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桌，一把椅，一卷書，端坐其間，翻開便是滾滾大江東去，一時多少豪傑傳說。看姜太公坐釣周王，輔一世賢君；看漢末群雄並起，諸葛丞相鞠躬盡瘁匡扶漢室；看趙宋橫徵暴斂，水滸好漢齊聚梁山替天行道；看朱明市井百態，百姓家常喜怒哀樂躍然紙上……浪淘盡，悠悠千載史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能在這方寸之地，閱覽如此宏大的篇章，體悟當中的歷史情節，這都是拜書籍所賜。文字這一跨越時空，承載信息的工具，需要依託於其他載體。幸運的是，我們民族自商周以來便重視書面的記載。

待至先秦，已初見專門的史書。待至司馬遷一開修紀傳體的先河，綿延兩千餘載的官修史書便再未斷絕。只不過，大多數的普通人能從書面接觸到這通俗的歷史，乃至於演義的歷史，或許要到明朝。終朱明一朝，其生機勃勃的出版業所帶來的豐厚成果，得以讓當時以及現在的我們，享受到如此多瑰麗的且歷史底蘊濃厚的文學作品。今天，我們要聊一聊的，便是明代的出版行業。

新版三國演繹中的關羽

一、環境寬鬆，需求龐大

或許，因為受限於課本上有限的篇章，和文學影視作品的影響，我們對於明朝社會的百態不甚瞭解。朱元璋的苛刑重典、朱棣的靖難之役、朱祁鎮的土木堡之變等，這些宏大的政治軍事人們耳熟能詳。但是，明朝的市井生活同樣恣意百態。這其中，出版業於市民階層的興起、明廷的政策不無關係。

雖然朱元璋在建國時，採取了嚴格的戶籍世襲制度，讓軍、匠、農世代相依，不得違背。這一田園牧歌式的圖景，顯然有悖常理。而明朝百姓，自然也就漸漸的在各行各業中流通起來。待至成化年間，匠人以銀代勞役得到朝廷認可。又及張居正變法時，所有賦稅徭役摺合銀兩，更是讓白銀成為了百姓日常生活的硬通貨了。

影視劇中的朱元璋

套用課本上的話來說，明朝時期的變化，叫做"農產品商品化"、"商品經濟發展"。而在這背後的，則是儒士與商人關係日趨緊密的寫照。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代商人的地位逐漸提高。成化年間，丘濬就提出要給商人一定的社會地位，給其充分的經營自由，反對抑商政策。嘉靖年間的海瑞說:"今之為民者五，曰士、農、工、商、軍。……商賈通焉而資於天下。"萬曆初期官至內閣首輔的張居正更是認為農商榮枯相因。

商人的興起和經濟發展下的城市化的顯現，讓市民階層的出現成為可能，而這也為當時"下里巴人"的通俗讀物提供了生長的土壤。但僅僅有土壤還不夠，還需要有能提供產品的。這時，就不得不提明朝的圖書政策了。

張居正畫像

明朝對出版行業的政策，相較於宋、元、清都較為寬鬆。明太祖登基後，曾索求四方遺書："士庶家稍有餘資，尚欲積書，況朝廷乎？"不僅如此，他在統一全國之前，就立下了不對圖紙、筆、墨科稅的政策。待至朱棣更是有過之而不及，在編纂《永樂大典》期間，他曾對群臣談及"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因此，他命大臣在收集圖書、書籍板片的時候不必吝惜錢財。反觀趙宋一朝，先是北宋禁"書肆"，南宋禁"書坊"，這都對民間的出版行業起著負面影響。

因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最先興起的是明代的官刻機構。因為朱元璋在建國之後，頒佈了眾多法典，其中《大誥》需"戶戶一本"、科舉亦從中出題。同時，明廷還在兩都辦國子監，在各縣辦官方學府，服務科舉。既然有了自上而下的教育體系，那就需要配套的教材。為此，在國子監率先興起了大規模的刻印風潮，甚至連當中的官員、學生都參與其中

影視劇中的朱棣

二、技術進步，種類繁多

官方對於科舉和圖書的推崇，自然也助推了民間出版業的興起。率先的一批民間刻印機構，算是吃了大規模印發官方文件（如《大誥》）的紅利。爾後，他們就慢慢摸索形成一套屬於自己的行業標準了。首先，便是印刷雕版和活字上的字體了。如果是各家沿用歐、顏、柳等名家的楷體，那麼無異於要求刻印師傅本身就具備書法功底，拉低行業效率。於是，

