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爆發了一場席捲華北、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鼠疫，造成了大量病患和死亡。
京師北京也成為重災區。
計六奇《明季北略·誌異》記載：崇禎癸末，“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號瘩病。……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二十餘萬也。”
這時，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於1644年三月十九日攻佔北京。崇禎帝在煤山自縊。
疆域遼闊、萬國來朝、巡洋世界、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大明王朝，在傳十六帝、國祚276年即告覆亡。
人們唏噓、驚訝之餘，紛紛探究明朝滅亡的原因。
其實鼠疫、李自成、清軍都不是明亡的主因
有人自然地認為，是鼠疫使得北京守軍羸弱，戰鬥力下降，李自成才得以輕易攻克。
但是當時鼠疫波及全國，農民起義軍不是百毒不侵的外星人戰隊。
無論對於明軍還是李自成起義軍而言，鼠疫具有公平的殺傷力。
有人認為，是李自成起義軍實力強大，明軍無力抵抗。
然而，明軍訓練有素、武器裝備先進，還多次遠征海外得勝。而李自成起義軍主要由饑民組成，被明軍多次擊潰。
李自成能一月自陝西一路東征，勢如破竹，三月攻佔北京，原因之一是沿途很多明軍將領投降獻城。
例如忻州官民迎降，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胤、居庸關監軍杜之秩、真定太守邱茂華等皆不戰而降。
最後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時，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打開正陽門迎接。
還有人認為，是清軍牽制了明軍的戰鬥力。
然而，尚在三月初李自成開進宣府時，崇楨帝就急調遼東總兵吳三桂、薊遼總督王永吉、昌平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入衛京城。
當時清軍尚被擋在遙遠的山海關之外，難以染指李自成攻佔北京戰事。
李自成攻佔北京之後，才赴山海關，與多爾袞和吳三桂的合兵會戰。
所以，鼠疫、李自成、清軍都不是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那麼，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萬曆時期已釀下明亡的禍根
隆慶六年(1572年)，九歲的皇太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即神宗。
內閣首輔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結果，“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肅然；"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國庫充盈。史稱“萬曆中興”。
張居正病逝後，為萬曆帝留下了豐厚的資產和良好運轉的局面。
然而此後，明朝的發展勢頭進入了一個轉折期。
其一，內政混亂。
萬曆帝的皇后王氏、昭妃劉氏長期無子嗣。萬曆帝偶然私幸宮女王氏，生下長子朱常洛。顯然，皇太子之位，非獨苗朱常洛莫屬。
然而，四年後，萬曆帝寵愛的鄭貴妃生下皇子朱常洵，並使萬曆帝承諾立朱常洵為太子、自己做皇后。
萬曆帝此舉違背了祖制和封建禮制，勢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機。
王氏寂居幽宮，以淚洗面，以致雙目失明，不久病逝。萬曆帝竟然不同意厚葬，最後勉強同意追諡皇貴妃。
萬曆帝專寵鄭貴妃，遲遲不立太子，引起朝野猜疑。大臣們紛紛上奏提及皇儲問題，但萬曆帝擱置不理。
直到1601年十月，即位近三十年的萬曆帝終於立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朱常洵為福王。“國本之爭”算是落下帷幕。
然而，這場激烈、複雜的事件，使明朝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價。共逼退內閣首輔四人，部級官員十餘人，株連官員三百多人，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
1615年的一天，一名男子持棗木棍闖入太子朱常洛宮殿，打傷多人後被抓獲，供認系鄭貴妃手下宦官。萬曆帝將其處死，不願深究。而鄭貴妃毫髮未損。這個驚天大事不了了之。史稱“梃擊案”。
更嚴重的是，萬曆帝因為“國本之爭”而對大臣們極度不滿，進而怠政。自1587年開始連續不上朝以示抗議，後來甚至整日身居深宮而不理政事，長達約三十年！
於是，出現了一個奇葩現象：朝廷長期陷入無人做主的空轉狀態。
