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个省市支援武汉战“疫”的医疗队员中，女性人数都占了大半；鲜有人知，在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赵金存教授团队中，女性科研工作者也“顶起了大半边天”——25位团队成员，女性就有18人。
3月6日，广州医科大学对外宣布，赵金存教授团队联合其他3家单位成功建立国际首个非转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小鼠动物模型。在短短1个多月时间里，这是该团队取得的第4项重磅研究成果。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进实验室，聆听这些科研工作者讲述她们的战“疫”故事。
未雨绸缪购买物资，大年三十和初一都在为病毒分离奔波
2月5日，广州医科大学联合广州海关成功分离第一株在广州本地被感染病例的新冠病毒毒株。该消息发布时配有一张实验室内的图片，图中两位“全副武装”的实验人员，就是赵金存教授团队的成员孙静博士和朱爱如博士。
孙静出生于1987年，朱爱如则是一名“90后”。3月6日上午，孙静、朱爱如与团队的另一名负责人肇静娴教授接受采访时，她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带着明显的红血丝。头一晚，她们讨论工作到深夜两点。
这是近段时间团队成员的工作常态。肇静娴说，疫情发生后，他们进行了24小时排班，常常通宵达旦工作，实验室的灯几乎没有熄过。
肇静娴说，实验室长期研究人类冠状病毒，尤其关注新发突发性传染病，1月初，实验室获悉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他们的神经就绷紧了，马上未雨绸缪系统布置工作，大量购买试剂等实验所需物资，合成相关基因序列及多肽等。“事实证明，这些准备非常有用。后来随着疫情发展，许多物资都很难购买。”
深圳出现首例病例后，团队也预感广州“很难幸免”。他们更是将部分已经回家实验室成员召回。“赵老师（赵金存）要求所有人员大年初四之前必须到岗，这也是非常有先见之明。”
广东饶平姑娘朱爱如是在读博士，她直接放弃回家过年。作为肇静娴教授手下Ｔ细胞研究小组的组长，朱爱如年纪轻轻，但在老师眼里却踏实稳重，关键时刻担当起了团队“管家”角色，负责团队内部的样品收集整理，以及与外部的日常联络、汇报等繁重工作。这段时间以来，她每天光接打电话就多达七八十个，有时甚至上百个。“有段时间特别焦虑，生怕漏接电话。有时候，半夜做梦都梦到没有接到电话。”朱爱如笑着说。
大年三十和初一，团队还在协调病毒分离用样本，最终，实验室拿到了5份适合病毒分离的病人样品。
对待细胞像照顾婴儿，做实验“非常精致”的她分离出广州首株病毒
团队成员一边搜集临床样品，一边还在盼着一个人回来——她就是孙静。这是因为分离病毒必须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Ｐ3）进行，团队中总共有6人具有Ｐ3实验操作资质，他们当中又首推孙静最合适。用肇静娴的话评价：“她是我们实验室手特别巧的人，做实验非常精致。”
所幸，远在辽宁鞍山的孙静订到了最早于大年初三返回广州的机票。次日一早，孙静便和朱爱如奔赴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Ｐ3实验室。
病毒需要在活的细胞上才能生长，而从临床样本中分离病毒，更需要选择一种敏感的细胞系。肇静娴说，根据团队以往研究ＳＡＲＳ的经验，他们预估新冠病毒可能会在某些细胞上生长得更好，便准备了多种有关细胞。
将病毒接种好后，从1月29日开始，孙静便每天细心观察。“如果病毒进入细胞里面扩增了，细胞肯定会产生病变，表现出来就是细胞会胀大变圆。”孙静解释说。为了增加分离病毒的效果，他们还分多次应用不同的临床样本接种细胞，以期早日分离出病毒。接种的每一个样本都像照顾婴儿一样，每日悉心观察、检测、传代。
“当时广东省科技厅等部门在高度关注这件事，团队的压力非常大。”肇静娴说，“但最后所有的压力都汇集到了孙静一个人身上。”
“每天从Ｐ3实验室出来，Ｐ3实验室和团队的老师及同学们都会问我怎么样。”孙静说，“所以那时候每次观察内心都非常复杂，特别期待能看到细胞病变。”
大约2月3日，孙静发现，一份绿猴肾细胞（ＶｅｒｏＥ6）接种样本后，出现局部胀大变圆。过了一天，细胞病变越来越多。孙静按捺住内心的喜悦，她知道病毒分离成功了！走出实验室，孙静激动地给大家发了消息，团队伙伴们纷纷祝贺：“孙师姐威武！”
最后，经基因序列测定结果证实，病毒分离成功了。分离出来的病毒进行大量培养扩增后，可为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抗病毒药物筛选、致病机理研究以及疫苗研制等提供重要的“种子”资源。
他们的喜讯接二连三传来——
2月10日，孙静和同事从中山五院提供的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拭子标本中分离到一株新冠病毒。2月19日，他们又从广医附一院提供的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尿液标本中分离出新冠病毒。这为我国新冠肺炎疾病的防控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信息，对公共卫生安全防控具有重要意义。2月26日，团队又联合其他3家单位成功建立国际首个非转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小鼠动物模型。
