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女性问题”一直是一个被专注的不可忽略的话题。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眼中看来，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中，男性话语下众多女性形象被塑造成为主体剥离化了的丧失主体属性的二元对立形象——“荡妇”与“天使”，这是男权中心主义视女性为审美客体实施的物化、他者化的叙事策略。妓女，作为自人类社会私有制后的产物，历来被世人看作卑贱，污秽，放荡的淫妇。而与之相对的恪守妇道，顺良贤淑的良家妇女则被视为天使的化身。在逻各斯中心的世界里，女性形象就是这样被一分为二的割裂开来的。

在世界文坛中，众多文人学士捕捉到这一敏感的对立性，用笔墨建构出众多被男权用“天使”“荡妇”二元论的论调标本化的不同女性各自悲苦人生。而来自不同民族时代的作家莫泊桑以及严歌苓都不约而同的选取具有政治性意义的战争为背景，再现了这些“他者中的他者”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既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身体上的残害，又要忍受社会不公的待遇，承受精神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同时以身份尊贵的“天使型”女性为比较对象，反衬出主流话语下被男性规范内化而不自知的女性可恨而可悲人生。因此，本论文以莫泊桑的《羊脂球》与《金陵十三钗》为比较对象，以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研究方法，及解构主义批评法解构父权制下女性形象的二元对立，打破长时间以来社会对二者的刻板印象，还原女性的自然性意义。

妓女·天使二元对立的形象

二元对立作为结构主义的重要概念，被认为形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体系之中。这一思维方式并非有哪个人、哪个派别独创，而是作为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古来有之，原始时期的人们就己经能够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形成他们对世界最初的结构观念。“

因此，在论文第二章部分，笔者将抓住妓女形象与天使形象这两种二元对立形象，通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分别分析《羊脂球》与《金陵十三铁》中妓女形象，以及《羊脂球》与《金陵十三钗》中天使形象，展现中西妓女形象在关键时刻都呈现出牺牲奉献的高贵精神，并用“救赎”这一行为达成自我人格的升华；而与之相对的天使形象同时都表现出了对对立面低等级女性的冷漠、蔑视，而在被救赎后又呈现出以怨报德与以德报德的差异结果。由此颠覆这二者形象，进而瓦解长期以来对女性的二元对立化界定的思维，给予女性形象更丰富的内涵，并在差异性表征下为挖掘中西文化差异做铺垫。

1.妓女——救赎者形象

妓女，作为自人类社会私有制后的产物，由于他们职业的特殊性，历来被世人看作是卑贱、污移的淫妇。“卖淫和婚姻均起源于对妇女的买卖种普遍的文化传统，但后来演变为只将圣母地位赋予婚内的女性，而那些更为公开卖淫者则被称为妓女。”但凡“有性别权利存在的地方就有好坏女人之分，母亲、妻子都被冠以好女人’的人格面具，而妓女要永久的笼罩在坏女人’的阴影里。”长久以来的男权视域对女性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下，具有妓女身份的女性群体早已被划分为低贱而不知耻的荡妇型形象。而在文学作品中亦然有众多的荡妇型妓女形象，如西方作品《名利场》中的贝基，中国作品《赛金花》中的女主人公赛金花，都穿梭于官场名利之间，只求一己私欲，满足自我欲望而放浪形骸之外。但低贱的社会身份不代表败坏的道德品质。接下来，笔者将就两部作品中妓女形象加以分析比较，揭示出东西方妓女虽身份卑贱、等级卑劣，但是在人类战争苦难的大环境下，在同胞陷入危难之时，他们勇敢而无私的挺身而出，付出自己的节操甚至生命的大义之举，彰显出强烈的人性之美。

1.1舍己为人的妓女形象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人之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性别身份是生而有之的，但能不能真正拥有‘社会人’的权力，却不是仅仅靠女性的个人努力能够达成的，而是社会性，政治性选择的结果”妓女是在某种需要，抑或某种体制下的社会性的时代产物，而不是天然性存在。而从男权中心角度下女性二分论来看，妓女因其卖淫的职业特殊性，而自然而然的只能被归类到“坏女人”的行列。莫泊桑在《羊脂球》中展示了矛盾的发展过程：等级对立出现矛盾一一分享食物矛盾缓和一一羊脂球拒绝委身普鲁士军官而矛盾激化一一在同伴教唆下为同伴解围而矛盾暂缓一一羊脂球失去利用价值而矛盾再次锐化……通过让羊脂球与车内个人发生利益关系，从而在战火纷乱的背景下显现出这个下层妓女的善良宽容、自尊自爱的美好品质以及难能可贵的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

