牌金融機構利用互聯網技術來提升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水平，同時防止別有用心者打著互聯網金融的旗號做違法違規之事。
閱讀更多 金評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