肇静娴说，在几次分离病毒的实验中，孙静都做得非常顺利，基本是一次成功。“这不是说谁去做都能成功的。除了之前的学习积累，实验中还要查阅文献，做相应的调整。如果给其他人做，不一定会想到去做这些调整，可能就分不出毒来。”肇静娴说，事实上很多地方也从尿液中发现了病毒核酸片段，但据她所知，从尿液中分离出活病毒的只有他们团队。
十多年研究冠状病毒，夫妻更像一对“拍档”
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多研究成果，与研究团队长期的积累密不可分。
从2007年肇静娴和丈夫赵金存赴国外做研究算起，他们已经跟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打了十多年交道。2015年加入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后，他们逐渐组建起了现在的研究团队。
作为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ＰＩ，肇静娴长期从事呼吸道冠状病毒感染的免疫学研究，在ＳＡＲＳ和ＭＥＲＳ的研究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团队平台搭建也很有系统性，从上游的病毒，到下游的抗体、救治、疫苗研发都有涉猎。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肇静娴带领团队进行样品采集、病原检测和分离；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ＩＣＵ密切配合，对患者病毒滴度、抗体水平、免疫应答状态进行监测和评估，实时反馈给临床，辅助对重症病人的救治；参与了第一株在广州本地被感染病例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分离，以及患者粪便和尿液标本中病毒的分离，为疫情的防控策略提供了关键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肇静娴和丈夫的研究方向既有重合，又有分工，赵金存主攻病毒免疫学，肇静娴则主攻免疫学。相较之下，病毒出成果快一些，但免疫应答因为研究进程的原因，出成果则慢一些。当前，肇静娴正带领团队对病人的免疫应答和炎症反应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寻找重症预警标志，以期为病人救治和疫情防控做出更大贡献。
“以前我们在国外实验室的工作台是背靠背的，现在的办公室也挨着，很多人曾问我们，天天在一起腻不腻，我还没回答，他就说 ‘我觉得挺好的啊！’”肇静娴笑着说，“确实，我们更像一对契合很好的 ‘拍档’，这些天，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讨论工作。”
“她顶起了大半边天，比我们男同志付出更多”
因为工作过于紧张，这一个多月，肇静娴和丈夫经常半夜两三点才回到小区。近段时间，赵金存上了电视，身边一些人也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半夜三点钟开门时会吵醒保安。有一天我们半夜12点回到小区，保安很惊奇地说： ‘哟，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肇静娴说，前两天深夜回去，保安又问候她说“不容易啊”。
还有一次，儿子班上的一位家长给肇静娴拎来老师和家长送的几大袋速冻食品和食物。“她说，我觉得你们肯定没时间去买东西。我感谢老师的时候，老师说：你们为疫情做贡献，我们为你们培养好孩子。听到这话，特别感动！”肇静娴知道，这是每个人想以自己的方式为抗“疫”做一点贡献。
肇静娴的大儿子今年10岁上五年级，小女儿今年5岁上幼儿园大班。身为科学家和母亲，肇静娴时常觉得自己“太难了”。她说，丈夫可以做到完全不管家里，但她则必须整个家都要管，每天早晨一睁眼，除了要安排好工作上的事之外，家里还有琐琐碎碎、千头万绪操心。
“孩子一个很快要小升初，一个很快要幼升小，但这段时间孩子都见不着我们，只有爷爷在家陪着，不至于饿着。”肇静娴说，这令她感觉特别愧疚。尤其是，现在孩子开始上网课，但却没有家长监督陪伴。有的课还需要家长及时上传作业，但她往往要等到第二天才上传。“搞得好像是不负责任的家长一样，不得不经常跟老师道歉。”
虽然牵挂孩子，但一投身工作，肇静娴就完全沉浸其中。接受采访的头一晚，她和组里成员讨论工作，兴致勃勃谈到半夜2点钟。“我特别享受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讨论着讨论着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妻子的忙碌和不易，赵金存特别能理解。他说：“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实验室，她都顶起了大半边天，比我们男同志付出更多！”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林霞虹 通讯员陈苹
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庄小龙，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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