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古典神魔小說《西遊記》中大鬧天宮的孫行者，與名滿天下的民國學術大師、“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兩個響亮的名字放在一塊，看上去很有些風馬牛不相及。然而事實上，早在將近九十年前，“他們”就已經被人特意“並稱”了一回。
那是發生在1932年的陳年舊事。當時，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舉行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學考試，其中，由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命制的國文科目試卷，有一道對聯題難倒了眾多考生。此題所出上聯僅有三字——“孫行者”，然而下聯該如何對答呢？一時間交白卷的大有人在，少數機敏者則抬出了兩位古人來應對，曰：“祖沖之”（大科學家）、“王引之”（經學大師）。然而這些都不是令陳大師感到特別滿意的答案。終於有一人，嘗試著拿當時名氣如日中天的北大教授胡適的字號來作答，頓時大受陳大師激賞。據傳，陳大師甚至有些誇張地對人說說：“就憑這三個字，這個考生想上清華的哪個系都行！”而這個考生，就是後來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謨（1914—1995）。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在當年同時考取了北大和清華，最後選擇的是北大，勤修苦讀，嚴謹治學，終成漢語言文字領域內一代學術名家。
回到正題。以“胡適之”對“孫行者”，仔細想來，堪稱妙筆佳構！當年陳大師似乎對這副對聯有過專門解釋，其大略雲：“ ‘孫’與‘胡’均為姓氏，‘行’與‘適’都是動詞，‘者’與‘之’同屬虛詞，兩個人名，一古一今，一虛一實，幾為絕配，而合‘胡’‘孫’而成‘猢猻’，又是一妙也。”
而今重提這一段往事，自然不是為了獵奇——這並非什麼鮮為人知的秘聞。我只是想做再進一步地追問： 將“孫行者”與“胡適之”這兩個名字並提，除了可以湊成一副對聯外，就沒有什麼別的值得一論了 ？
我以為，可資談論的，若能細細挖掘，還有很多。
那就先正本清源，略略介紹本尊。
孫行者何許“人”也？中國古典小說史（古代文學）中一大經典形象是也！揆諸小說《西遊記》，他先是自號“美猴王”，接著是自封“齊天大聖”，保唐僧取經路上常常自稱“俺老孫”，因取經終了而被如來佛祖封為“鬥戰勝佛”！縱觀全書，孫行者堪稱天字第一號桀驁不馴的“人”物，極為勇敢好鬥，但同時又活潑樂觀，喜感很強。在他身上，始終洋溢著一股反抗意識、一種英雄情懷、一份理想主義精神，或許還帶有一縷不老的青春氣息。即便最後皈依佛門，我相信，他大概也變不成端坐蓮臺、慈眉善目、雙手合十、彌日誦經那般莊嚴肅穆的模樣！
然則胡適之先生呢？
今天我們對胡適的定義有許多，簡言之，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也是白話文運動的旗手和標誌性人物。看胡適先生的照片，英拔俊朗，笑眼清澈，很是和藹可親。再想到他終生推崇與踐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信條，人們很容易相信，胡適先生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與孫行者有著天壤之別，但其實不然，這需要我們往深處看。
以前，我對胡適之先生是有幾分輕視的，原因其實較簡單，我深憾於先生沒有什麼學術上的煌煌鉅著，也沒有什麼文采出眾的錦繡華章，能夠標註自身分量的“硬通貨”實在有限，以致當時貽人“暴得大名”之哂。然而退一步來講，即便是“暴得大名”，也是他如孫行者那樣，攘臂高呼，搖旗吶喊，憑藉一番實實在在的爭鬥掙來的。
1916年底，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深感於我國仍舊盛行的文言八股之禍害與流毒，憤而寫成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寄回國來，翌年發表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上。在該文中，胡適直言無諱地提出了關於“文學改良”的八項主張：“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濫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
於當時而言，這簡直就是一篇戰鬥檄文，它等於向通行了數千年之久的文言文發起挑戰。一石激起千層浪，有志之士紛紛響應。沒多久，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出來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出來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出來了， 劉半農錢玄同二人的“雙簧戲”也上演了，“新文化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開展了，一股思想上的清新空氣頓時吹遍了神州大地。
