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早在明正統年間，明英宗朱祁鎮就曾提出“

“丁憂”示意畫像插圖

“丁憂”和“奪情”的含義

那麼我們先來說說什麼是“奪情”，所謂奪情，自然不是籠統意義上的“剝奪情感”，而是封建時期流傳已久的“丁憂制度”的延伸。

而“丁憂”又是專指官員在位期間，如果遭遇父母去世的事件，不論什麼官職，都必須致仕回鄉，為父母守孝，繼而等守孝期滿後，方能重新入朝為官。如果單從這點來看的話也無可厚非，畢竟父母的養育之恩無以為報，豈是單純的“守孝”就能回報的了的？

可是據史書記載，“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什麼意思，意思就是按照封建時期儒家思想中的“重喪”主張，必須要在父母墳前守孝三年才算結束，否則就是不孝。——《禮記·喪服四制》

若是普通的人還好說，回報父母養育之恩，三年又如何，但是對於在朝為官的官員可就不一定了，若是官員回家守孝三年，那官場的事務誰來打理？總不能就那麼空著吧，顯然行不通。

“奪情”示意漫畫插圖

“丁憂制度”也正因此而出現，待官員守孝期滿以後再行補職。但問題並不是每一個官員“丁憂”之時都能找到合適的人接替，對於那些朝廷重臣來講就更是如此。

就好比一個將軍，正在上戰場打仗的時候，突然得知父母去世了，那麼他是該丁憂呢？還是繼續打仗呢？若是丁憂，這場戰役就有可能因為缺少了指揮官而失敗。政權的利益也就受到了損失。

所以，為了解決這種“特殊情況”，又因此衍生出了“奪情”，就像《警世通言·況太守斷死孩兒》中所記載的一個案例，“因丁憂回籍，聖旨奪情起用，特賜馳赴任。”

換言之，所謂“奪情”，其實就是奪“父母養育”之情，讓官員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不過這個“奪情”也不是徹底剝奪了官員“盡孝”的機會，也有通融之處，就是可以讓官員著“素服”辦事，讓官員的“副手”代為打理喪事。

大禮儀之爭示意畫像插圖

明朝不許官員“奪情”

而明朝又是個對官員“德行”極為重視的政權，就好比明世宗朱厚熜執政之初，因為一個父母名號的事情都能跟官員爭議三年，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大禮儀之爭”事件。雖然這場事件也有明世宗朱厚熜從中選拔親信官員的意思，但無疑正是明朝“重禮”的真實寫照。

而且，不只是明英宗朱祁鎮曾於正統年間提出了“奪情非令典......永除其令”的要求，明世宗朱厚熜亦是於正德十六年（1521年）“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非但再次重申官員不得奪情，而且還將其制定成了規章制度。——《明史·世宗一》

楊廷和示意畫像插圖

除此以外，在張居正“奪情”之前，明朝也不是沒有重臣回鄉“丁憂”的，就好比同樣曾在內閣擔任閣臣的明朝重臣“楊廷和”。

據史書記載，正德十年（1515年）三月，“楊廷和以憂去”，致仕回鄉為父親“守孝”，繼而直到正德十二年（1518年）十一月，完成了近三年的“守孝期”之後，才被明武宗朱厚照下詔“召楊廷和復入閣”。——《明史·武宗》

如此一來，有了楊廷和這樣一個遵循禮制的“道德模範”，無形間就讓“張居正”的奪情變得一不符合“禮制”，是為不孝；二不符合明朝“綱常”，是為不忠。

明穆宗朱載垕示意畫像插圖

張居正改革尚未成功

可是在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的改革尚未成功，且恰好又是張居正放開手腳改革的關鍵時期，雖然於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考成法”已經初見成效，完善了明朝的官員考核制度，對明朝吏治的整肅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但當時對於財政上的稅法體系改革卻還沒有正式開始，只是一個理論雛形，就像史書所說的，“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嘉靖間，數行數止”——《明史·食貨二》

顧名思義，“一條鞭法”的理論雛形早在嘉靖年間就已經出現，不過卻儼然是“數行數止”，阻力重重，畢竟此時的一條鞭法雖然已經有了概念，但理論終究還是理論，一旦付諸於實踐，無疑就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

繼而一直到隆慶六年（1572年），發生了明穆宗朱載垕“

張居正示意畫像插圖

而要完成改革的目標，必然先要從整肅吏治開始，否則即便推行了“一條鞭法”，官員卻依舊貪腐風氣盛行，無法得到切實的執行，那又該如何去改革呢？

所以，在張居正掌權後，第一件事就是推行了“考成法”，且“命諸司立程限文簿，以防稽緩”，整頓了官員辦事效率低下的不良風氣。——《明史·神宗一》

可就在張居正準備丈量土地、設立試點單位，然後推行一條鞭法，改善明朝稅法體系的節骨眼上，他父親去世了。按明朝的規矩，張居正赫然是必須要“丁憂”，然後致仕回鄉為父親守孝的。

