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環境之中，各種各樣的生命形態浩如煙海，而自詡是地球主宰的人類，也僅僅是生活在其中的一員。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世間的萬物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類的文明進程。
對於人類來說，昆蟲即是渺小，又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人們往往忽視的是，昆蟲也是整個地球生態社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昆蟲綱是動物界中最大的綱，正如漢語中的“昆”字，就是“龐大”的意思。在人類出現以前，昆蟲就與地球上其他動植物建立了悠久的生存關係。
人類出現後，人類社會的種植業和畜牧業的發展給其他生物種群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昆蟲的命運也隨著人類的經濟觀念和健康觀念發生轉變：人將它們分成了害蟲和益蟲兩個方面的角色。
害蟲的“害”，表現在它對經濟植物及其產品的危害和對動物的危害兩大方面。在古代社會中，農業害蟲是最危險的，它們使得農作物產量下降，品質降低，更有甚者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
圖 | 吃莊稼的害蟲
比如蝗蟲，中國古代有三大自然災害，除了水災、旱災，還有一個就是蝗災。正如中國歷史記載，從公元前707年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這200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的蝗災就有800多次，平均每3~5年就有一次。從周朝到中華民國，幾乎每個時期的歷史中都有對蝗災的記載。
蝗蟲：被供奉在神廟中的災禍之神
從人類進入農耕史以來，就開始與蝗蟲進行了一場綿延數千年的戰爭。中國也不例外，《春秋》中，在魯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秋季的歷史檔案下，沉重地記下了一個“螽”字，這是中國蝗災的最早記錄。
中國是一個蝗災頻發的國家，飛蝗經行之處，草木無遺。蝗災對古代人類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因此也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關注，早在《詩經》中，就有古人治理蝗蟲的記載：
“去其螟，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詩經·小雅·大田》
詩經中寫到了消除蝗蟲、螟等蟊賊害蟲的“火燒法”。由於當時無法實現人力控制害蟲，先民也就只能祈求田神協助自己利用害蟲的趨光性，用篝火來對其進行誘殺，“秉畀炎火”四個字就是非常直觀的。
圖 | 秉畀炎火
除此之外，古人還用挖埋方式滅蝗，但這一切似乎都收效甚微。只能眼看著：“飛蝗蔽空日無色，野老田中淚盈血，牽衣頓足捕不能，大葉全空小枝折。”因此，人們開始逐漸對蝗蟲由恐懼轉變成敬畏。
於是大大小小的“蝗神廟”在蝗災氾濫的中原地區拔地而起，裡面供奉著“蝗頭人身”的“蝗神”。老百姓面對“蝗神”，與其說是把它作為神靈頂禮膜拜，不如說是在哀求它不要降災。古人對蝗蟲既敬畏又渴望征服的矛盾心理，在膜拜蝗神上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暴政致蝗”而“仁政避蝗”——消極治蝗的背後是天人感應的政治觀
古人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面對大自然中頻發的災難，人們只能將希望寄於想象中的神靈，進而還腦補出一套自洽的吉凶觀念和因果報應思想。
早在《呂氏春秋》中，古人就提出了“災異說”。“災異說”認為，包括生態災害在內的所有自然災害，都是社會政治或統治者道德之缺失所致，是天降的懲罰、警示或者預兆。如果人們直接抵抗這些自然災害，就是違背天命，逆天而行，會遭到更大的災難和報應。因此，只有提高統治者的德行，彌補社會政治的缺失，才會遠離這些天降之災。
“災異說”的產生和流行乃至盛行，既有政治、學術等方面的深刻原因，也和當時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和社會抗災能力低下有著密切聯繫。在“災異說”的思想籠罩下，當自然災害發生後，朝廷或者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檢討社會政治或統治者的德行，而不是拿出切實有效的治災措施。