在小说开篇伊始，来自不同等级的贵族太太和妓女羊脂球就出现了矛盾的交锋。几个贵族太太因为这个妓女的存在，而突然变成了知心朋友。因为“在她们看来，好像在这个不知羞耻的卖淫女人面前，她们必须把他们为人妻子的尊严显现出来才行，因为合法的爱情总是看不起放纵的私情。”由于等级身份的差异，让本是陌路的贵族太太们形成了同盟，并进而发动了对等级对立面的妓女羊脂球的进攻“当大家一认出她是什么人之后，在那几位正经妇人之间便起了一阵耳语。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机机喳唆的声音高的使她不禁抬起头。”当遭到同车的贵族太太蔑视侮辱之时，羊脂球并没有因此忍辱让步，她扫视了同车人一遍，眼光含着大胆而极富挑衅的意味。”羊脂球不因自我的等级身份低下而自卑自怜，而是勇敢的维护了自我的人格尊严，震慑住了同车的女性同伴使得他们“立刻默不作声”。

接下来羊脂球分享食物的片段则体现出她善良、宽容与无私的品性。“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身子，好像在她的裙子底下寻找什么东西。她每次都犹豫了一下，看看身边的人，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当全车人都饥肠辘辘的时候，羊脂球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犹豫着不知道应不应该拿出食物。低下的身份和贵族太太的羞辱，使得羊脂球担心别人不会接纳自己的食物，而这个善良的女人又不好意思独享。有食物的人要比没食物的人的更经不得饥饿感的折磨，对羊脂球来说，吃饱肚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因为她准备好的美餐就在座椅的下面。“羊脂球突然弯下身子，从长凳下面抽出了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色饭巾的大篮子。”“突然”二字刻画出羊脂球对拿食物下了很大决心，她之前的犹豫是不愿给他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那几位太太对这个妓女的轻蔑现在更厉害了，她们恨不得把她杀死或者把她扔下车去，抛到雪地里，连同她的酒杯，篮子以及哪些食物一齐扔下去。”由此可见，羊脂球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当她慢慢享受食物之时，贵族太太们对羊脂球的愤恨已经到达了可怖的地步。《她的气氛在鸟先生的对羊脂球的奉承中打破了。“您吃一点吗？先生，从早上一直饿到现在可真够受的啊。”接着“又用谦卑而温和的声音邀请两位修女和她共享便餐。”突然一个棉厂房厂主年轻太太因饥饿而脸色煞白而昏厥过去时，羊脂球脸涨的通红，看着其他饿着肚子的旅客，吞吞吐吐的说：“天啊，我要是不冒昧的话，真想请两位先生和太太也……”她不再往下说，怕招惹一场无趣，自受侮辱。羊脂球在谦逊，宽容和慷慨无私中奉献出她全部的食物，然而，这并没有能让妓女羊脂球摆脱卑贱的烙印而得到尊重，世俗的偏见与世人对妓女群体的刻板印象让悲剧潜伏在后。

