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景公曾问晏子曰：“临国莅民，所患何也？”晏婴以为治国有三患，也就是——“忠臣不信”、“信臣不忠”、“君臣异心”——这三种状况。
由此可见，“君臣同欲”是一国政治清明的必要条件，因此国君与大臣间是否能合作无间，便关系着贤臣可否得君行道、使国可治。
如果以公允的历史眼光来评定，齐景公与晏婴并非是典型的“圣君与贤相”之组合。齐景公之荒淫史上有名，然晏婴被誉为继管仲以后齐国的一代贤相，“荒君与贤相”的组合，我们诚不乐见之。
那么，不妨让玲珑由这个角度去深入分析，看看晏婴在如此困顿的局面中（齐国连续发生崔庆、栾高之乱，弑君、废立事件又频频发生），是如何在齐国公室与卿大夫的纷杂矛盾间取得平衡的，又是如何维持、安顿齐国政治局面的。
施“强公室、抑私门”之政
晏婴所属的时代正处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及“陪臣执国命”的局势中。春秋中后期，各国公室渐卑。首先出现的“臣弑君事件”是赵穿弑晋灵公，其次是鲁国东门氏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三桓反驱东门氏，致使鲁国公室丧失政权四世。
当时各国公室衰弱，卿大夫崛起，齐国也不例外。齐桓公五子争立的残杀刚刚过去，灵公八年内讧再起。先是刑杀鲍牵，逐高无咎，引起国佐占据谷邑叛变，接下来灵公又杀了国佐，酿成内乱。
平阴之役后，齐国元气未复，紧接着便发生了“崔庆之乱”，齐国国势更弱了。庄公六年，崔杼因庄公通其妻而弑之，随即庆封又消灭崔氏，独掌齐国大权。崔、庆以乱取国，引起齐国原有的高氏大族结合栾氏与陈氏家族共同驱逐了庆封。
《东周列国·春秋篇》崔杼、庆封剧照
这期间齐国国内政局风风雨雨、动荡不断，使得齐国的公室政权愈形削弱。
春秋政事，在于诸侯；诸侯政事，在于大夫。累世相传之世家大族，遂成彼时社会之重心，齐国亦然。国氏、高氏、崔氏、庆氏、鲍氏、田氏（即陈氏）皆其著者，至于其位最尊、其族最大者，在玲珑眼中，则非国、高二氏莫属。
国氏与高氏，乃“天子之二守”，为上卿，家世显赫，历史悠久。国、高二氏本可作为齐国逐渐削弱的公室的强大后援，然而随着齐国内部的几次政局变动，国、高二氏亦卷入其中，且权柄逐渐削弱，旁落于其他家族。
其间，崛起于庄公时的陈无宇甚有宠，遂在此时逐步壮大；至景公时，陈氏已是齐国内部的主要势力。
晏婴身事灵、庄、景三朝，一件件的弑君废立事件，使得他在为齐景公所重用，并确立“以礼治国”的基本方针后，在政治上的第一步便是“强公室”。
要知道晏婴如何“强公室”，首先要了解的是晏婴的相权究竟有多大。从史书中的资料，可以知晓晏婴是当时齐国的“宰相”。“宰相”一职在齐国到底有多大的权限呢？
早前，齐桓公任用了出身低贱且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总理国政，权力在高子、国子之上。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开始。自此，宰相成为齐国最高的政权掌握者。
齐国宰相权力的范围有哪些？参与决策和制定法规；参与对官吏的任免；总揽枢要；上承君命，下统群臣，为百官之长；谏君主，查群吏，执赏罚大权；掌握军权；掌握外交权。共计七项。
也就是说，这七项，将是晏婴在齐国进行改革的重心，他将凭借这些经由相权所赋予的权力，来匡佐齐景公、捍卫公室。
《东周列国·春秋篇》晏婴、陈无宇剧照
为了忠于社稷，晏婴势必尊公室，因此他对于崔杼、庆封这一类的乱臣贼子的甘言相诱，自然严词以拒；除此之外，为了公室的强大，晏婴必须采取行动来抑制私门。
对于陈氏政权逐步蚕食鲸吞齐国内政，在政治态度上，晏婴倡导“以礼治国”，划分上下间的分际，谴责陈氏政权“大斗出贷，小斗回收”这种违反礼制、收买人心的行为；在政治手段上，他屡次劝谏齐景公要任贤纳谏，以贤臣良士为尊，远离梁丘据一类的小人，务使齐国政治清明，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另外，对于当时各国公族和卿大夫间私蓄力士、杀手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晏婴也深感不安。
在玲珑看来，这类所谓的“勇士”，多半凶残跋扈，皆是罔顾国家秩序、私逞武力之徒。他们对内不足以御暴，对外又不足以威敌，只是被那些背礼的权势者作为从事政治叛变的筹码而已。
为求国家秩序的稳定发展，晏婴亦认为这一类人非除不可。当时齐景公身旁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以勇力搏虎而闻名于齐国。晏婴以为不可，上谏景公，建议将这三人除去，上行下效，使齐国其他卿大夫能因此也将此类“死士”去之，减少国内政局的动荡与不安。
这除了代表晏婴对“选贤”的贤士标准必须符合“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的要求外，同时，也表达出他对所谓的“危国之器”一定摒弃不用的决心。