因而也就出現了一系列惡果。
缺官現象非常嚴重，有職無官，缺官理事。
《明神宗實錄》卷四一九記載萬曆三十四年大學士沈鯉等上言：“今吏部尚書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蓋總計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員，見缺二十四員，其久注門籍者尚不在數內。此猶可為國乎？”
而且，官僚隊伍成天空談朝政，拉幫結派，黨派林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互相爭鬥傾軋。
其二，軍事及外交方面代價巨大。
萬曆年間，內憂外患日益嚴重，於是進行了一系列的征戰。
一是明緬戰爭。
萬曆時，東籲王朝崛起，四處征戰擴張，入侵明朝管控的緬甸地區。於是萬曆一朝與其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連綿戰爭。
結果，明朝喪失了對孟養、木邦宣慰司的統治（其範圍屬於今緬甸），遺患後世至今。
二是著名的“萬曆三大徵”。
西北蒙古人哱拜叛變，明朝進行了平叛的“寧夏之役”；西南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明朝進行了平叛的“播州之役”；日本入侵明朝藩屬國朝鮮，明軍赴朝抗日。
“三大徵”最後皆勝，明朝維護了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鞏固了中華疆土，功勳卓著。
但是明朝同時也付出了巨大代價。
這幾場戰爭時間跨度長，綿延幾十年；發生的年代接近甚至部分重合，大小戰役密集；用兵地理跨度大，覆蓋西北、東北、西南。
因而，明王朝不得不動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力。
其三，國庫嚴重虧空，橫徵暴斂。
戰爭，根本上是拼經濟、耗資源。
例如“三大徵”中規模較小的寧夏之役，耗費“餉金幾二百萬”（《明神宗顯皇帝實錄》）。
《明史·陳增傳》記載： "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徵踵接，國用大匱。"
據此可粗略統計出，“三大徵”的直接軍事開支高達一千三百萬兩白銀。
明朝國庫的收入來源主要依靠賦稅，除貨幣形式之外，還有一部分是糧食、物產等物資形式。
僅“三大徵”的開支，就使得國庫入不敷出，嚴重虧空。
頻繁的大規模戰爭，對社會經濟及民生的破壞性也極大。
例如寧夏巡撫楊應聘曾說：“壬辰兵燹（即寧夏之役），遂舉二百年之所經營者，蕩然如同草味。”（範宗興校注的《增補萬曆朔方新志校注》）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京師紫禁城大火，焚燬前三殿、後三宮。
為此，復建工程浩大，耗資甚大。直至二十餘年後的天啟七年（1627年）方才完工。
為了籌備軍需以及彌補國庫虧空，只有加大賦稅，魚肉百姓。
例如播州之役時增派賦稅的情況：“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實之戶，比二十年之前，十減其伍”。
為了斂財，萬曆帝還派遣一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到各地盤剝商人、礦工，橫行肆虐。
這就導致民怨沸騰，走向官逼民反的道路，全國各地接連爆發了起義。
對此，清朝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萬曆中礦稅之害》中說道：“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其四，經營遼東失策，培養了最大的強敵。
萬曆朝的一系列大規模軍事行動，關乎主權、內政、外交，是正義之戰。但是這些戰爭的升級和規模擴大，與內政有直接關係。
與後金的戰爭便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例如優秀將領李成梁，在明朝將吏貪懦、邊備廢弛的情況下，縱橫北方邊塞、鎮守遼東數十年，成為一道堅固的屏障，也因而受到萬曆帝的信任賞識。
但李成梁後來貴極而驕，奢侈無度，甚至虛報戰功領賞。
因而，明廷被他所矇蔽，加之國庫虧空，就逐漸廢弛遼東邊防。這為努爾哈赤的崛起創造了客觀條件。
而且，李成梁故意破壞明朝與少數民族的和睦機會，成為努爾哈赤後來藉口反明的“七大恨”之一。
李成梁這樣的罪臣，雖然多次被劾罷，罪可至死。但在萬曆帝的庇護下，後來竟然加官至太傅，諸子手握重兵，家族顯赫。
當然，遼東邊防逐漸廢弛，也與“三大徵”有連鎖反應關係。
“三大徵”使得明朝軍事力量大損，也即常說的“殺敵三千，自損八百”。
據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統計，遼東原有兵額9.5萬，至援朝戰爭結束後的萬曆二十八年只有4萬。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努爾哈赤悍然進攻遼東。在薩爾滸之戰中以少勝多，大敗明朝大軍。