分享食物的片段描写展现了羊脂球乐善好施与宽容大度。而接下来在普军扣车提出无耻要求的片段，羊脂球则便显出了强烈的爱国之心与难能可贵的牺牲奉献精神。在马车上酒足饭饱之后，羊脂球和同伴谈到了战争。谈到战争，羊脂球立刻变得愤慨而言词激烈。面对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羊脂球更是断然拒绝，脸色气的通红而愤怒的爆发说：“去对这个无赖，这个下流东西，这个普鲁士臭死尸说，我决不答应，你听听清楚，我决不，决不，决不答应。”由此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精神。然而，羊脂球的遭遇与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却没有得到同车曾经受到过帮助的高贵阶层人士的同情与认同。他们立足于自我利益，在背地对羊脂球大加指责一一“照我看，这位军官的行为倒是正派的。他懂得尊重妇女，否则我们三位太太才更对他的口味，可是不，他愿意将就将就只要能得到那个大家都玩的女人，就知足了。”在这几个等级高贵人士的威逼利诱下，甚至是修女们也加入其中，打着宗教的旗号而花言巧语的植染。羊脂球是个忠实的教徒，对被寄养在乡下的亲生儿子平时想都不想，却在一个宗教孩子洗礼仪式便能诱发出她那强烈的母爱。也正是在这种宗教意识的感召下，他能不计前嫌的把自己准备好的食物与同伴分享。而这些同伴正是利用这一点，攻下了她心理最后一道防线。在同胞花言巧语的威逼下，羊脂球勉为其难的向普军妥协，用自我肉体沾污为代价换取了同胞的自由。

在莫泊桑作品集中，以普法战争为创作背景，爱国妓女形象在《第二十九号病床》以及《菲菲小姐》两篇中也有体现。在《第二十九号病床》中，女主角艾尔玛被普鲁士军官强暴，而后又染上了梅毒。在遭受精神与肉体双重暴行之后，艾尔玛选择放弃医治，用梅毒为武器去传染普军以解个人与民族之仇。在《菲菲小姐》中被称为菲菲小姐的普军军官对法国大放厥词，恬不知耻的耀武扬威，宣称对法国以及法国女人的专有权。这激怒了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犹太妓女拉歇尔，拉谢尔在怒火中刺死了“菲菲小姐”。这些素日被世人歧视的女性群体虽经受着不同的遭遇，但在面对外敌的入侵与躁躏，她们爱国热情被点燃，并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表明了各自的爱国之心与民族气节，而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她们本性纯真善良之使然。

1.2 舍生取义的妓女形象

与莫泊桑刻画的爱国妓女不同，严歌苳在开篇并没有用同情的笔调刻画这些命运多钟的妓女，而是尽量展现她们粗俗放荡的一面。“书娟和七个同屋女孩这才看见两个年轻女人骑坐在墙头上，一个披狐皮披肩，一个穿粉色缎袄，纽扣一个也不扣，任一层层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泄出来。”这种逾越而来的胭脂军团自然会遭到教堂主人的坚决驱逐。在被神父驱逐过程中，小妓女豆寇最先出场。“她尖声尖气的叫道：求求老爷行行好，回头一定好好伺候老爷！一个子儿不收！”就这样，秦淮河的女人们打破了教堂往日的宁静与秩序。这些奋姐打打闹闹，满嘴的污言移语，扯起一面丝绒斗蓬就地方便。转瞬间教堂这个神圣境地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欢场糜烂的风气也由此肆意蔓延。秦淮河的生活习性定格了她们的气质，她们也习惯于用这种方式应对这个社会。作品中随处可找到密姐们对权威的亵渎与无视。他们愚弄神父阿多那多，与教堂中打杂的陈乔治打闹厮混。国难当头之时，伤兵与窗姐们混在一起喝酒取乐，莺歌曼舞，神父阿多那多前来喝止，红菱反问道：“我们不跳舞就不国难当头了？”从此句中，我们能够体会到红菱反驳神父阿多那多把国难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这体现了勇于反抗男性权威的做法，也是女性具有独立思想的表现。严歌冬在外形气质上并未有予以窗姐们以美化。这正是严歌等的写作策略，即用铺垫与衬托增强反差感与作品的张力美。同时也为后面十三个妓女人物形象的成长留下空间，更加凸显出她们在非常时期为拯救唱诗班少女而走向苦难的壮烈之举。

