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深化金融改革的頂層設計

中國經濟的轉型是雙重轉型：一是發展轉型，即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二是體制轉型，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兩種轉型重疊在一起，全世界沒有前例可循。我們只好“摸著石頭過河”。但現在水深了，摸不到石頭了。怎麼辦？因此，現在改革到了新的階段，必須統籌考慮，統籌安排，這必須站得高、看得遠，要有戰略家的眼光。用一句流行的話，叫“頂層設計”

厲以寧　經濟學家

中國為什麼要改革，為什麼要深化改革，為什麼要深化金融改革？這個問題回答不出，中國經濟就可能走“老路”，如果回答錯了就有可能走“邪路”。

那麼，如何讓中國的金融改革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正確認識以下三對辯證關係。

內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所謂內生力量，是指一個體制自身所具有的機制作用，改革就是為了形成新的體制和新的運行機制。外生力量，是指外部的力量對經濟本身的刺激和壓制作用。這就好比，如果一個人身體健康，那一定是內生力量起了作用，因為他身體的內部機制是完善、健康的。但如果生病了，有的人靠自身機制就可以恢復；有的人卻需要打針吃藥，甚至動手術，這就是外生力量對於他的作用。

儘管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年，但是經濟運行的機制還不健全，主要靠外生力量來調控經濟。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投資衝動怪圈的現象，就首先是因為地方政府都希望經濟迅速增長，於是極力加大投資，擴大信貸。儘管經濟增長率因此上去了，卻引發了通貨膨脹。這迫使中央政府實施反通脹措施，尤其是緊縮財政和信貸，立刻會導致地方財政收入下降，失業增加，GDP增長率下滑，結果各級政府和企業叫苦不堪。中央政府又不得不再次採取刺激經濟的政策。週而復始，投資衝動怪圈就由此一直沒有停止。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經濟一會兒增長率提高，通脹上升；一會兒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

中國經濟的自身運行機制並沒有充分發揮作用，而過度迷信宏觀調控，以為宏觀調控可以確保經濟發展。宏觀調控固然重要，但是不能代表市場經濟內在機制的作用。我們要深化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的核心原因就是內在機制的不健全。

階段性成果和目標模式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一定要認識到這只是階段性的成果，離我們的目標模式還有距離。

我們的目標模式是什麼？在金融方面來說，就是希望形成完善的、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金融體系，讓金融在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金融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就此止步，以為階段性成果等同於目標，很可能會前功盡棄。譬如說，要想辦法將民間資本吸收和引導到金融機構中，允許更多的民營資本投資和建立金融機構。金融領域應該打破壟斷，這絕不是宏觀調控能解決的問題。所以當前金融改革的重點就是真正地向民營資本開放，這不僅僅限於小額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村鎮銀行，而要成立有競爭性的大金融機構，此外，讓有條件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上市，讓這些以民營資本為主的金融機構成為中國金融業中重要的一環。這樣的一種競爭格局才符合中國未來發展的進程。現在國家參股的股份制銀行和民間形成的股份制民間資本銀行太少了。

又比如說，現在中國正在進行城鎮化的改革，要想辦法把更多的農民引向致富的道路。現在農村正在進行土地確權，中央的文件已經下達到縣。從對幾個省考察結果來看，這一點確實非常重要。

農民承包地的使用權確定以後，發使用權證，宅基地也明確下來，發宅基地使用權證，宅基地上農民蓋的房子發房產證，而過去無論蓋得多高都是沒有房產證的。試驗區就靠這個三權三證。承包地使用權證、宅基地使用權證、房產權證，保障了農民權益，增加了農民收入，任何人不能侵佔。

此外，土地確權便於土地流轉，活躍了農村的經營。農民想擴大生產，比如蓋養殖場，但往往苦於沒有資金來源，因為土地和房屋不能抵押。這個問題如果得到解決，中國民間金融和農村小城鎮金融將活躍起來。事實上，導致農民和城市差距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民的權利被限制了。城裡土地是國有的，但市民祖傳和新購買的商品房都有房產證，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的，卻沒有權證。城裡居民想創業，可以拿房屋到銀行去抵押貸款，為什麼農民不能這樣做？這就是當前同我們目標模式存在差距的地方。

此外，在對一些縣的考察時瞭解到，銀行、信用社不願意接受農民的不動產抵押。主要原因是銀行擔心農民欠款不還，而抵押的房屋、土地無法處理。因此，一定要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土地抵押了以後不還債，網上將其土地的面積、位置全部公佈，網上競價，這樣抵押品就變活了。

統籌安排和戰略眼光

中國經濟的轉型是雙重轉型：一是發展轉型，即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所有西方出版的發展經濟學書籍，討論的都是發展轉型；二是體制轉型，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兩種轉型重疊在一起，全世界沒有前例可循。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實現了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但是他們沒有計劃經濟；東歐國家有體制的轉型，例如捷克、前東德早就越過了發展中國家的轉型階段，它們沒有農業向工業社會的轉型。