這一點在蝗蟲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明顯：蝗災過後的土地基本上是寸草無存，因此，人們便附會出“暴政致蝗”、“仁政避蝗”的說法。
圖 | 向漢武帝獻“天人三策”的董仲舒
尤其是到了漢代，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天人感應”的思想後，“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就更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的指導思想了。雖然這些在今天看來沒有什麼直接科學根據，是因果倒置的結論，但它體現了古人原始的政治態度，這是借昆蟲以表達民生願望的精神進步。如果當時的官吏重視對生態環境的有效治理，確實能夠減輕蝗災的危害。
你看，蝗蟲在民間都成神了，而統治者面對蝗災又是秉承一套“天人感應”的政治指導思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有可行的滅蝗方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也都是棄之不用。
唐太宗的“天子吞蝗”——古代政治思想開始從“天人感應”到“以人為本”的轉折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由於關中大旱，爆發了蝗災。唐太宗李世民到田間視察災情，看見莊家上爬滿的蝗蟲，抓起幾隻後，對其咒罵：
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貞觀政要·務農》
簡單來說，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不顧眾臣勸阻，不懼蝗神，為百姓吃了蝗蟲。從此，李世民那“天子吞蝗”的事蹟成為佳話而流傳千古。
圖 |為民吞蝗的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吞蝗”的舉動在當時可謂是驚世駭俗之舉，其意義不僅是為後世君王立下了“為民吞蝗唐之德”，更是打破了蝗災與執政者的德行關聯的天人感應思想。因此，唐代是中國古代積極治蝗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之前的統治者對治蝗的態度大多總是停留在觀察或道德評價層面，唐太宗在“天人感應”和“以人為本”的思想較量中，毅然選擇了後者，說明“天人感應”的思想在唐太宗李世民那裡，已經不是唯一的政治思想了。
太宗吞食蝗蟲的事蹟，也成為後世百姓食蝗的濫觴。興元元年（784）因旱致關中蝗災，“百姓捕之，蒸暴，揚去足翅而食之”——《唐會要》。老百姓不但開始捕蝗蟲，還把蝗蟲烹調為美食擺上了餐桌，這是對所謂蝗神、天災公然提出了挑戰，體現了可貴的無神論思想開始萌芽，從科學上講，這也是生物治蝗兼利用的有效辦法。
李世民改變了唐人對待蝗神只存敬畏不敢挑戰的局面，在以人為本思想的指導下，唐朝後來轟轟烈烈地出現了人力滅蝗的行動，其中成效最顯著的當屬宰相姚崇的治蝗。
開元三年（715）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田稼，聲如風雨，紫微令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逋焚瘞之，以救秋稼，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
開元四年（716）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
——《舊唐書》
圖 | 姚崇治蝗
姚崇在這兩次捕蝗中，聰明地想到了利用蝗蟲趨光習性，發明了行之有效的捕蝗法：
“蟲既解畏人，易為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
——《舊唐書》
因此，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評價姚崇這一時期的治蝗效果說：“連年蝗災，不至大飢。”，這就充分肯定了中央力主捕殺蝗蟲的政策。
不僅如此，當時朝廷還專門派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對蝗蟲進行捕殺。玄宗也曾多次下令，如“若有勤勞用命，保護田苗，須有褒貶，以明得失；前後使人等審定功過，各具所繫州縣長官等姓名聞”。在這樣聲勢浩大的治蝗大軍下，“蝗蟲高飛湊海，蔽天掩野，會潮水至，盡漂死焉。蝗蟲積成堆，岸及為亞鳥、鳶、白鷗、練鵲所食，種類遂絕”。