其次，是印刷流程。雖然活字印刷術在北宋就已出現，但是明朝才將其真正大規模應用。明朝的出版商不僅將其用於印刷，還將原來的藥泥替換為：木、銅、鐵乃至鉛。同時，他們還引入了"套印"這一技術。通過分凹凸版，分版分色印刷，形成流水線的"彩印"，雖然常見的為朱、墨兩色。

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孟浩然詩集》

再者，更為重要的是，明代的民間出版業自發的形成了一整條產業鏈。這裡稍微提及一下，明代的民間刻印書機構分為兩種：一種是主要服務於本家族的私刻行，還有就是面向市場的商業書坊。無論是哪一種，都算是這一龐大產業鏈中的一員。

在這一產業鏈下，書籍出版的各個工序分工明細。生產方面，便有：收藏、選本、校勘到繕寫、雕版、刷印、裝訂。其中，相關的配套產業還有造紙和刻字。萬曆二十八年，僅江西鉛山縣石塘鎮一地，"紙廠槽戶不下三十餘槽，各槽幫丁不下一、二千人。"整個明代，蘇州以雕刻書板聞名的，可知姓名的刻工就有600餘人。而書坊則更多，據一些學者統計，僅在明代中後期，蘇州刻通俗小說的就有15家：能遠居(葉昆池)、龔紹山、舒載陽、嘉會堂(陳氏)、葉敬池、麟瑞堂等。著名的有天許齋刊的《古今小說》(《喻世明言》)、葉敬池刊的《醒世恆言》，尚友堂刊的"二拍"、袁無涯刊的《忠義水滸全傳》等。其他默默無聞的街頭小作坊，那更是數不勝數了。

出版商之多，自然也就帶來了出版物種類的豐富。在大體上，可以分為官方出版的文書、典籍，私家刻印的先人文集、族譜，民間書坊刻印的通俗讀物和教輔資料。其中，官方發佈的文書中，有一份名叫"邸（dǐ）報"的讀物，這其實便是當時官方發行的報紙。16世紀前後，明廷默許民間書坊對其轉載乃至整版抄襲。不少有實力的大出版商，為了第一時間拿到新聞，甚至在京城開設了"駐京辦"。

明萬曆年間的邸報

當然，佔大頭的，民眾普遍樂於接受的，還是書坊的出版物。這其中，有自嘉靖年間才逐漸興起的通俗小說；有在萬曆年間蔚然成風的科舉教輔資料等等，其類目上可達三百餘種，不一而足。前者，實際上明朝的統治者乃至宦官，都是眾多讀者中的一員。尤其是明武宗，一天半夜裡吵著要看《金統殘唐記》（類似水滸的小說），命內官花重金購善本。而熹宗則愛聽水滸的故事。要可知道，水滸這類涉及平民起義的小說，在明初乃至前代都是禁書。

後者，則為科舉士人提供了更多樣的複習渠道。生活在弘治、萬曆年間的江陰人李詡曾說:"餘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窗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甚至於有人完全照抄教輔中的表述，考中了進士。萬曆二十三年的福建人賴克俊便是一者，他從開題到結尾，沒有變動一個字，最終考取進士。

影視劇中的林沖，熹宗如果穿越到現在，一定樂見於影視劇版的水滸

除此之外，民間出版物比較有意思的還有：《一統路程圖記》這樣的全國性出行指南，《園治》園林設計指南，《國色天香》、《萬錦情林》這樣類似雜誌的短篇、連續出版的讀物。當時書籍市場之繁盛，明代人自己寫書中如是說道："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

三、文商相連，套路營銷

能夠出版如此多類目的書籍，自然需要有一個專業的作者群體。明代的出版商自然也與文人走得很近，亦或他們自身就是文人。以汲古閣為例，作為明朝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一個出本機構，其背後的話事人——毛晉，本身就是有相當的功底。他師從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錢謙益，在刻書生涯裡，他力求保留古本原貌，不做隨意的刪改。而這，並非個例。據《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記載，浙江私刻具有進士出身，後來又做官身份的528家，湖廣私刻具中有上述身份的共170家。

汲古閣刻印的《周書》

那麼對於那些自身功底不夠，但是有錢的出版商又如何呢？答案是：約稿。

在明代通俗讀物的背後，是一個商業寫作產業。而且，當事人對此毫不避諱。尤其是在江浙一帶，出商入士，商儒往來緊密，又多科舉失意的文人。當通讀小說市場漸起之後，出版業者便競相找尋作者，相約買稿。如寫就了通俗小說"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的馮夢龍曾坦言，

