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初期，西北鮮卑、匈奴、氐、羌等胡族叛亂頻生，等到元康年間的氐人齊萬年叛亂被平定之後，江統深憂當時四方胡族亂華的危機，作《徙戎論》陳述胡族之患，以及利用遷移的方式解決胡族對西晉王朝威脅的策略。
但是江統《徙戎論》並未被當時的西晉王朝所採納，但不到之年之後，胡族之患果然爆發，胡族入華最終覆滅了西晉王朝，時人這才佩服數年之前江統《徙戎論》的遠見。
西晉王朝當時並未在意和採納的江統《徙戎論》，可以算是西晉王朝錯過的最後一次解決胡族之患的良機。那麼，為何西晉王朝不採用《徙戎論》，最終造成了胡族禍亂爆發乃至滅亡的結局呢？
江統《徙戎論》對於胡族之患的解決策略
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晉書•江統傳》
江統在《徙戎論》中認為解決胡族之患的辦法，就是“徙”，也就是將可能威脅中原王朝統治的胡族遷到關外，以“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的方式，來避免胡漢混居時，胡族叛亂對西晉王朝統治的破壞。江統在《徙戎論》的最後陳述，將胡族“還其本域”，可以實現兩個目的，一是緩解胡族居於中原之地時的懷念舊土之情，二是可以解決西晉王朝的胡族隱患。當然了，後者才是作為西晉王朝解決胡族之患的最重要目的。
那麼，江統《徙戎論》作出把胡族遷徙到關外的建議，以什麼為依據？在《徙戎論》之中，江統也做了陳述：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晉書•江統傳》
（1）“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胡族並非同類，必有異心。這是當時古代王朝典型的中心論調，但根據當時胡族屢犯中原王朝邊境的情況來看，江統做“徙”策的這一依據，符合當時大多數漢人的思想。
（2）“怨恨之氣毒於骨髓”：因為歸附西晉王朝的胡族勢力，皆是自身部族衰落，而等到遷移到原本並不屬於自己的中原之地，受到了漢人的侮辱和輕視，因此居於中原的胡族內心怨恨漢人。
（3）“貪悍之性，憤怒之情”：胡族歸附西晉之前，對中原王朝多有侵犯，等到實力不濟之時才選擇歸附，這是其“貪悍”的習性，再加之受到漢人怠慢而產生的“憤怒”，等到在中原之地發展壯大，找到時機就會“橫逆”發生叛亂。
（4）“居封域之內，不備”：加之胡族遷徙居住在西晉王朝的疆域之內，沒有關隘阻隔防備。一旦胡族在關內積蓄力量，就會為禍中原，形成極大的禍亂。
以上就是江統認為應該採取“遷徙”策略，來解決胡族之患的原因，從當時關中等地胡族多次叛亂的情況來看，江統所認為胡族雜居中原的危機靠遷徙來解決，其實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當時西晉王朝解決胡族之患的，可以算是西晉王朝解決胡族之患的一次良機。
當然了，不管是我們後世之人還是當時之人，都有人反對江統的《徙戎論》，對其建議當中最大的質疑就是“以無谷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簡單理解也就是江統的策略，大動干戈勞民傷財，還會逼得胡族不滿遷徙而作亂。
而江統認為，“羌戎狡猾”胡族一直都很狡猾，來歸附中原王朝的原因是“無有餘力，勢窮道”。而來依附之後，需要中原王朝“可制以兵威”用武力來震懾。也就是說一旦沒有武力威懾歸附的胡族，狡猾的胡族就會趁機作亂。並且，歸附到關中的胡族，一旦無法生存，西晉王朝還需要“傾關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計”，用關中的糧食來賑濟他們讓其生存。這樣對比下來，江統認為遷徙胡族之策，可以“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解決了要秦地之人接濟歸附胡族的弊端。