時勢造就英雄，胡適便是其中之一。待他學成歸來，執教北大，更是令天下人引頸以望。當然，胡適也沒叫世人失望，他一邊在學術領域推出了兩部專著——《白話文學史》（上）與《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一邊在文學創作領域出版了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而這些，在當時不啻是“劃時代”的產物：《白話文學史》為壯大白話文提供了歷史淵源與依據，《嘗試集》為詩歌革新提供了簡單易行的基本案列，《中國哲學史大綱》則擺脫了中國傳統的經學註解模式，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劇烈的變革。今天看來，也許我們會嫌棄《嘗試集》詩味不足，卻不可以忽視其“立新”之功勞；同樣，我們可以批判《白話文學史》與《中國文學史大綱》失之於簡陋、粗糙與支離，卻無法抹殺其“破舊”之貢獻。當年的胡適之，真是就像敢與天庭玉帝、西方佛祖叫板的孫猴子，時時刻刻奮起他手中的“千鈞棒”，朝那個落後且愚昧的社會一棒接一棒的砸過去，只為著要“澄清萬里埃”。
於是，“做了過河卒子”的胡適之，在那個群英薈萃、思想多元的民國時期，憑藉著在呼喚英雄的時勢面前主動出擊，多方折衝，破舊立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數年之間，遂使白話文席捲天下，新思想深入人心。最後，終其一生，其思想大師學術大師的名號無人可以撼動，且使天下士子爭欲“登龍門”，思前想後，豈非怪哉？
錢穆的得意弟子，胡適的擁躉之一余英時教授曾如是說：“胡適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學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說他的“學問簡陋”、“思想淺薄”，我也不想為他辯護。但是有一個客觀事實是否認不了的：正是這種“簡陋的學問”、“淺薄的思想”，才使他成為至今仍受注視的人物。”這一番話，很值得我們深思！
胡適曾有一言：“但開風氣不為先！”這或許是對他那些半成品著作的一種解釋，也不妨看作是他學術不夠精純不能淵深的一種解釋。然而，能開風氣者，何嘗不就是一種大師的風範呢？
所以許多年後，論及名滿天下的胡適之， 我能夠用到的一個比方，未嘗不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
我還要進一步追問，後來呢？
後來，孫猴子被佛祖打敗，壓在了五行山下；胡博士也似乎厭倦了思想上的爭辯與宣傳，開始聲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再後來，孫猴子被唐三藏救出，做了保駕護航的大徒弟，身份也一變為心向我佛的“行者”；胡博士開始“整理國故”，考證章回小說，又開始辦報，對時政發表評論，又開始完全投身政治，為蔣介石政府奔走效勞，於是身份屢屢變更——院長、校長、國會參議員、駐美大使。最後，孫行者歷經重重難關到得西天，修成鬥戰勝佛，徹徹底底地成了體制內的人；胡博士也歷經種種時局更迭，慘淡離開大陸，雖一讀心傷而客居在美國，但最終選擇定居臺灣，再度為蔣政權效力，直至死於任上。孫行者與胡適之後半生的遭遇，細數起來，竟也有許多的相似點！
孫悟空最精彩的故事情節，一般都認為是寫在《西遊記》前五回裡。後來的漫漫取經之路，雖然是不斷地“剛翻過了幾座山，又越過了幾條河”，“剛擒住了幾個妖，又降住了幾個魔”，卻不再那麼吸引人。更別說途中還有師徒之間的爭執、兄弟內部的攻訐。而胡適之呢？一生更為傳奇。但在我心中，民國初期，先生斯時登高一呼，應者雲從， 從而近乎“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形象， 才更為璀璨奪目。
自然，他們也有許多的不同。孫行者靠戰鬥起家，一生戰鬥到底絕少屈服；胡適之也靠“革命”手段起家，後來傾向於保守與改良，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飽受文藝界“革命”式的批判。孫行者幾乎瞧不起那些原本與他同一屬性的“飛禽走獸”之流，他是孤獨的；胡適之口才好交際更好，以至“我的朋友胡適之”成了民國時代極有名的流行語。
孫行者始終是鬥士，胡適之始終不改書生本色，但何嘗不是一位鬥士呢？
魯迅曾說：“胡適是一位荷戟獨彷徨的鬥士。”魯迅能夠看到的只是45歲以前的胡適，然而此話，其實能夠概括胡適一生——胡適以畢生精力致力於思想自由、言論獨立、不肯盲從、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實現個人價值。胡適一再為蔣政權奔走效勞不假，但一再期待以溫和手段除舊佈新更是事實。對於蔣政權，胡適做到了順從而不是依附。晚年的胡適，始終還是一介獨立書生，一個隱形鬥士。
而當代學者李安綱這樣總結孫行者的形象：“他火眼金睛，善識妖魔；本領高強，無往不勝；忠心耿耿，匡正伏惡；嫉惡如仇，卻又幽默詼諧；高尚無私，卻又瀟灑老到；歷經險惡，而赤子之心不變。從特殊意義上說，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心理的積澱，象徵著人類征服自我、得大自在的崇高理想”（《苦海與極樂——西遊記奧義》）。竊以為，孫行者大致當得起這麼多的評價，然而恍惚之間我卻覺得，胡適之何嘗不是如此？
1962年，胡適之先生溘然長逝，一時痛悼者紛紛。中國人講究蓋棺論定，在眾多的評價與褒獎中，不得不提蔣中正的那副輓聯：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作者簡介： 姜建發,八零後,荊州人,現執教於宜昌市秭歸縣一中,教師。文學科班出身,師範系統修煉。為人溫而遜,做事細且謹。課上滔滔懸河,平居訥訥少語。教書十二載,惟有日日與字詞句篇角力,歲歲同詩文辭賦親近。偶然作筆耕,大抵自娛自樂,或可博同仁一哂。教書讀書之餘,積書滿架,藏得萬卷,於春秋晨昏之際視作多情故人。此外並無諸多雅好,常有遠遊訪古之念,若能買舟東下,自是傳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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