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词学，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以“一人”而收官----------“一人”者，便是吴文英。当然，时至今日，“吴文英”似乎已是默默无闻，但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是，自清代常州中期至民国以来，吴文英可谓是词坛风会的中心，甚至于民国词学大家龙榆生在《晚近词风之转变》一文中称其是“金科玉律”，其云：“
即经半塘之校勘，先生（按：朱祖谋）复萃精力于此，再三覆校，勒为定本，由是梦窗一集，几为词家之玉律金科，一若非浸润其中，不足与于倚声之列。”
一人独大，自然形成“艳压群芳”的局面。故而，在极尊吴文英词的风气下，一股竞捻涩调、滥严四声的填词风气便在晚近词坛肆逸开来。彼时作为词领袖、晚清四家之一的朱祖谋为了矫正这股风气，同时也为了在词学止境之外而能有所突破，便以《宋词三百首》示词坛以词学新取向----------这也是以苏轼词在雅词独尊、吴词独尊的风气之外，最后一次散发光芒。
晚清词坛以“吴文英”一家独大带来的问题
清代词坛自浙西之后，其实就已经陷入了雅词体系的囹圄之中：浙西词坛的风尚是在南宋之姜夔、张炎之间，标取“醇雅”为号，朱彝尊所谓“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而常州派的风尚稍有一些变数，常州前期张惠言以“寄托”为意，推五代、北宋诸家；常州中期周济则崇尚“比兴”，以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四家为学词门径，常州晚季则由四大家共尊而使吴文英执词坛之牛耳。吴梅在作《乐府指迷释序》所说的“近世学梦窗者，几半天下 ”是丝毫未曾夸大的。
虽然有些词人能出浙西、常州二派圭臬，且颇有建树，如蒋春霖等人便如是。谭献评蒋春霖词便云：“《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微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但要是细论蒋春霖《水云词》，其实也是自姜夔词而入，而能高于同代浙西词人的地方，便是他能以“身世之感，发为苍凉激楚之音”。如此，即便是蒋春霖，依然是分属于雅词体系的“嫡传”，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这种极尊雅词的风气，发展到晚清以吴文英转移一代风会之时，真使得词坛中、末流词人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滩死水.吴文英词风的特胜，厥功甚伟者应该算是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四位“晚清四名家”，但此四家虽然对吴文英用力极深，但又各呈面貌-------即便是被王鹏运称为“六百年真得髓者（吴文英），非公更有谁”的朱祖谋，于学梦窗词也是“彊丈之翼四明，能入能出”（龙榆生语），故而，真为吴文英词而固化者，便是词坛之中人数最大的中、末流之人。
按况周颐所言，“非天资绝顶，勿学梦窗”（《蕙风词话》），龙榆生又称“梦窗佳境，岂俗子所知”，又说“浮藻游词，玩之空无所有，强托周吴以自矜声价，其病亦复与伧俗相同”（《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这意味，彼时词坛的三流词人学吴文英并没有学到他词中对于意象张力的攫取，没有学到他托于通感的腾天笔法（详文见： ），而只是学到了死守四声，专用生僻调的恶固手段。龙榆生所谓“填词必捻僻调，究律必守四声，以言宗尚所先.....四声虽合，而真性已漓。”论述，便是在抨击这些以为守律便是“尊吴”的劣等词家。
词坛中能学吴文英而有所得的无非是最一流的那部分词人，大多数人并没有这份天赋，但人数却是最多的--------------这些人学不来吴文英，而又为了附庸潮流而强行为学，这便是晚清词坛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的词学旨意与苏轼词风的擢升
彼时朱祖谋既为词坛领袖，又是吴文英在晚清词坛“背书”的第一人，他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词坛的这股恶劣的风气，并且积极的为矫其流弊而进行实践尝试。但朱祖谋为之尝试体现在何处呢？答曰：《词选本》
朱祖谋并非像况周颐一般酷嗜词评，恰恰相反的是，朱祖谋对于词评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因此，朱祖谋并未有词论成书，偶然所论不过散见于与往来书信之中。按其传砚弟子龙榆生所言，即是“
强村老人论词最矜慎,未尝轻易下笔，搜检遗箧，仅得三书，略有评语。特为移录 ，以示赏音”。那么，在朱祖谋词论不明的情况下，其所编选的词选本与词作的风格体现，便是看其词学取向的最关键处了。词选本一直以来都是选编人论词理念的重要体现，按其选本所选时代的人数，某词人作品的多寡，来标举其审美趋向。浙西派尊姜夔，故朱彝尊、汪森所编的词选本《词综》中，宋词选三百七十六家，大多数都是入选1~2首，姜夔一人便入选了二十二首；常州张惠言尊崇寄托，故其词选本《词选》中，温庭筠、冯延巳、晏几道、周邦彦等人则选录最多；常州周济标宋四家，则直接做了《宋四家选本》以标明旨意。到了晚清朱祖谋时，他便通过新校《东坡乐府》与选编《宋词三百首》，来倡导他对苏东坡词风的审美趋向。
按王莎莎博士《以疏旷济密丽——论晚清朱祖谋“融苏入吴”的词学取向》一文中考证，朱祖谋校勘《东坡乐府》付梓于1910年，在朱校本之前的东坡词，全都是以调名安排目录，到彊村才有编年校本---------我们从朱祖谋的这一校勘动作来看，是很能看出他对于东坡词开始倾目注意了。此外，朱祖谋因为与其他三家词人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偏颇--------对于《宋四家词选》的偏颇，便萌生了新作《宋词三百首》来阐述自己的词学观念。按龙榆生对《宋词三百首》的选因记载是说：
“是时彊村先生方僦居吴下听枫园，周旋于郑、况诸子间，折衷至当，又以半塘翁有取东坡之清雄，对止庵退苏进辛之说，稍致不满，且以碧山与四家领袖之列，亦觉轻重不伦，乃益致力于东坡，辅以方回、白石、别选宋词三百首，示学者以轨范”
朱选《宋词三百首》，有四本，初选本吴文英词24首，苏轼词14首；初刻本吴文英词24首；苏轼词12首；重编稿本吴文英词25首，苏轼词10首；三编稿本吴文英词25首，苏轼词10首。虽然从词选本的苏轼选词来看，仍然不具备与吴文英词并肩的地位，但这却是苏轼词在晚清地位最高的一次。须知晚清四家同气连枝，都是常州嫡传，故常州前领袖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一直是对词坛影响最大的词选本----------要知道，苏轼并不在宋四家之列。如此，朱祖谋将苏轼词重新拉入到词人的眼中，虽然选不足与吴文英并列，但也可见其重视程度了。
结言
值得一提的是，朱祖谋对于苏轼词的重视，依然还是为了学吴文英而服务的。朱祖谋作《宋词三百首》示“学人之轨范”，所谓学人者，一是指攀摩吴文英而陷入魔道的三流词人，一则是指他自己的。清词在朱祖谋身上已经是集大成所在。叶恭绰《广箧中词》云：
"强村翁词，集清季词学之大成。公论翕然，无待扬榷。余意词之境界，前此已开拓殆尽，今兹欲求於声家特开领域，非别寻涂径不可。故强村翁或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开来启后，应有继起而负其责者，此今日论文学者所宜知也。"
那么，为了让自己能够突破吴文英的“止境”，朱祖谋之于创作上的尝试，便是“以苏入吴”的融合了。不管是卢前 “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的评价，还是夏承焘“论定彊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的评价，都纷纷指明了朱祖谋想以苏轼词风以冲融吴文英词病的趋向--------虽然这种尝试仍是得不到结果的。（详见前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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