玉墨是严歌苳着重描绘的领头妓女形象，与其他个妓女有天壤之别。“她不是那种艳丽佳人，但十分耐看，也没有自轻自贱，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女孩们和阿多那多神父都给她收服了一刹那，忘掉了她是一个身份低下的风尘女人。”°当其他的妓女完全不顾自尊的用对付嬉客的方法来应对教堂人员以博得同情时，玉墨则用真诚的态度与深明大义的口吻乞求神父能让这几个贱命有个好死的机会。她成熟稳重识大体，懂礼数又不乏聪明机智，也是在这群妓女中，唯一能让唱诗班中心人物于娟入得了眼的。尽管她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她仍然逃脱不了卑贱身份的制约。而生活也未曾给这个卑微无助的女子一个求得幸福的权力。为了摆脱因一把剪刀而受辱的命运，她施展计谋而勾引一个双料博士（于娟的父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那个双料博士，以为由此她就可摆脱命运的折磨，而成功鋭变成为博士夫人。但随着双料博士的出国，她的希望落空。这让她认识到就算机关算尽，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规范面前，女人依靠他人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失去了寄托的希望，她再也无法忍受生命之重，然而转机也联袂踏来。

在血洗金陵城，残忍的杀害掉五名中国战士以及陈乔治之后，人性泯灭的日本兵又将魔抓伸向了这群唱诗班少女身上。神父一筹莫展，在这危难关头，玉墨和其他姐妹为了極救这些女孩儿不被糟蹋，主动要求办成女学生前往敌营，把生的权力让给这些女孩儿们，把恐怖的死亡留给了自己。小说的结尾处充满了仪式色彩。窗姐儿们身披少女们的白衣黑裙，装扮成了她们做梦也不敢期盼的女学生模样。事实上，这种崇高的人格裂变是建立在这些女性原本正义、善良的天性上。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忍受着屈辱辛酸的女子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迸发出舍生取义的凄然。她们也期待由此洗脱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骂名，为自己困顿的心灵找到出口，从而赢得社会的尊重。

1.3 施救与自救

通过对东西作品的对比不难发现，作品中的生存于法国最底层的爱国妓女与秦淮河上的蜜姐们都具有善良、宽容的美好品德与正义德然和牺牲奉献精神。虽然在受尽世俗的唾弃，蔑视与玩弄尝尽了人间辛苦，看尽了世俗的冷暖，但是他们没有因此而抛弃自我，猴灭掉人性之善之美。他们孱弱的身躯里蕴藏着巨大的救赎的力量，在困难面前迸发出人性至善的光辉。而他们这种救赎的举动背后也是各自不同价值影响下的自救行动。

由文本可透析，羊脂球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她生下过一个孩子，寄养在农民家里。一年里见不得几次，平时也不会特别掂记。可是在参加一个陌生孩子的洗礼时，她那强烈的母爱便在宗教的感召下激发了出来。也正是在这种宗教意识的感召下，她能不计前嫌的把自己准备好的食物与同伴分享。而这些同伴正是利用这一点，攻下了她心理最后一道防线。“戴元宝帽的剩女的每一句话，都起着攻破缺口的作用。”她隐晦而巧妙的诉述，“本身应该收遁责的行为常常因为启发这一行动的良好年头而变得可敬可佩她说完以后，因为效果是那么好，所以别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羊脂球也在这种披上宗教外衣的巧言唆使下，虽不情愿仍然奉献出自己的贞操为同伴解围。这种对宗教虔诚，对洗脱原罪自我救赎的板依正成为她被利用的缺口，成为导致她悲剧性结果主要原因。

而《金陵十三叉》中这种以“施救”完成“自救”的行动，最典型的体现在玉墨这一妓女人物形象上。玉墨是个心气儿极高的女子。儿时因为一把剪刀不翼而飞而受辱的经历让她清楚的认识到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如果不去寻求方法摆脱容姐儿的命运，只能任人欺辱。她身处社会边缘基于自己的伤痛的生命体验而发出的求生呼唤。于是她怀揣着依附男性的想法，走上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抗争道路。她用尽伎俩诱惑一个性格纯正的双料博士，以为只要能博得他的爱恋便可彻底脱离卑贱的命运。然而在双料博士夫人的真病装病的闹腾中，加上双料博士对玉墨的“使小性儿已不觉得可爱，只让他厌烦”—张出国邀请让他们的爱恋无果而终。这让她认识到就算机关算尽，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规范面前，女人依靠他人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在教堂避难期间，对唱诗班少女的救赎成为她对人伦阪依的一个“契机”。在面对恶魔的残暴与淫威，玉墨以及其他十二个风尘女子以她们的善良、勇敢、刚毅，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宴。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玉墨带领姐妹们用舍生取义之大举以生命做筹码完成了‘化苗成蝶”的脱变。