通俗小說有人約稿，教輔資料也是如此。這裡就不得不提一個人了——湯賓尹。作為日後宣黨的魁首，他在晚明的政壇號召力舉足輕重。而他還有一個身份，便是"狀元筆記"作者。

早在榜眼及第之前，他就與不少書商來往。萬曆二十三年，也即他中舉的當年，湯賓尹著第一本書《四書衍明集註》就由書林光裕堂刊印出來了。而為其作序的陶望齡，又是萬曆十七年的會元及探花，亦是湯賓尹的主考官。放置現在，可謂是"高考狀元與閱卷組長聯袂推出"。在之後的兩三年裡，他又陸陸續續出版了數本"狀元筆記"。由此可見，當時的文人與出版商之間的商業合作已經十分成熟了。

明清小說中的插畫

除了約稿之外，明代的書商們還有一整套的營銷技巧。在內容來說，他們對於識字不多的顧客群體，會在書中配以插圖，小者半頁，大者能有兩頁合作一幅畫，就如小人書、連環畫一樣。對於一些使得幾個字，卻沒多少文學素養的人，他們會通俗化表述，如：熊大木編纂的《唐書志傳通俗演義》中，卷四第 三十四節有一句:"爾兄日前飲酒至酣。"對"飲酒至酣"，編者做了註釋:"半醉也。"再如萬曆年間建陽明德堂刻的《詳刑公案》卷三有一句"事系無，辜不究"，編者對"辜"做了註釋:"辜音孤。"

這裡又不得不提另外一位人物，他可以稱之為內容營銷的翹楚。這個人便是餘象鬥。關於他的故事，早年已有不少人敘寫過。簡要說來，他是個爆款作家。只要市場剛起什麼風頭，他就緊追不捨。如萬曆二十二年，有個人出了一本《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如此刺激感官的讀物，自然會掀起一陣風潮。餘象鬥趕忙叫人翻找各種辦案卷宗，趕製出了一部《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一時間，出版商競相出版"重案組"風格的作品，直到官府下達禁文。

《新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正文頁

除此之外，他還會在扉頁畫上一頁插畫，描繪自己端坐書檯，左右立著兩位童子，下面羅列著其他本館出版的書目。一來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標示，二來則藉機推銷了其他書目。當然了，明代的各家書商都會形成自己的品牌標示，甚至還有附上一下"翻刻千里必究"。不過在當時沒有版權保護法的情況下，各類翻刻、盜版層出不窮。為了分得一口湯，各家可謂鉚足了勁搞營銷。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在書名上添上"新"、"精"、"重刻"等字眼。請人或假託如湯賓尹這般名人之言，為本家出版的書寫序言。在序言裡，不吝溢美之詞說自己的書內容如何齊全，他家的書如何如何。

當然，在這番熱鬧的景象背後，也存在著亂象。魯迅先生犀利的指出：晚明小說"每敘床笫之事"，"至於末流，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則意欲蝶語，而未能文，乃作小書，刊佈於世"。如此評價，足可見到後期明代的出版商已經十分看重對讀者的感官刺激。

餘象斗的三臺館插畫

通過以上篇幅的敘述，我們可以一窺明代出版行業的熱鬧喧囂與亂象迭起。在這之外的，則是一抹溫存。畢竟，對於消逝的古人與古代社會，我們更多的是通過課本教材和影視劇進行了解。在這些宏大敘事和角色扮演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和一個百態萬象的社會。作為他們的後輩，也即是當下的我們，能夠一瞥彼時的生活，也不失為一件額外的趣事。

1、《雕版印刷業與明代通俗小說的出版》，汪燕崗

2、《論明代科舉制度對中國古籍編撰出版的影響》，李箭

3、《明代的出版事業》，繆詠禾

4、《明代杭州商業出版述略》，張獻忠

5、《明代江南民間書坊興盛的社會背景透析》，楊軍

6、《明代科舉與出版業的關係——以湯賓尹為例》，章宏偉

7、《明代私刻對編輯出版史的影響》，位聰聰

8、《明代小說讀者與通俗小說刊刻之關係闡析》，程國賦

9、《明代印刷出版業對明代小說的影響》，曾禮軍

10、《明代中晚期刻書業的特色及文化意義》，許婉璞

11、《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李伯重

12、《明中後期商業出版的大眾傳播屬性與文化的下移》，張獻忠

13、《商業媒介與明代小說文本的大眾化傳播》，藺文銳

14、《書坊概念的界定——歷史分期及其他》，戚福康

15、《明代商業文化與通俗小說》，宋東映

16、《明代書坊刊印通俗小說研究》，姬志香

17、《試述明代圖書刊刻發行銷售情況》，周春霞

18、《記營銷大師餘象鬥二三事》，馬伯庸

19、《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加]卜正民，方駿 王秀麗 羅天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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