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鲁迅《风筝》
在对鲁迅《野草》的研究当中，《风筝》一文向来是不受重视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大家都习惯性的将鲁迅的文章看做是尖锐又深刻的投枪和匕首，其文中好像就必须要透露出那种对社会问题和人性丑恶的批判才是“鲁迅”，而《风筝》看起来就是一篇清晰明白的记叙性散文，作者由少年时的一段回忆引发了内心的独白，离“战斗精神”、“反抗绝望”等主题有所偏离，因此大家对在《野草》的研究当中往往就会忽略这一篇。而事实上，《风筝》一文不但不“肤浅”，反而蕴藉着更深刻的主题。
鲁迅的文章确实隐喻颇多导致难以理解，不过所有的文章都是有脉络可循的，接下来我们就以“无怨的恕，说谎罢了”这句《风筝》的核心句子为突破口，怨是什么，为何怨，无怨的恕又为何得来的是纠结等问题条分缕析的对《风筝》的主题思想进行分析。
怨从何来？封建的“成人本位”对儿童天性的漠视
某种程度上来讲，《风筝》这篇文章简直可以说得上简单，它就记叙了一个很普通的故事。
北京冬季的天空上，作者看到了“远处一二风筝浮动”，便激起了他的回忆。他先是想到了故乡放风筝的春二月时节，那是与干冷苍白的北京冬季完全不一样的生机勃发的春日盛景，“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花蕾，和孩子们天上的点缀相照应”。
那时孩子们天上的点缀就是风筝，那应该是那个时代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了，而鲁迅的弟弟也毫不例外，但是因为“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弟弟便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天空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后来等到弟弟自己偷偷做风筝被“我”发现时，因为我“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此便将弟弟偷偷做的风筝给亲手毁了，“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直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上，踏扁了”，然后便“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 。
这之后已是中年的自己终于在外国的书上看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行为是对自己弟弟精神的虐杀，而当他想要跟弟弟道歉时弟弟却什么也记不得了，而作者也并没有从弟弟那里获得解脱。
在这个故事，最直白跟浅层的意思鲁迅已经完完整整的写了出来，就是鲁迅支持“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事实上这是极为难得的，在当时的中国，虽然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人们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想着救亡图存，但是人们对儿童跟孩子还是漠视的。
“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从唐代就给之后数千年的儿童的游戏观定下了基调，游戏是学习的对立面，它妨害了孩子的成长，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人们都一直习惯用着“礼”来约束着孩子。
人们心目中期待的孩子的模样是“缩小的成人”，人们赞赏的孩子是少年老成，这是完全的成人本位思想，而孩子天真烂漫的游戏在成人看来只是乳臭未干的“不正经”的行为，而当时的“我”之所以趾高气昂的毁掉弟弟心爱的风筝也正是因为此。
当时父亲死后深受封建礼教“长兄如父”思想影响的我便自觉践行起管教弟弟的责任，压制弟弟玩耍游戏的天性，当时整个社会都认为就应该这样，但是鲁迅觉得不对。
“中国是大人的玩具多：姨太太，鸦片枪，麻雀牌，科学灵媒，金刚法令，还有别的，忙个不了”，大人们都“为大不尊”，却还压抑着孩子的天性，因此鲁迅便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中提出“幼者本位”的思想，大人要想着去尊重儿童。
因为在鲁迅看来，像自己对弟弟那样“精神虐杀”的影响不光是极大的，还是及远的，毕竟从《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章都可以看出鲁迅本人小时候也是一个很有童趣的人，但是他长大却会自觉“压抑孩子的天性”，可见这种悲剧是循环往复的。
而塑造出一群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好孩子”，他们只是樊笼里的小鸟，绝不会跳跃飞翔，对孩子来说，“施以虎狼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这便是鲁迅的儿童教育观。
弟弟为何无怨？受虐者将暴行当做理所应当，是社会最深沉的悲哀