江統還用幷州匈奴五部的崛起舉例，就是因為沒有限制其在關內的發展，匈奴部族發展得以“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成為比羌、氐還要有威脅的胡族勢力，成為幷州之地的威脅。
綜上，從胡族在中原之地與漢人雜居的情況當中的危機出發，江統提出的遷徙胡族到關外的策略，符合當時西晉王朝對於解決胡族之患的需求，可以算是“良策”。
西晉處理胡族之患所採取過的措施以及失敗的原因，由此來看江統《徙戎論》的“時宜性”
雖然在一些觀點看來，此策極為偏激，動輒牽連極大，才導致了最終沒有被西晉王朝採納，但是結合西晉王朝之前處理胡族之患的經歷來看，江統《徙戎論》是符合當時西晉王朝治理胡族禍亂的需求的。結合西晉初期到江統提出遷徙之策前，西晉王朝的幾種處理胡族問題的方式，來看江統《徙戎論》的“時宜性”。
- （1）傅玄、胡烈為首的“強硬派”，導致“失羌戎之和”
晉初西北胡族作亂，西晉御史中丞傅玄提出“五條政見”，其中陳述解決胡族之患的辦法，認為胡族“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因此可以採取強硬的手段進行壓制。胡烈根據傅玄的建議，對河西地區的胡族採取了強硬手段進行壓制，先後派軍隊駐紮鮮卑等胡族棲息之地，造成了“失羌戎之和”的結局。最終造成了河西地區胡族的不滿，引發了耗時九年的“秦涼之變”。
由鮮卑首領禿髮樹機能領導的這場“秦涼之變”持續九年，胡烈、牽弘、楊欣等地方大吏被殺，涼州之地一度被禿髮樹機能佔據。後來司馬駿讓猛將文鴦率領雍、秦、涼三州大軍，才壓制了禿髮樹機能的勢頭，讓禿髮樹機能短暫的臣服。
但之後涼州刺史楊欣同樣採取瞭如同傅玄、胡烈一般強硬手段，再次引發“失羌戎之和”，禿髮樹機能再次叛亂，殺楊欣，奪武威。
由此來看，以傅玄、胡烈和楊欣為代表的的“強硬派”，所採取的的高壓手段治理胡族之患的方式，並未能解決當時胡族之患的問題。
- （2）馬隆所採取的“軟硬兼施”，需要“堪用”之臣
眼看禿髮樹機能的叛亂無法解決，晉武帝司馬炎派馬隆前往，馬隆“自募三千五百勇士”，最終擊敗禿髮樹機能，平底了耗時九年的西北叛亂。之後馬隆在隴右認知十數年，並未發生較大規模的胡族禍亂。而馬隆所採取的胡族策略，並非一味的高壓，而是“軟硬兼施”。
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晉書•馬隆傳》
馬隆到達治所武威之後，胡族猝跋韓、且萬能等人率部投降，馬隆先後誅殺歸附者數以萬計，可見當時馬隆採取的手段也頗為果決。而且之後馬隆擊敗“南虜成奚”，也同樣符合其強硬的策略。
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眾稍怠。——《晉書•馬隆傳》
除了強硬手段之外，馬隆讓兵將揹負農具耕田，西北胡族看馬隆沒有徵服之意，因此便不再侵擾，這是馬隆懷柔策略的體現。而且，等到馮翎太守嚴舒，取代馬隆坐鎮隴右之後，引致“氏、羌聚結，百姓驚懼”，可見當時馬隆威信受到當地胡族的認可。與傅玄、胡烈等人強硬手段相比，馬隆的“軟硬兼施”初見成效。
不過，這種解決胡族之患的策略，需要能夠“堪用”之臣去推行，如果如同依靠朝中外戚來搶奪之位的馮翎太守嚴舒那般，無法勝任治胡之策的職位，那麼也不能處理好胡族之患的問題。
- （3）過於放縱的策略，更不可取
另外一種對待胡族策略，就是江統認為不應該再繼續的策略，即放縱胡族在關內的發展，不加限制最終導致禍亂生出。
《匈奴傳》當中記載，太康五年到太康八年，匈奴各部十數萬人歸附西晉，但等到元康中期，匈奴郝散叛亂，這是處理胡族之患的放縱策略的弊端體現。
綜上三種西晉王朝處理胡族禍亂的方式，過度強硬、軟硬兼施和過於放縱都未能解決一直存在的胡族之患。其中過度強硬的手段，會導致胡族勢力不滿，進而引發如同“秦涼之變”的胡族叛亂；而馬隆所採取的“軟硬兼施”的胡族策略，卻又需要治理主官的“堪用”，主官不堪用則難以讓“氐、羌”信服；而過於放縱的治理胡族問題策略，在西晉王朝當中一直存在，幷州匈奴五部在後來發展成為覆滅西晉王朝的主力，可見這種方式存在的嚴重弊端。
那麼，相比這三種方式來看，江統《徙戎論》所提出的遷徙策略，就最為有效嗎？當然不是，但江統的遷徙策略，與上述三種策略相比，更符合當時西晉王朝的實際情況，而因此具有“時宜性”：
