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璇，是成都市青羊区妇联的一名普通干部。“三八”节前夕，有媒体朋友联络我们，希望近距离走进青羊留观站，走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女性，了解她们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报个名！”既有工作职责所在，更多是对她们的钦佩，我成了临时的非专业搭档“记者”。
余杨鸳，成都市青羊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一名从业12年的儿科医生，成了我的采访对象。
作为首批进驻青羊留观站的医生，很少有人知道，她刚从援助甘孜州得荣县的“战场”回来，还没来得及作调整，就又主动报名投入到抗击疫情战场。
和专业媒体记者不同，采访余杨鸳的我，有些感性。在留观站，我是强忍着泪水，回家整理采访内容，我哭了。她为了不浪费一套防护服，在密闭环境下创下了最长的8.5小时记录，滴水未进；她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心愿，回家看看妈妈，“陪陪”爸爸。
从一个“战场”到疫情战场
3月5日，和媒体朋友们一道前往青羊留观站时，我给负责人沈主任打了一个电话。
“你们今天来巧了，我们正好接了隔离（的人）。”跟三位媒体朋友赶紧前往驻地某宾馆。赶到的时候，救护车已经运来一名刚从国外回蓉的学生，他正好奇地打量着留观站。
留观站，全称是青羊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站，看到这个在花树中掩映的招牌，我想，恐怕这里现在是市民们最不想来的地方吧。
采访中，沈主任告诉我，留观站目前还剩下3名留观人员。而从春节启用至今，已“接待”200多名留观人员。幸运的是，留观人员无一例确诊。留观站很安静，时不时对讲机声音响起，提示这里是一个特殊的“战场”。
“余老师呢？”我问起今天采访的主角。
留观站的沈主任告诉我们，余杨鸳老师刚刚完成了赴甘孜州得荣县的援藏任务，回来才二十天。疫情爆发后，她就主动报名参与防疫工作，第一批进入了留观站。
按照常理，余杨鸳本来可以休整。正当我们疑惑时，余杨鸳老师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没想什么，组织号召，百姓需要，我就报名了。”她很平淡地说，不管是报名前往充满“危险”的留观站，还是去条件艰苦的得荣县，想得很简单，没有过多思考。
“您一个多月都没回家了，家里怎么样？”我试图从关心采访对象家里情况入手，但立刻我就充满了愧疚。
这个坐在我对面，个子小小的，看起来十分温柔，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医生，眼圈就红了。
原来，在余老师援藏期间，父亲因病离开。“妈妈一个人在老家眉山，以前爸爸在，两个人可能还不会太孤单。”瞬间，余老师泪流满面，“解除疫情后，特别想回去看看妈妈，陪她说说心里话。”
同为女性，内心都有柔弱的一面。我包住我自己的眼泪花，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也是在工作，我为我们青羊有这样的姐妹感到骄傲。”
八个半小时不吃不喝 就为节省一套防护服
不想再度勾起余老师的内心柔软一面，我提出，想走进禁止线里面，也就是真正隔离区的地方去看看，了解我们的姐妹工作有多么的不容易。
来之前，我也想过深入看看，心里也有点害怕。或许是余老师的故事感动我，还有自己的内心变化带来的波动：只有切身地体会，才能懂得医生护士们的不容易，理解巾帼担当不只是说说。
进去之前，余老师为我们做了穿脱防护服的培训，“少穿点，不然你们待会可能会觉得热。”我看她先脱掉了背心，又换了薄的工作服，才一层层穿上防护服，一边示范一边指导我们怎么穿。她一直提醒我们，不要留缝隙，要仔细检查。
疫情发生后，我已经看过很多关于防护服的新闻，但真的穿一次，才知道岂止是“不容易”三个字：1个头套、2个口罩，2层防护服、内外2个鞋套，再把护目镜粘在防护服外面，最后戴上手套，做好全套防护，大概花了近十五分钟。
“全副武装”的我终于明白了余老师的意思：防护服全身没有一个地方透气，真的太热了，光是那2个口罩压在脸上，就像是被人紧紧捂住了口鼻。同行的记者都说：“好闷啊，我好想把口罩撕了。”
在隔离区里，余老师逐个区域地介绍他们的日常工作，穿上防护服走上一圈，这份工作的艰辛显而易见。
通过深入隔离区，我对留观站有了更多了解。留观站的医护团队一共六名成员，都是女性。她所在的隔离观察小组只有2名医生和护士，每天三班倒。刚开始，防疫物质紧张，特别是防护服更是紧缺。为了暂时解决这个困难，她们想出来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缩短换班周期，增强单班工作时长。
“只要进去了，能多呆一阵就是一阵。”为了节约一套防护服，作为党员的余杨鸳带头，每次上班都尽量“拖”，一来为了缓解物资紧张，二来也把其他姐妹的感染接触风险降到最低。
就这样，余杨鸳“拖”出一个留观站的“记录”。最长的一次，她在密不透风的防护下，滴水未进，厕所也没上，足足坚持了八个半小时。
听着她的轻描淡写，“躲”在防护服的我，眼睛有些不争气。
最简单的节日心愿 陪陪家人看望母亲
聊起留观站里的工作日常，我对这个个子小小的医生姐姐，打心底的佩服。
每天，她和当班的姐妹们，要一个一个房间地登记人员信息，测量体温，一日三餐都要送餐到房间；还要耐心地处理每位“客人”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遇到留观隔离人员的不理解和焦躁情绪，是常有的事。余老师和姐妹们，还要负责隔离人员的心理疏导。
搬运物资、送上生活用品、消毒器具、铺床，处理每天的垃圾……这些也都是她们的工作。这些原本也不算太难的活，因为穿着防护服变得异常笨拙。
“既要做好医学观察，但更多要当好特殊的服务员。”余杨鸳她们，把每一个隔离人员都称为“客人”。为了防疫消杀做到位，每天她们这几个瘦小的人都要背着30斤的消毒喷洒箱，对4层楼的公共区域进行早晚2次消毒。
她笑着说：“一开始不习惯，觉得消杀桶特别重，但是一天两次，现在适应，已经好多了。”担心消毒液会腐蚀消杀箱的金属喷杆，余老师她们还发明了个“专利”：防护服外再套一件雨衣，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装备。
准备走出隔离区时，余老师拜托带着手机、摄像机的我们，帮忙把有些东西带出去。
“帮我们拍拍隔离人员留的感谢信吧，当个纪念。”余老师说，“我们不能带手机进来，这些感谢信又都没有办法带出去。”
感谢信有的是写在隔离情况告知书背面的，有一位“客人”写道：老师们，请加油，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迎来胜利的喜悦，那时候你们也可以脱下不透气的防护服和厚厚的口罩，自由地呼吸了。
读着读着，我的心一紧，眼泪花花又包起了。“不走进、不体验，谁又能体会到她们的不易呢？”
采访之余，作为姐妹的娘家人，我们妇联也在尽力想办法，为身在抗疫一线的姐妹和家庭，尽可能的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
“有什么愿望吗？”我原本是想这么问余老师，后头改了下内容，“疫情结束后，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特别想回去陪伴妈妈，三八节这天也是父亲的‘百日’，希望回去‘陪陪’父亲。”余老师说。
今天是“三八节”，余杨鸳的愿望，并没有得以实现。
不过我在想，快了。
写下这些记录文字，作为妇联干部，既骄傲、又心疼，在前线冲杀的，是我们最可爱的姐妹啊。女性哪需要什么“为母则刚”的误解，她们从来都是这样坚韧的存在，为了这份职业的崇高，不屈不挠，默默付出，但又把它看作是最寻常不过的、自然而然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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