清史專家蕭一山指出:"是役也，明傾天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朝鮮葉赫精銳┅┅金士卒僅傷數百人，而所獲則以鉅萬計。明清之興亡，此亦最大關鍵也。"
此戰役是明清戰爭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爭，明朝從此對後金被迫轉為戰略防禦。
這也成為明衰清興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正如內閣大學士王家屏所言：“今時事與資力並當困絀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刃之餘。”
薩爾滸之戰25年後即1644年，清軍入關，大清王朝取代了明朝。
所以說，萬曆帝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也使得國力元氣大傷，前盛後衰，國運急轉直下。
萬曆帝的後期怠政、決策失誤，以及官僚階層的失職、誤國行為，使萬曆朝後期埋下了一個王朝統治走向衰亡的種種禍根：朝綱敗壞、黨爭、官員渙散、後宮干政、閹黨專政等。
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萬曆之後三代皇帝無力迴天
1620年七月丙申，在位長達四十八年的萬曆帝病逝。38歲的皇太子朱常洛繼位，年號泰昌，即光宗。
深受國政混亂之害的朱常洛，積極撥亂反正，革除弊政，重振朝廷綱紀。朝政開始有轉好的跡象。
但由於朱常洛長期沉湎酒色，身體羸弱而臥病，在服用藥丸後猝死。
於是此事被懷疑為萬曆時期遺留的政治謀害事件，沸沸揚揚。史稱“紅丸案”。
泰昌帝僅在位一個月。
朱常洛長子、15歲的朱由校繼位，年號天啟，即熹宗。
泰昌帝的寵妃李選侍曾因照顧朱由校而遷居乾清宮。泰昌帝死後，欲圖皇太后位的李選侍與宦官魏忠賢合謀，堅持繼續與天啟帝住在乾清宮。
一批正直朝臣察覺其陰謀，最終迫促李選侍搬出。
此事件史稱"移宮案"，後來成為派系鬥爭的代名詞。
它與萬曆朝的梃擊案、泰昌朝的紅丸案，並稱"晚明三大疑案"。
魏忠賢與鄭貴妃、李選侍、天啟帝乳母客氏來往甚密，並且拉攏齊楚浙黨等官僚集團，成立了明朝最大的閹黨集團，權傾天下，擅權跋扈，廠衛橫行全國。
“東林黨人”為了反對宦官專權, 與其展開了激烈、殘酷的鬥爭。
閹黨集團藉機排斥異己，毀天下東林書院，屢興大獄，大批正直忠臣慘遭牢獄及誣殺。
宦官專權達到中國歷史上的巔峰狀態。
然而，天啟帝忙於玩樂，醉心於製作木器，而疏於朝政。
《寄園寄所寄》：“明熹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斫，營建棟宇，即大匠不能及。”
明朝內政混亂之時，努爾哈赤對遼東地區步步進逼，瀋陽、遼陽、廣寧等地相繼淪陷。同時，荷蘭人佔據了臺灣島。
同時期，京師北京發生洪災、王恭廠火藥庫大爆炸，多地發生旱災、蝗災、洪災，全國人心惶惶。
加之土地兼併劇烈，苛捐雜稅繁重，使得民不聊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民變、兵變、抗租鬥爭頻繁爆發。
例如山東先後有白蓮教、徐鴻儒起義，陝西有王二之起義；永寧土司自立國號"大梁"，割據西南等。
此時的明王朝已是危機四伏。
《明史》記載：“而重以帝之庸懦，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1627年，在位七年的天啟帝病逝。由於沒有子嗣，遺詔17歲的異母弟朱由檢繼位，年號崇禎，即思宗。
崇禎帝銳意改革朝政，最終剷除了魏忠賢閹黨集團勢力，重新啟用被罷黜的忠直官員。
然而，自崇禎登基時起，各種自然災害不斷。使得社會混亂，盜匪與流民並起，各地民變不斷。
同時，改國號為大清的皇太極不斷南下騷擾入侵。
明廷苦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餉”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而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嚴重缺餉，導致明軍時常騷亂譁變。
在亂局目前，崇禎帝求治心切，然而他用人多疑、剛愎自用、反覆無常的性格，使得局勢愈加糜爛。
例如為剿李自成農民起義，崇禎帝在十幾年中頻繁更換楊鶴、洪承疇、曹文詔等一批統帥，以至於皆功虧一簣。而李自成多次大難不死，逐漸做大。
再如，崇禎帝重用抗清名將袁崇煥，最後卻聽信魏忠賢餘黨誣告以及皇太極的“反間計”，凌遲處死袁崇煥。
隨著洪承疇降清、明朝關外精銳喪失殆盡，寧錦防線崩潰，清軍入關已成必然之勢。
明亡的其它影響因素：宏觀氣候變遷及災害、社會大轉型
當然，事物的發展結果，往往內因是決定性因素，但是其它一些因素也會影響結果。
明亡的主因是長期的內政混亂腐敗，但是同時也有一些影響因素。
其一，宏觀氣候變遷及災害。
約15世紀初開始，全球氣候進入了一個寒冷時期，被現代科學論斷為“小冰期”。當時正好是明末清初，因而在中國也稱為“明清小冰期”。
在此期間，中國遭遇了持續乾旱和低溫的侵襲。例如：
-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南方沿海的廣東竟然下了大雪；
- 崇禎十一年（1638年），漕河干枯；
