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北大合影，左起依次为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任继愈。
香港大学教授饶公宗颐（1917.8.9—2018.2.6），是当代学贯东西的国学大师。他治学谨严，学域广博，创辟多方，才情丰茂，著述等身，为追求真理、真学实证奋斗终生，且以一人之力勾勒和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整体轮廓。饶公文史哲艺融会贯通，被誉为“业精六艺，才备九能，已臻化境”的全才通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他在宗教学、敦煌学、目录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楚辞学、诗词、书画、音律等学科，梵文、巴利文、希腊文、楔形文字、跨文化比较等领域皆有重要贡献，并自始至终置身于现代学术潮流的前列，在中国和亚洲乃至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
最初幸遇饶公，是我刚作汤一介先生学生和助理的1997年。时逢香港回归和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为促进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汤一介先生特邀香港学界的“镇港之宝”饶公，来北京大学担任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主讲教授，一时间引起极大轰动。该讲座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中国文化书院和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协办。4月7日，“汤用彤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治贝子园正式开幕，由汤一介先生主持，时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的季羡林教授致开幕辞。这次讲座可谓饶公在大陆学术界煌煌登堂入室之始。
我在整理恩师汤一介先生收集的报刊资料时，发现一份当年的“新闻报道”《高山仰止——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侧记》。该文系时为汤先生的在读博士杨立华师兄所撰，并附有一张署名高中理拍摄的照片：在讲台上就坐者，左起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站立讲话者为北大何芳川副校长。该讲座照相任务由师兄高中理博士接手，接待工作由杨立华诸师兄和我负责，因而有幸亲承诸师教诲。
此外，我还找到一张饶宗颐、季羡林、周一良、任继愈四位老先生的合影，原件现存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处。这幅在海内外广为流传的著名合影的解说词，以往几乎都被写错时间和内容，例如台湾《传记文学》2013年第10期等书刊皆误作2000年拍摄，其实则不然。因此本文根据现场目击亲历，赘述其背景故事于此。
此照片是1997年4月7日下午在北大治贝子园的教室前由高中理博士所拍摄，拍照时我正在四老旁边陪侍。该园原系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皇家园林，1995年由陈鼓应和汤一介先生募资重修。从1996年起，我在此学习、工作和居住了十年之久，因而对大师荟萃的这道北大最美“风景”，记忆犹新，历历如昨。这场讲座结束后，高博士走在四老前面，寻找抓拍机会。季羡林和周一良见相机举起，随即驻足看镜头。饶宗颐与任继愈谈兴正浓，没有注意到有人拍照，而高博士唯恐打扰他们谈话，就没有提醒。这没有刻意摆拍的照片，现在看来颇保留有名家学风本色。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上拍了不少照片，都装在一个信封内送给北大哲学系资料室保存。我后来在北大读硕士期间，图书管理员王军老师还拿出这些照片给我看过。饶公讲座的录音和嘉宾签到簿，均由国林风图书中心的人员保管。
时年87岁的季羡林、81岁的任继愈、80岁的饶宗颐都步履稳健，向我示意无需搀扶。在送年事最高的季老上楼时，出于安全考虑我还是扶着他的胳膊，季老虽没拒绝，但立即加快了步伐，尽管略微发喘，还是一步两个台阶、行动敏捷稳健地走上了三层楼，似在显示自己不服老的意志和不输年轻人的体力。只有比季老年少两岁的周一良先生健康欠佳，需要照顾。他迈过门槛和台阶时，在旁小心翼翼搀扶的我能感受到他身体的虚弱，还能闻到医药的气息。
周先生早在1956年就与饶公在国际会议上相识结交，40年后他们于北大再度重逢。遗憾的是，4年后周先生去世，是四老中走得最早的一位，这张照片当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的合影。周先生曾说，他一辈子尤为佩服的三个人是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和王元化先生。任继愈先生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评价饶公说：“他在香港是学术界的一个文化景点，这位学者下一代就看不到，最近几年中看不出有人代替他补上去的地方。很难得的一个学者。”
合影后，我们会务人员陪同老先生一起走到农园餐厅就餐，其间仍继续讨论讲座内容。一路上我与季老边走边聊，季老对饶公所讲的中华文化复兴论赞不绝口。我对季老说：“中华文化经过现代诠释后，才能为民族复兴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现已势在必行，拖延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当季老得知我研究“复的机制”以探究民族文化“返本开新”的复兴之路，以为或许可以从哲学理论层面深化和发展他倡导的中华文化复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之说，遂请我将有关论文送他细看。
次日，我如约而至季老的朗润园寓所，呈上《复见天地之心——试析中华文化复兴之因》等拙文请教，畅谈后季老以张载四句教题辞策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落款“季羡林 一九九七年四月八日”。家父随陈旭麓先生读研究生时，陈先生曾以此语相勉励，而汤一介师也时以自励，我亦铭之座右。十分巧合的是，季羡林先生在朗润园的故居，2014年起成为了汤一介师和乐黛云师母的新居。
我素来对张岱年、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任继愈、汤一介诸师极为崇敬，每逢他们的讲座我必定去听，每遇他们的新作我都先读为快。季先生的首部传记《季羡林传》刚问世，我即购得一册，看到饶公在序言中对季先生的评价甚是中肯：
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涸泽而渔”，这四个字正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涸泽而渔”的方针，借《易经·坤卦》的文句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
季先生评价饶公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事物，饶公则说季老懂我。季先生还说饶公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将其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前辈国学大师并列。2012年我在北大做汤先生的博士后时，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儒风大家》记者常强通过我联系到汤先生做采访。面对“什么样的人物才算名副其实的大师”的提问，汤先生回答：“我所佩服的饶宗颐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大师。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可能就他这么一位大师了。”
饶公的上述讲座令与会者深受精神洗礼，杨立华博士就曾在《北京大学校刊》发表的《高山仰止——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侧记》一文结尾写道：“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来是一个讲座频繁的地方，然而是不是为数众多的讲座都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却颇值得怀疑。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它至少使得参加讲座的人在听讲之余，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是学术？学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这要比具体知识的获得还要重要。”此论甚为精当，如今的杨立华教授已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北大名师，主管哲学系教研工作有成，当年已才华初显，可谓渊源有自，这与当年所受大师们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我有幸参与饶公与汤先生诸师的文化盛会，聆听诸位先生的高言妙论，丰富和提升了我的国学研习视野和格局。时至今日，每每忆起诸公之人之学，仍时有醍醐灌顶之感。在诸公影响下，我也刊发文百余篇，著作数部，但仍难以触其精髓，望其项背。唯望继续勉力为学，广大恩师们的学问精神。
（赵建永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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