2.“天使”——被救赎者形象

如果说“荡妇”形象是父权制支配下对女性的“丑化”的策略，那么“天使”形象则可看做为与之相对的“美化”的策略。“天使”型女性是在男性中心主义下塑造出来的满足男性审美的，具有天使般单纯、纯洁和无私的形象。长久以来，“天使”型的女性一直维系着社会中伦理道德、人性原则和审美情趣。在文学作品中“从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齐、米尔顿笔下的人类之妻子、哥的笔下的玛甘泪到帕默尔笔下的‘家中的天使’等都被塑造成为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但他们都回避着他们自己——或他们自己的舒适，或是自我愿望。这种献祭注定他们走向死亡，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之中。”天使形象是男性把自己的审美理想投射于女性形象之上，剥夺女性形象的主体性及生命，最终把她们定格为男性的从属。而与西方“天使”型形象遥相呼应的有“贞女”形象。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天使”“贞女”形象本质上是相同的。贞女尊崇父权制伦理，恪守妇道，以男权社会制定的规则为自己行动的尺码以及生存原则。“天使（贞女）”形象的塑造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树立了榜样，使得女性以扮演模范角色为荣，不自知的牺牲掉自我意志，这正好落入父权制的“美化”策略的圈套。接下来，就两部作品中天使形象加以分析比较，揭示出两部作品中身份尊贵又对男权中心主义论调下对女性二分法化认可的女性——天使形象在“救赎”感召下的思想意识的殊途走向，为后续论证导致二者差异的文化差异的研究做铺塾。

2.1 以德报怨的天使形象

在作品《羊脂球》中同车女性除了羊脂球外，都是受到社会认可的“上等人”，“体面人”和“正派人”。他们有高贵的身份与教养；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严格遵从着上层社会的习俗与风范。从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下的女性二元对立形象来看，她们自不用说的要被划分为对等级权力言听计从的天使形象。莫泊桑正是塑造这种有着高贵身份的上流女性形象与身份卑微的羊脂球构成对比效果，以突显出身份的尊贵与卑贱，行为的可耻与高尚间的强烈反差。同车的女性人物有批发商鸟先生的夫人，棉纺厂厂长的夫人，于贝尔布雷维尔伯爵的夫人，以及两个天主教的修女。她们都有着殷实的家产，高贵的头衔与显赫的家世背景，同时她们也有上流社会应有的教养与文明。然而她们的教养文明只是在社交场合和应酬场合中面对来自同等阶级人士时才有所表现。面对来自底层阶级的职业为人不耻的羊脂球，她们却显现出卑劣的另一面。即使羊脂球为搭救全车人而委曲求全的牺牲了自我的贞操，也没能唤醒她们的良知，反倒恩将仇报，以怨报德。

当羊脂球因为拒绝普鲁士居官的无理要求而使得军官用扣留车子逼迫羊脂球就范时，这些同车中来自上层女性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她们共同商讨着对策，用最委婉的说法和文雅“可爱”的措辞来表达着狼琐的事。如莫泊桑在作品所述：“一切社会的妇女披在身上那层薄薄的廉耻心，只能掩盖外表，她们遇到这件狼琐下流的意外事故，却掩饰不住心花怒放，骨子里竟觉得的异常散心解闷儿。”她们毫无羞耻感的认为，“这个军官很正派。我们三个女人当然是更符合他胃口的，只是他对有丈夫的妇女是知道尊敬的。”在个人利益面前她们敌友不分，早已丧失爱国之情。他们协同他们的丈夫，软硬兼施，杜撰大量的故事旁敲侧击的给予暗示。用得体、有分寸的方式讲述出来，在他们的精心粉饰下“你最后简直会相信，妇女在世界上唯一的是使命就是永远不停地牺牲自己的身体。”