既然沒有前例可循，我們只好“摸著石頭過河”。但現在水深了，摸不到石頭了。怎麼辦？因此，現在改革到了新的階段，必須統籌考慮，統籌安排，這必須站得高、看得遠，要有戰略家的眼光。用一句流行的話，叫“頂層設計”。一個成功的典型例子，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在金融體制改革中，同樣需要有“頂層設計”。試驗仍然會有，但重大的決策必須由中央來做。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是人民幣國際化。貨幣國際化大體上都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計價貨幣；第二階段是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結算貨幣；最後一個階段是成為國際上各國都承認的國際儲備貨幣。按照這個路子來搞人民幣國際化，一定要正確估計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下一步應該採取的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研究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至今存在的制度障礙在哪裡。人民幣進出境的管制問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問題，證券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等對外開放問題，可能是人民幣最終國際化的障礙。必須統一考慮，由中央做出決策。當然，一定要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一定要在穩妥中前進，不然怎麼能去弊存利呢？

人民幣最後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還要取決於另外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中國的綜合實力有多大？綜合實力不強的話，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是困難的；二是外國人願意不願意將自己手上的貨幣換成人民幣？這不是單純的綜合國力的問題，還有人民幣的信用問題。這些都需要從多重角度考慮，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是“頂層設計”的一個例子。

對貨幣流量水平和貨幣政策鬆緊程度的判斷，也是很重要的課題，這關係到貨幣政策的決策體制。因為中國在雙重轉型階段，貨幣流量有其特殊性。一、貨幣流通渠道不是很暢通，中間環節很多，流通速度較慢，這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很不一樣；二、在中國佔有很大比例的農民人口，過去跟市場很少發生關係，但改革開放後，農民被不斷地捲入市場經濟之中，他們對貨幣的需要量越來越大。

這兩個問題是某些研究中國貨幣問題的人未考慮的，他們習慣於搬用國外的計算公式，中國貨幣流通量如果處於他們所說的正常水平，實際上是緊縮，這才會發生2011年的怪事：貨幣已經過緊了，有些專家還說，存款準備金率上調還有空間。

在雙重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經濟，怕冷不怕熱，稍微冷一點，什麼問題都出來了，稍微熱一點，沒有太大害處。這跟騎車一樣，騎得快就穩，騎得慢就晃，不騎就倒。過快當然不行，但在中國的國情下，8%左右還是可以承受的。

第三個例子，金融體制改革和財政體制改革之間的協調，同樣是關係大局的問題。在宏觀經濟調控方面，貨幣跟財政政策應該是搭配使用；在體制方面，金融體制改革更應該跟財政體制改革協調一致。

在中國，大的項目幾乎都是由國家進行投資，地方政府進行配套，但地方政府的錢從哪裡來？土地財政走到頭了，今後賣地會越來越難。地方政府發債，行嗎？一方面，這受到制度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發債後，這個婁子捅大了，誰來還？

西方有一種說法：政府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換屆，但只要國家不亡，就可以發新債還舊債，不斷地連續下去。但今天這個招數不靈了。在南歐一些國家，舊債不還，新債沒有人購買了。歐債危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中國，讓地方政府發債券，可能發生問題：地方債越積越多的話，地方政府就會破產，怎麼辦？這就是財政體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

此外，城鎮化過程中，公共建設資金從哪裡來？如果中央支持地方政府發債，中央政府進行擔保，地方政府不還的話，怎麼辦？學術界正在討論是否學習澳大利亞的經驗：政府投一部分錢作為種子基金，金融機構作為機構投資者，建立公共建設投資基金。該投資基金每年發基金債券，比銀行和國債利率高，市場化運作，第一年發一批，第二年又發一批，年年搞，這樣民眾、企業願意接受。運行得好可以將利潤率穩定在10%左右。這種方式是否可以在中國實行，需要認真研究。積極而辯證地學習借鑑國外的經驗，是我們避免退回去走老路和不小心走邪路的必要條件。

林權改革：

“頂層設計”的成功範例

1979年搞農業承包制的時候，只是農田承包，沒有包括山林承包。因為當時農民對政策還沒信心。因此一旦將山林承包，就會出現濫伐山林—否則過幾年山林就收回去了，豈不錯過了時機。中央發現“砍樹成風”的現象後，緊急制止了山林包產，一耽誤就是20多年。

後來中央認識到集體林權改革很重要，2003年起在福建、江西等省開始試點，2008年6月份決定在全國推廣。這是頂層設計。為什麼？因為林權改革有三大突破。第一個突破：農田承包制，規定農田不能抵押，而集體山林的承包卻可以抵押，林木也可以抵押，這樣林業就搞活了。第二個突破：林地怎麼承包？當時有些專家建議，林地跟農田不一樣，林地只能承包到鄉、村或者農民合作社，但是中央決定是直接落實到戶，給每戶發林權證。第三個突破：農田的承包起初是三十年不變，後來改為長久不變。長久究竟是多長，誰也沒有搞懂。2008年中央關於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決定中說了，70年不變。農民一想，70年不變，連孫子都長大了，因此就安心了：“爺爺種樹，讓孫子來砍。”這些都是重大的決策。

厲以寧

祖籍江蘇儀徵，1930年11月出生於南京。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現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寧教授於1988年至2002年間曾任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間曾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08年起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厲以寧教授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他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主要著作：《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論民營經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