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也有禮，的確匪夷所思。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戰爭是極為殘酷的，雙方不惜採用陰謀詭計，用盡一切手段，就是要取得戰爭的勝利。然而，我們回溯歷史，尤其是將時間定格在春秋時期，就會發現戰爭頗具禮儀的一面。古有“五禮”，曰“吉、兇、賓、軍、嘉”。這其中就包括軍禮，即在戰爭中要遵循一些的禮儀、準則和規則。軍禮在春秋時期體現得最為明顯。
出征前，要請示神靈和先人，並進行卜筮。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徵，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徵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天子出征之前，就要告祭於天地和宗廟，並通過卜筮（占卜）的方式，請示或接受授命。這體現了對天地神靈的敬重，求得祖先的庇佑，而卜筮則是預測此次軍事行動的勝敗，一般顯示吉兆才能出兵。此外，春秋時期，國家掌管兵器，所以出征前還要取得軍事授權，開始習武演練，並作戰前鼓動，行治兵禮。
開戰前，行致師或犒師之禮，用酒食款待敵人。
致師，就是進行挑戰的意思。 《周禮·夏官·環人》“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左傳·宣公十二年》載，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楚國的許伯替樂伯駕御戰車，攝叔作為車右，向晉軍單車挑戰。此時，許伯、樂伯與攝叔發表了對致師的認識。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族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髻，御下兩馬，掉軼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域，執俘而還。”這三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致師之禮，完成了任務。
犒師之禮多用於遠途作戰中。一般是，軍事力量薄弱一方準備酒食，犒勞款待對方軍師。這既是禮，也是一種示弱的表現。《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載，“公使展喜犒師。” 僖公十六年，齊伐魯時，魯公派展喜犒勞齊師，一番說辭之下，齊國竟然退兵了。
交戰中，各種“奇葩”禮儀輪番上演
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擺好陣勢不可以打別人。宋襄公和楚國人在泓作戰時，宋軍已經排好了隊形，而楚軍尚在半道中渡河。大家知道，軍事上講究“渡河未濟，擊其中流”，則多半會取得勝利。然而，宋襄公卻大行周公之禮，愣是等楚軍過河後才開戰，導致宋軍的慘敗。
遇見對方君主要行禮。晉國和楚國在鄢陵大戰時，晉國大將軍郤至前後三次遇見正在督戰的楚共王。每次，郤至都要脫下頭盔，避到一邊。要知道，這是在激烈的戰鬥中，郤至這是何等的風度呢。
不能致對方於死地。在戰敗後，面對國民的譴責，宋襄公這個時候卻高談闊論，“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品德高尚的人不使敵人受到二次傷害，不捉白髮老人。宋襄公的這套說辭，在宋人那裡並不稀奇。《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載，宋國發生內亂，宋國公子城與華豹相遇於赭丘。華豹向公子城射箭，結果偏離了目標。華豹還要再射，公子城不屑地說，不讓我還手，真是卑鄙啊。說白了，就是大家一人一箭。於是，公子城取箭，一下子就將華豹射死了。
敵人逃跑時要幫忙。同樣是在晉楚鄢陵大戰時，晉軍戰敗，士兵們慌不擇路，戰車陷在坑裡不能前進。這個時候，楚國人站出來，教他們抽出車前橫木；後來，馬也走不動了，楚人讓他們拔掉大旗，扔掉車轅上的橫木，晉人又逃，楚人猛追，但是追了五十步就停住了，充分給予對方逃跑的時間。後來，晉國人拿這件事調侃：晉國打的敗仗不如楚國多，楚國逃走時的經驗實在是太豐富了。
戰後，各種禮儀一樣不能少
大戰之後，戰勝方要行獻捷、飲至和銘功之禮；戰敗方要哭師或受降。獻捷，就是奏樂，將將戰利品與俘虜上獻於君主；飲至和銘功，就是論功行賞，做好陣亡將士家屬撫卹工作。哭師和受降，就比較好理解了，向國人做出交代或投降請罪。
繁瑣戰爭禮的背後
禮之種種，有人將其歸納為戰爭禮。春秋時期的戰爭禮，不可謂不多，也不可謂不繁，乃至成為我國曆史上極為獨特的現象。為什麼出現這種現象呢？原因不能理解。
從禮的傳承來看，周朝“禮樂文明”得以存續，在春秋社會中有深遠影響。這些禮深刻影響著社會各個階層，也影響著戰爭的形態。春秋諸國中，宋國為“三恪”之一，對禮的理解和繼承更為徹底。所以，戰爭中很多奇葩的禮儀大都與宋有關。
從戰爭本身來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春秋時期，國家大事，一個是祭祀，另一個就是軍事。祭祀有祭祀禮，進行軍事活動也有相應的禮。如前說述，人們喜歡將祭祀與軍事聯繫起來，遵守各種規矩，由此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禮。
從戰爭目的來看，春秋時期的戰爭側重於爭霸，而不是殺戮。春秋諸國都是周王室的分封國，大家親戚連親戚，血溶於水，戰爭無非就是爭個你強我弱，誰大誰小，這與現代戰爭有著本質的區別。由於這個原因，春秋時期的戰爭很少死人，清人顧炎武就曾說“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殺人累萬者。”
在禮的約束下，春秋時期的戰爭與傳統意義上的有著天壤之別。因為的禮的存在，春秋的戰爭多了很多貴族化的氣質。春秋之後，步入戰國，禮崩樂壞，戰爭的殘酷性則一步步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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