更让人震惊的是，两个代表纯洁高尚的修女在羊脂球被普军逼迫的事件上，反倒慷慨陈词助封为虐。当伯爵夫人无意间向修女打听圣人们的丰功伟绩之时，修女答道，“许多圣人都曾经做过在凡人俗子看开可算犯罪的事儿，不过这些罪如果是为了天主的光荣或是为了他人的利益，那么教会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原谅。”平日看似胆小害羞的修女，在这时一点都不害臊，反倒能说会道而且言辞激烈，在整件事件上推波助澜。“有很多行为本身应该受到谨责，但因为最初的意图纯正美好，往往最终都成为了值得称颂的事儿。”这一切说的含而不露，既巧妙又得体，这些巧言如簧、口腹蜜剑的修女说辞攻破了羊脂球愤怒抗拒的最后防线。羊脂球势单力薄，终不敌宗教外衣下的花言巧语而无奈就范，委曲求全。然而，羊脂球的自我牺牲并没有为自己换来天使型女性群体的尊重与认同，在羊脂球身心受到折磨而无暇准备后半段旅程的食物而匆忙上车赶路，也同样饥饿难熬时，同车那些有教养的，曾经领受过她恩泽的贵妇竟然无动于衷，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喝，高盛阔论；不仅如此，他们竟然还时不时的对她投以蔑视和嘲讽的眼光，以划清界限来标榜自己的纯洁与清高。作者莫泊桑匠心独运，高屋建银，通过前后两次在马车上就餐事件的鲜明对比，有力地鞭抵了这些高贵人士，特别淑女其表，恶魔以内的高阶女性的自私卑鄙，批判她们丑恶的嘴脸与无耻灵魂，从而更加凸显出羊脂球大义凛然的高尚品质与美好品德。

2.2 以德报德的天使的形象

在《金陵十三铗》中，与玉墨等妓女为对立面的女性，是那些家世良好、纯洁懵懂的唱诗班少女。在宗教权力与男性权威的管辖下，他们温顺而听话，对权力规训言听计从。而由于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她们的形象更是镀上了一层圣女的光辉，如天使般能够导人以向善。这正是男性审美理想的“天使型”女性形象。

如果说作品中那些秦淮河的蜜姐儿们硬是闯入教堂是对正统权力秩序的打破，勾引教堂工作人员陈乔治，戏弄神父阿多那多，在教堂内仍吃酒玩乐，歌舞升平是对正统权威的挑战，那么以书娟为代表的唱诗班少女则是权力与秩序的遵从者与捍卫者。面对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她们虽好奇却仍然遵从神父的旨意，神父“对她们严峻地摆摆下巴。所有年轻纯净，不韵世事的面孔刹那间都回避了。”。男权思想内化使她们视妓女为污独不堪的“下九流”女性，用激烈的言辞嘲讽这些女性以捍卫等级权力，用清高的眼光凝视妓女群体的低贱。她们辱骂接近讨好她们的豆蔻为“烂冬瓜”，甚至还大打出手和这个和她们同龄的小妓女厮打成一片，把她们憋了己久的烦躁焦虑统统都发泄在她身上，而后还伪装成受害者模样，“女孩们倒是像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着泪珠。四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而书娟也曾为自己的女性经血而感羞耻，为自己拥有着和密姐一样的身体而耻辱，更因为自己父亲爱上如此低贱身份的人而感到深深的蒙羞。她甚至想用行动来毁灭掉玉墨，纯洁外表下的人性之恶一览无遗。

但人性并非是单一固定的，而是是复杂多变的，有凶残狠毒“恶”的一面，也就有闪烁光辉的“善”的一面。而正是宽容、仁义的妓女通过用自身生命对少女的救赎，才唤醒少女的自主意识，这一转变最突出的体现在了书娟身上。当玉墨率领其他妓女代替他们去赴日本宴会时，书娟不禁对自己过去对待妓女的行为而感到悔恨。在这之后，书娟进行了一次仟悔。“这是她一生中最诚实，最长久也是最后一次忏悔。”在圣诞夜大事件中，书娟认识到了宗教权威与男性权力对女性的歪曲与偏见。而之后，她也由天主教徒而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实，书娟非常清楚玉墨是希望获得自己认同的，只是她不愿意给她机会让她与自己为伍。她只需冷冷的看着玉墨，就让她知道书香门第是冒充不了的，淑女是扮演不出来的，贵贱是不可混淆的。”但在这十三铁在野兽的淫威面前，英勇不畏，侠胆义肝，毅然决然的替她们去赴刑场，书娟在此时也终于读懂了玉墨对日本大佐那害羞一笑中的笑里藏刀。这一笑饱含的勇敢与智谋征服了书娟赢得了书娟的认可，瞬间让于娟的灵魂从个人仇恨中，从等级差异中得以姻渡。书娟走出了宗教男权的思想禁锢，往后的日子，更是以一种反省与觉悟的姿态来面对世态。