然而，這樣治蝗的成果就是僅發生了兩年，由於邊患四起，玄宗將資源都投放到西、北部的邊境，國家大規模的治蝗就再沒有重現過了。唐朝經安史之亂後元氣大傷，面對蝗災，大唐再也無力與之對抗。
由此可見，治蝗是一件耗費人力物力的事，蝗災救治的好壞成敗和國家政權的強弱興衰、投入力度有密切的聯繫。
宋朝：“始知在人不在天”——“災異說”從主流走向非主流
從李世民的“天子吞蝗”到姚崇的“宰相滅蝗”，蝗神崇拜被打開了缺口，人們對蝗災終於有了一個新的選擇，但天人感應的影響在古代實在太過強大，因此，科學的操作在那時候尚未完全站穩腳跟，唐代滅蝗也只能說是一次最成功的嘗試。
到了兩宋時期就不一樣了，我們從歐陽修到王安石，再到南宋的董煟，他們的詩、文中可以看到大量人力干預災害的篇幅，遠遠超過唐代，足以見得兩宋滅蝗科學之發展的速度。
從兩宋人關於治蝗的詩作和實際行動來看，那幾乎就是一部宋代滅蝗科學進程的發展史。宋人從唐代及以前，對蝗災的檢討社會政治、道德行為，進步到了對蝗災的科學預防、對蝗蟲的全面捕殺。他們用理性和實踐成功駁斥了“災異說”，為後世用科學精神應對自然災害打開了大門。
圖 | 描繪宋朝治蝗的《捕蝗圖》
嘉定八年，江淮甸嚴重蝗災，朝廷“祭酺，令郡有蝗者如式以祭。自夏徂秋，諸道捕蝗者以千百石計。饑民競捕，官出粟易之。九年五月，浙東蝗。丁巳，令郡國酺祭。是歲，荐饑。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
——《宋史》卷六一《五行志一》
可以看出，在宋代，全民捕殺蝗蟲成了應對蝗災最為普遍採用的手段。從敬畏到捕殺，這種應對大自然殘酷挑戰的過程逐步明晰，方法也逐步增多，人們學著用自己的生活經驗來判斷，學會尋找大自然的規律，探索更多有效的方式來抵抗自然災害。
兩宋時期，人們已經發現了蝗蟲與乾旱之間的聯繫，知道了乾旱經常會導致蝗災的發生，暖冬也會導致蝗災，如果頭年發現蝗蟲卵和幼蟲而不加控制捕殺，則來年定會出現蝗災等有據可循的規律。
因此，宋代有人提出了一旦發生乾旱，或者冬天無雪、少雪、氣溫偏高的話，人們就要提前做好防止蝗災的準備，並且採取提前應對的措施，包括殺滅蟲卵和幼蟲等滅蝗措施。因為應對蝗災關鍵在於儘早捕殺，因為蝗蟲一旦變為成蟲，它們對莊稼造成的損害就已經很嚴重了，也難以撲滅了。
所以說，從兩宋開始，“災異說”從主流走向了非主流。這一點上，作為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是對蝗災“災異說”最具有根本性突破的人物。
圖 | 憂國憂民的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明確指出，災害等反常的自然現象，不是社會政治的缺失或者統治者的道德缺失所導致的，但是和人們有著密切的關係。並不能認為災異是純屬自然範疇的事情，“何豫於我”。人類和其他所有生物，都依賴於自然及其運行而生存，自然發生了問題，對人類當然會有影響。在自然災異面前，人類不是無力的，也不是無可作為的。統治者對人們在自然及其運行中生存，負有組織和管理等職責，應當和自然共同養護百姓。因此，在災異面前，他們更加不能怠慢，不能無所作為，不能聽天由命，而應該“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檢討自己的政治和德行，採取相應的正確措施，積極地應對災異。
從宋代開始，人們在對災異的認識方面，在天人關係的理解方面，比起之前的朝代有了明顯的進步。只有當人類對自然及其災害有了科學的認識、社會抵禦自然災害能力提高並積累了一定應對災異成功實踐的時候，才會達到對“災異說”有突破性的超越。
結語
可以說，只要有人的存在，只要有農業活動，就會有蝗蟲活動的身影，就會有人與蝗蟲的對立關係，這是自古以來不可避免的生物鏈條決定的。
人類農業文明的發展史記錄了大量因為蝗蟲肆虐而導致的災禍，然而，我們反過來看，蝗蟲不也是記錄人類社會發展變遷的一個重要見證嗎？
圖 | 蝗災下人們捕獲的蝗蟲
人類的歷史是一個人與蝗蟲、人與自然相互塑造的過程：人對蝗蟲的態度，應對自然災禍的態度，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學的進步而轉變。蝗蟲的繁衍情況也會隨著人的活動，氣候的變化而改變。
今日的人類，隨著有了科學和理性的加持，對自然便少了幾分敬畏之心。人們開始肆意破壞著自然環境，對碳的排放也毫無節制，使得反常的自然災禍頻頻發生。近年來，在世界肆虐的蝗災為人類敲響了警鐘。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審視下全球變暖給自然所帶來的危害，溫度的升高使得世界各地的生態發生變化，生態平衡被打破後，引發了可怕的連鎖反應，而這一切，卻源於我們每個人的點點滴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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