首先，如同馬隆在隴右之職被人取代的情況，可見當時西晉朝局混亂，依靠“能吏”去治理地方胡族問題的方式，並不符合當時西晉朝堂實際情況。
其次，江統提出《徙戎論》的時期，是賈南風專政以及“八王之亂”興起之時，西晉內部無法分出巨大人力、軍力和武力，來處理王朝外部胡族問題。當時爭奪西晉朝政大權才是主流，而尚未威脅到西晉皇統的胡族問題，難以受到重視。
最後，江統所提《徙戎論》相比馬隆軟硬兼施策略，孰強孰弱尚不可知，但當時胡族之患日久，“秦涼之變”、齊萬年叛亂剛剛結束，如果再如同之前那般，對待胡族問題上“徐徐圖之”恐會生變。
因而，江統提出《徙戎論》除了為解決胡族之患提出一種新的解決辦法之外，還具有想讓當時西晉內部重視胡族之患的目的。結合數年之後的“五胡亂華”，江統所提出的胡族之患的威脅，是十分適應當時的時局的。只不過，西晉王朝內部忙於爭權奪勢，對於外部胡族隱患並未重視，最終釀成了滅亡的結局。
由此來看，江統所提《徙戎論》，雖然可能還存在某些弊端，但卻是最適宜但是西晉王朝時局的處理胡族之患的策略。與西晉王朝之前處理胡族之患的策略相比，江統所提出的《徙戎論》就具備了極強的時宜性。
而結合之後迅速衰敗的西晉王朝，在末期亂世初生之時，便被提出的《徙戎論》，的確算是西晉王朝最後一次解決胡族禍亂的良機。
淺談“戎狄居半”人口問題背後的胡族危機，印證《徙戎論》策略的必要性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晉書•江統傳》
江統還在《徙戎論》當中談及關中人口問題，說當時關中人口百萬有餘，但是“胡狄”卻佔據了一半。如果不考慮到當時古代王朝戶口登記問題的情況來看，關中富庶之地，胡族人口已經數十萬之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的普遍認知之下，當時最為有效決絕關中胡族問題的辦法，就是儘量減少在關中聚集的胡族，那麼江統所提出的遷徙策略，就十分有必要了。
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寧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晉書•石勒載記》
僅從後來建立胡族政權的羯族石勒來說，當時石勒受到郭敬、寧驅的資助，因此石勒深感其恩，便替兩人出力耕種。由此來看，西晉後期胡族因歸附遷入中原時，會存在較為嚴重的生存危機，而當地大族利用資財，其實是可以招募胡族人替自己耕種生產。胡族之人，也就會成為田客等身份。
由此來看，江統所認為關中百人人口，胡族佔據一半的統計，甚至會因為胡族為生存而依附大族而出現戶籍統計上的忽視。那麼，關中百萬人口的實際情況，可能胡族的數量更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江統《徙戎論》中遷移胡族人口到關外的策略，就真的十分有必要了。而西晉王朝沒有采取這種策略，讓早就人口極多的胡族勢力迅速壯大，這也是永嘉之後，北方被胡族力量佔據的重要原因。
結語
江統《徙戎論》是根據當時胡族歸附中原王朝之後逐漸形成威脅而提出，胡族因居於關內與漢人雜居，逐漸強大之後，會因怨恨而反叛。而因為之前西晉王朝處理胡族之患的解決辦法，都未能改變胡族勢力繼續壯大的情況，結合當時西晉末期亂世將至的情況，江統所提《徙戎論》也就具有“時宜性”。並且，以關中胡族人口情況來看，利用遷移手段來解決數量過多胡族人口的危機十分有必要。
簡而言之，或許江統的《徙戎論》並不是解決胡族之患的最佳良策，但是根據當時胡族發展狀況，以及西晉王朝時局發展情況來看，江統《徙戎論》是適應當時特殊歷史時期的治胡之策。在亂世來臨之前，江統《徙戎論》也成為了西晉王朝最後一次能夠解決胡族之患的良機。不過西晉王朝忽視了《徙戎論》的重要性，胡族之患於數年之後爆發，最終覆滅了西晉王朝。
參考文獻：
《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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