2.3 麻木不仁与淫槃重生

《羊脂球》与《金陵十三叉》中的天使型人物以救赎为分水岭表现出质的不同。在救赎前，由于男权意识的影响下以及对妓女职业的认知，天使型女性形象自然的把妓女归类到“坏女人”或说“放荡女人”的行

列。身份高贵的她们用冷漠、轻视、嘲讽态度来划清来自对立面女性，由此标榜自己的高贵与纯洁。然而在被妓女解救之后，她们的心理与认知又出现了差异，本处于同一阵营的东西方天使型女性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为了早日上路，《羊脂球》中的贵妇太太和修女形成了团结的同盟战线，想尽办法逼迫羊脂球就范。她们步调一致，态度诚恳，手段多样，理由堂而皇之。然而在羊脂球勉强屈就后第二天，她们的态度又陡然巨变。“大家都忙碌着，而且离她远远的。”“胖姑娘很宅异，片刻鼓起勇气同棉纺厂厂主太太打招呼，对方只是及其轻蔑的点了点头，同时像一个贞洁的女人受到了侮辱似的朝她瞪了一眼。”她们吃东西的时候，也根本不顾没来及准备食物的羊脂球。且不说羊脂球未能让这些人早日上路而遭受外敌的侮辱；曾几何时，正是羊脂球不计前嫌的用准备好的食物帮助她们解决了饥饿的煎熬。正是用高贵与低贱的对比，作者莫泊桑揭露出这些资产阶级的逼迫别人做不道德的事情，而后又用道德去指责别人的虚伪，牺牲他人以求自己利益的自私，麻木不仁，由此表达对遭受欺害凌辱的底层妇女的深切同情。

而同样在接受了“救赎”洗礼的唱诗班少女不同于《羊脂球》中那些麻木不仁，以怨报德的“家中的天使”，她们超越了仇恨、等级，摆脱了男权思想禁锢，灵魂进而得以净化达到涅槃重生。如果说躲避在天主教堂内的人们与教堂外失却人性的日本兵之间的矛盾是主线，那么妓女玉墨与唱诗班少女之间不为人知的家庭恩怨则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又一副线。自古有云，“不是冤家不聚头”，在回顾赵玉墨企图用手腕抢夺自己的父亲，而差点让她家庭支离破碎，书娟对玉墨的咬牙切齿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严歌苳在宏大历史叙事间安排了玉墨与书娟的恩怨情节，凸显出在大爱救赎感召下，人性之善跨越仇恨，阶级而得彰显。书娟本身的意识觉醒表明她已经走出了男性规范的范围，摆脱了反映男权欲望的理想符号，符号化的天使书娟形象得以解构。

总结

妓女，作为自人类社会私有制后的产物，历来被世人看作卑贱，污秽，放荡的淫妇。与之相对的恪守妇道，顺良贤淑的良家妇女则被视为天使的化身。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集团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最高斗争形式。而侵略战争是一种广义上的强奸，是对现代文明更为残暴的施虐。它充斥着暴戾、仇恨、残杀，摧残着人类的肉体与精神，使文明与秩序岌岌可危。来自不同民族时代的作家莫泊桑以及严歌苓都不约而同的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女性内部潜藏的对立性，选取荡妇型女性群体——妓女与“家中的天使”群体——妻子、女儿为对比，一方面再现了妓女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在朝不保夕的非常时期既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身体上的残害，又要忍受来自社会，特别是同样女性群体的不公待遇与攻击，反映出主流话语下被男性规范内化而不自知的女性可恨可悲。另一方面把这一对立性人物置于带给人类苦难的战争这一宏大历史之中，通过“救赎”来展现身份卑贱的女性在国破家亡，同胞有难的危急关头所彰显的人格力量与女性救赎之伟力，从而颠覆了男权视域下的女性二分论，打破长时间以来社会对二者的刻板印象。