除此之外，晏婴身居相位、位高权重，他一定要对齐国的政治局势相当了解。
景公喟然叹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
由此可见，齐景公对齐国政局的认识，无疑是不清晰的；而晏婴对齐景公无疑是失望的。在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晏婴伺机而谏的例子。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景公剧照
事实上，就齐景公目前“以政乱国”的方式而言，他想使齐国长治久安，是绝无可能的。
齐国当时“见善若避热，乱政而危贤”的情况，使居相位的晏婴不断地大声疾呼——上位者必须奉行善政，并且身体力行贯彻到底。以求彻底改善这种“上下交相征”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使民众能得到休养生息。
晏婴如此高瞻远瞩地对齐国政局殷殷告诫，是因为亲见陈氏因讨好百姓得法，势力不断地扩张，造成这种“私门”不断膨胀、“公室”逐渐萎缩的局面。
而齐景公明知“公室”不振，犹荒佚怠惰，更为晏婴所恐惧。正因如此，晏婴一再强调施行礼制的必要与强迫性，将“强公室，抑私门”的政治主张贯彻于施行礼制的决心上。
秉持“廉正、尚俭”之理念
晏婴除了以礼制来实践其“强公室、抑私门”的政治主张外，也倡导所谓的“善政”——即居上位者必须真正为下层的百姓着想，亲近百姓，使政令贯彻，上下一统。因此，晏婴又提出“尚俭”，希望能使百姓能生活得更好。
“尚俭”是晏婴政治措施中的核心。如在他劝谏齐景公要作盛君时，曾提到身为国君应该要“薄于身而厚于民”，使百姓能因此亲爱国君。
很显然，晏婴对“尚俭”的作用是相当肯定的，而且他认为这是“君子之事”，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要求。
史料中有关晏婴“尚俭”的记载相当多。如晏婴身为齐国的宰相，吃的却是粗粮淡饭，配的菜也相当简单平常，连景公都感叹他家太贫穷。但晏婴却以为自己的饮食并不贫乏，他相当感谢国君的赏赐。
晏婴不以身处相位为尊，对饮食并不特别重视，他认为符合“士的行谊”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饮食，能求温饱便足矣！
又如“恶华服”。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却穿着粗陋的衣服，而且相当陈旧，实在是相当不体面，于是“景公赐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茈”，但“晏子辞而不受”。
“狐之白裘”指的是用狐狸腋下的白毛所作成的皮衣，“元豹之茈”指的是狐之白裘以豹皮斜饰其襟，可见这件皮裘相当贵重。
虽然国君的恩赐如此诚挚，而这件皮裘又是如此贵重，但晏婴以“明上下之防”拒绝了国君的盛情美意。可见他对自身的修持确实相当谨慎，不容自身有一丝的安逸与不当行为出现。
《东周列国·春秋篇》晏婴剧照
晏婴不仅仅对衣食秉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在住的方面亦相当坚持。齐景公曾“赐晏子邑”，但“晏子辞”。于是，齐景公又想到要为晏婴换个房子来住。这次景公以“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为理由，要给晏婴换房子，但晏婴却再一次辞谢了。
晏婴以房子为其先人所居，不可轻易弃之，并且乘机向景公提出谏言——“踊贵而屦贱”。他希望景公能因此省刑，使百姓得到喘息。
后来齐景公又以“寡人欲朝夕见”的理由，希望晏婴能搬进宫中去，晏婴对此的态度，又是“请辞”。
晏婴以为只有“至贤”才能够做到在退隐时名声反而更大，亲近君王时也能控制自己的地步，而自己因为尚未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进宫与君王相伴，恐将适得其反，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又婉拒了国君的盛情美意。
从晏婴连番的推辞看来，他对于住家的舒适与否并不在乎，他刻刻以国家百姓为念，时时以砥砺自己，力求居处合宜，在当时来说这是相当难得的。
齐景公对晏婴的赏赐，除了有物质上的赏赐外，还有一些特别的赏赐。例如：齐景公曾以晏婴妻老且恶，故欲以景公“少且姣”之女妻之。对于这样的赏赐，晏婴以不愿负今糟糠之妻当年委身相托之情而婉拒了景公。
在晏婴看来，富贵利禄，虽是人人所爱，但若因追求财富的累积，使人人竞逐于利，国欲治实不可为。
正因如此，晏婴不断以具体行为向齐景公以及齐国上下昭示“尚俭”的重要性，希望能由他个人出发，进而达到抑止齐国上下奢靡之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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