钱钟书曾经说过，“要从麦浪和风沙中看清风的方向跟力量”，而在《风筝》中鲁迅刻意设置跟弟弟道歉时弟弟早已忘记的情节，“有这样的事么？”，就是麦浪和风沙。
首先弟弟一定是已经忘记这回事了，但是他为何会忘记呢？为何在他心中这件事这么不深刻呢？是因为在当时的封建礼教的压制下，就连弟弟也认为作为哥哥对弟弟的“管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印象就不算深刻。
在原文中弟弟做风筝的秘密被哥哥发现时，“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在这里被精神虐杀者自己都不觉得自己被虐杀，反而他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偷着做风筝的事是不正当的，自己的兄长发现了就该管一管的， 所以他对此并不耿耿于怀，很快便忘却了。
而这反而使鲁迅的心“只得沉重着”。在整篇文章塑造的无可把握的悲哀中，除了对自己无法赎罪的纠结之外，另外很大一部分则是在渲染对弟弟“不怨恨”的悲哀。
为何弟弟不记得呢？为何他当初不反抗？又为何他把当初的虐杀看做是理所应当？在鲁迅看来封建的家庭伦理道德对儿童的残害已经成为了一种自然，但是最可悲的是施暴者与受害者都处于这种不自觉的状态，即便是被虐杀者也认为自己被残害的理所应当，那么这种虐杀又谈何改正呢？
更进一步的讲，不光是儿童，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被封建道德奴役的处境当中，但即便偶尔有“我”这般意识到自己的虐杀行为而向被虐杀者表达歉意的施虐者，受虐者却从未觉得自己被欺压被残害的不对，连被压迫者都不想着觉醒反抗，并甘之如饴，这如何不是一种悲哀呢？
另外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也曾用哥哥弟弟这样一个关系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者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了。”
当整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无意识的携带着吃人的基因，那么渴望觉醒和反抗该是多么无力的事啊。
为何无怨的恕反而得不到救赎？作品中的自我折磨是作者排解痛苦的手段
在正常人看来，倘若知道了自己曾经做的错事其实并没有给别人造成太大伤害，就连当事人也没有放在心上这应该会让人感到轻松，但为何鲁迅却偏偏觉得沉重，或者说要让故事中的“我”得不到解脱呢？
韦勒克沃伦在《文艺理论》中曾经说过：“文学作品与其说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它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式作家所要避开的。”
鲁迅的小兄弟周建人曾经这样说过
：“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的反对别人放风筝。”而他的二弟周作人也曾说过：“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但鲁迅写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鲁迅之所以非要将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残暴兄长的模样，非要给自己套上的罪恶感，非要让故事中的“我”得不到解脱其实都是在通过文学作品的手段对自己进行一种自我折磨和怜悯，从而在痛苦中寻求心灵上的解脱与安慰。
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时期，新青年团体纷纷解散分化，可谓是内外交困，而鲁迅本人也在那个时候发现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并没有发生改变，愚昧、专制、落后依旧是社会的主流，那种颓唐、痛苦、孤寂的心情难以消除，而创作便成了鲁迅排解痛苦的载体。
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得意的人往往会展望未来，而失意的人则沉迷于过去。人倘若越是失意，便越是喜欢在回忆里寻求安慰，倘若自己当初好好学习是不是现在就不会这样了，倘若自己当初选那份工作是不是就比现在好了，但事实是当初自己就是脑袋不灵光，即便是努力学习也考不上好的大学，而工作无论选什么以自己的能力都做不到很好，但人们还是愿意在回忆里寻求安慰。
一样的道理，鲁迅也是这样情况。身处失意与悲哀之中，他便往回忆当中寻求安慰的解药，风筝事件与其说是真实的，倒不如说是笼罩在主观情绪下的动情回忆，通过作品宣泄和释放自己内心的苦闷与悲观。
最后，文章的结尾作者又感叹“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这样展现了直面现实的自觉与勇气，使文章不至于那么悲观的同时又提升了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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