作者莫泊桑和严歌苓都是从自己政治立场与文化上出发进而塑造了各自的妓女与天使女性人物形象。就作品的相似性而言，由于看待同一问题的重心与意图的不同，使他们呈现出不同的意味。把它们置于各自的政治历史语境下，各显示出独特的色彩。莫泊桑与严歌苓对妓女天使形象的殊途命运的处理方式，表述了各自宏大叙事下的不同诉求。在梳理两部作品写作的不同政治历史时代背景，我们可以能加清晰的看到莫泊桑对资产阶级虚伪性与森严的等级制的批判，对生活于底层的妇女受到等级制与父权制双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同情。同时也借由这些女性的悲惨命运来披露出世纪法国社会的腐朽、堕落与黑暗。纵观莫泊桑作品，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大部分是以那些弱势女性群体的生存为观察视角，其中妓女的人物形象又占据了大量的作品篇幅，事实证明莫泊桑是一位具有女性意识视野的男性作家。然而莫泊桑虽对当时现行制度的进行了客观的剖析，但在对女性生存出路命题的问题上显现出局限性。他为社会大众呈现出当时社会下的妇女的境遇，为女性的可悲命运发出悲鸣，却没能有更深层次上的进行剖析与思索。而严歌苓基于自我的生命体验，同样采用二元对立的写作策略，以女性内部矛盾为切入点，并以对矛盾在作品中的瓦解表达出打破二元对立，树立女性多元身份的呼唤，表现出从新建构女性主体身份的希望与努力。

在中西不同政治历史的影响下，两部作品作者构建了相似而又有差异性的中西妓女和天使形象。而对差异性的形成原因不仅来源于政治历史层面，还有来自文化层面的影响因素。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中西文化语境下的基督教精神影响和儒教精神影响。基督教被视为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其文化对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妓女不以生育为目的，同时不承担孕育子嗣的社会功能，与宗教教义所提倡的观念背道而行。在正统思想的内化下，妓女群体本身也对上帝言语充满了归顺的渴望。在对宗教权力的服从与自身生计职业的矛盾中，他们深受精神的折磨。因此，她们在宗教精神上，要比普通妇女表现的更为诚挚。在男权视域下，那些家中归顺的，听话的，接受男权规训并以男性一直为行为准则的女性被羽化为“天使”。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与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她们天使的称谓不过是对她们对权力皈依的一种嘉赏，实质上她们早已腐化成了统治阶级的木偶时缺失脉脉人情。

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两千年来正统思想，已经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影响着国人的观念与行为。相对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家庭结构中的女性，中国妓女则是漂泊在家庭伦理之外的，也就是与儒教伦理下与秩序相脱节的群体。在人伦关系中的缺席使他们被定位于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边缘。她们对回归家庭也就是人伦关系网，在家庭中获得地位与正经的身份是十分神往的。但封建伦理宗法制并不会接受像他们这样有过污点的女性，对她们充满的歧视。既然无法回家人伦家庭，无法实现荡妇到贞女的转换，那就用普通人都很难做到的义举为自己正名，哪怕用生命交换也在所不借。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忍受着屈辱辛酸的女子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迸发出舍生取义的凛然。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研究哪个国别的文学，都应该为该国文学进行定位与定性，而比较的过程正是起到了一个参照性的作用，由此可以更好地对该国文学的特色、特性、地位作出更好地判断。没有外来参照性的比较研究，对该国文学的认识定位很可能落于窠臼而显现出片面甚至是极端。尽管在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两位作者不同诉求目的的作用下，两位作家对作品结果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但莫泊桑和严歌苓在小说中字里行间无不透漏着对弱势女性群体生命存在的真挚关怀与社会责任感。他们是战争困难下弱势群体女性的代言人，他们用各自的故事向世人证明：女性不是被规范的不变体，更不该划分到天使或荡妇任何一种归属，而是裸有丰富充沛感知与生命力的鲜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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