- 崇禎十三年（1640年），黃河干枯斷流，而長江和淮河竟出現全部封凍；
- 崇禎十年至十四年，華北地區連續四年大旱。
這對於傳統農耕社會而言，是個沉重的打擊。旱災、蝗災、洪災頻發，農業大幅減產，導致全國性饑荒。
同時，據《明史》記載，從明初永樂六年（1408年）到明末崇禎十六年（1643年）的二百多年間，發生大瘟疫19次。
於是，百姓們流離失所，饑民成群，爭食野草、樹皮、觀音土、鼠窩存糧、老鼠甚至屍體等，甚至出現人類互相殘食。餓殍遍野，屍體四處暴露。
《明實錄》記載：“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老鼠也難以覓食，成群結隊逃竄，將病菌四處散播。
環境衛生極度惡化，長期飢餓的人們的體質和免疫力也嚴重下降。
於是，鼠疫很快蔓延。
其二，社會轉型。
明朝中後期（16世紀初），即從弘治、正德年間開始，社會開始發生極大的轉向與改變。
於是使得明代呈現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徵：
封建專制制度走向衰弱，民間貿易活躍繁榮，文學藝術蓬勃興起，市民文化迅速成長，科學精神與實學風尚開始流行，出現思想解放潮流。
這種轉型的主因，是商品經濟浪潮的衝擊，以及西方文化的傳入。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影響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變化。
表現在政治方面，即是朝政的寬大與輿論空間的擴大。
例如"晚明三大疑案"中，臣子們爭先恐後地上奏、諫議皇帝，在實力強大的後宮、閹黨面前痛斥指責，堅持己見。
黨派林立，“黨爭”便是各抒政見的典型形式。
晚明時期，民間書院興盛，衝擊了官學的地位。許多知識分子利用講學、聚會之機，猛烈批評時政。
講學於東林書院的顧憲成、高攀龍，成為與當權派對抗的思想中心。並且“東林黨人”頑強不屈地與權傾天下的閹黨集團進行了血腥的鬥爭。
這種“大逆不道”的言行，在之前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里是絕不容許的。
為了維持皇權專政，明朝幾代皇帝設置了特務組織和“廠衛制度”，但是被文官集團抵制、被幾任思想開明的皇帝幾度廢棄。
表現在哲學思想方面，“陽明心學”弟子王艮、李贄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門徒群體廣泛，成為晚明顯學。
同時期，西方傳教士、商人紛紛來華，帶來了西方文化，使得科學精神與實學風尚開始流行，倡導新的思想價值與人生觀。
相對應，明廷也於1629年成立“西局”，分學科研究、傳播西方文化。
商人、手工業者抵抗礦監、稅使的抗稅暴動，民變、兵變、抗租鬥爭頻繁爆發，便是這種思想解放潮流的一種折射。
面對洶湧的民意，泰昌帝剛繼位就罷除礦稅、榷稅。
政治、思想文化、社會體制的大轉型，是社會發展和時代背景的產物，是不以統治階級意志為轉移的趨勢。
這也意味著：極端的皇權專制制度，逐漸被覺醒的人民擊碎。
疊加效應導致明亡
綜上所述，萬曆帝后期使明王朝元氣大傷，內憂外患加劇，在後世產生了諸多連鎖反應。
- 萬曆之後的三代皇帝，即使泰昌帝、崇禎帝有心重振朝廷綱紀，但是一個在位短命，一個性格嚴重缺陷，加之諸多問題積重難返，無力迴天。何況還有個醉心於“木匠活”的天啟帝。
- 朝政愈加混亂、黑暗，官場生態不斷惡化，結黨營私，貪汙腐化，人心渙散，對朝廷忠誠度嚴重下降。以致後來很多官員不戰而降李自成，成為“帶路黨”。
- 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民心思變，民爭、兵變事件不斷髮生。
- 後金不斷入侵掠奪，使得明朝國防開支長期居高不下。
- 天道無常，災荒、疫疾頻發。
這些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惡性循環，使得明朝晚期的神州大地千瘡百孔，生靈塗炭。
這一切，都表明了末日之象。
所以說，明亡的根本在於內政，禍根在萬曆後期埋下。
後金（清朝）、災荒、疫疾、李自成起義軍等只是影響因素或者是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清軍是虎視眈眈明帝國大廈的覬覦者，席捲全國的鼠疫使得大廈搖搖欲墜。最後，順應民意的李自成，一腳踹開了腐朽的大門，使昔日龐大的大明帝國瞬間土崩瓦解。
後來清高宗（即乾隆帝）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說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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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史料：《明史》、《明神宗實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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