而在他走後，他的內閣首輔職務必然是會有人接替，那等他回來之時，他的改革又會成為什麼樣子？保不準他前幾年的所有努力都前功盡棄，付諸於東流。

明神宗朱翊鈞示意畫像插圖

所以，張居正也就只剩下了一個選擇，就是“奪情”，也唯有“奪情”，才能實現繼續進行改革，整頓明朝財政困局的目標。

但正如前文所說，張居正一旦選擇“奪情”，就相當於是把自己放在了“不忠不孝”之地，而且據史書記載，“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然亦無意留之”，意思就是明神宗朱翊鈞雖然下詔安慰，但此時卻並沒有明確表示讓張居正奪情。——《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

如若再加上張居正為了改革，已經觸動了很多官僚勢力的利益，樹立了很多政敵，所以必然就會有很多官員會把張居正的“奪情”之舉視作為“扳倒”張居正的一個機會，然後趁機彈劾張居正。

馮保示意畫像插圖

張居正選擇奪情，遭受官員彈劾

但張居正沒有選擇，若是要繼續改革，只能選擇奪情，所以便“示意馮保，使勉留焉”，聯合當時的司禮監宦官“馮保”裡應外合，一邊提交奏章申請“丁憂”，一邊又讓馮保暗中干預明神宗的決策，使得明神宗下詔“奪情”。——《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

如若以馮保司禮監掌印太監的身份來看，其也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更何況明神宗對馮保也一直都是“直以宰相待之”，十分倚重。——《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

再加上當時的明神宗才十四歲，若是放在現在都還未成年，而張居正的功勞也是有目共睹，所以對張居正自然也是十分的依賴，且很快就在馮保的干預下，給張居正發了一道詔書，“朕沖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再乞守制疏》

果不其然，明神宗的奪情詔書下達沒幾天，彈劾就來了，“

只要張居正致仕回鄉，那麼他的改革事務自然也就會被人接手，那麼到時候會是個什麼情況可就說不準了。

趙用賢示意畫像插圖

直到明神宗執行廷杖，“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罷黜謫戍有差”，利用皇權表示張居正務必奪情之後，張居正的“奪情”事件才算告一段落。——《明史·神宗一》

繼而於萬曆六年，張居正開始在福建推行“一條鞭法”，並以此作為“試點”，而後“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正式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條鞭法。——《明史·食貨二》

最後更是取得了“太倉粟支十年，太僕積貯至四百萬”的顯著成效。為“萬曆中興”盛景的出現奠定了極好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國史大綱》

就連《明史·列傳第一百一》對於“萬曆中興”這十餘年的時間也是做出了“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的高度評價，顯然跟張居正奪情然後繼續進行改革的事件有著很大的聯繫。

張居正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張居正為父親“丁憂”，致仕回鄉是理所應當，這無可厚非，但他同時還是一個政治家，多年的從政生涯，讓他深刻的意識到了只有權勢才是有效推動改革進程的唯一方式。否則在他勢單力孤、人微言輕之下，又該如何去為社稷、為百姓謀福利呢？

正如前文所說，“一條鞭法”在嘉靖年間就已經出現了理論，但是卻一會推行，一會廢止，無疑就正是執行官員權勢不夠，無法徹底阻止反對派阻撓的真實體現。

即便他“丁憂”期滿之後，還能繼續入朝為官，但三年的時間太長，足以讓很多事情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更別提當時還正是“改革”的關鍵時期了。

萬曆中興示意漫畫插圖

所以，在這改革尚未成功之際，面對這兩難的選擇，張居正也唯有揹負朝臣口中的“不忠不孝”、“忘親貪位”的罵名，毅然選擇“奪情”，然後才能繼續完成他推行改革，造福社稷，造福百姓的最終訴求。

固然張居正在“奪情”期間也曾聯合馮保使用了一些手段，干預到了皇權，讓明神宗明確的提出讓他“奪情”，但是結合“萬曆中興”盛景的出現，就足以證明張居正的功績屬實不是這一點點“弄權手段”所能抵消的了的。

正如史書所說，“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明史·列傳第一百一》

因此，從客觀意義上來說，張居正的“奪情”之舉，並不應該揹負“忘親貪位”的罵名，反而是“深明大義，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無私奉獻。屬實對明朝吏治體系、稅法體系等諸多方面的完善和發展都具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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