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民營企業如何能夠持續發展？民營企業在發展中為何總面臨著“人才問題”？企業家如何將精神傳承下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厲以寧在“第六屆中國中小企業投融資交易會”上給出了他的答案。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厲以寧在“第六屆中國中小企業投融資交易會”上發表演講。民營企業如何能夠持續發展？民營企業在發展中為何總面臨著“人才問題”？企業家如何將精神傳承下去？厲以寧在演講中給出了他的答案。
厲以寧（資料圖）
以下為演講節選：
今天的議題，我講一講當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怎麼樣能發揮更大的效用。
首先，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發展，不能全靠國有企業，一定有相當大的私營企業，中國現在的任務之一就是培養大量的、新的民營企業。為什麼說培養新的呢？因為他們能夠跟上現代的潮流。
中國的民營企業發展速度快主要由三個原因造成，或者說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有三類：
第一，第一批中國的民營企業是硬拼出來的。很多民營企業是從地方的小企業發展起來的，這些企業家原來對經濟學、管理學不是太懂，但是他們通過硬拼一步步發展起來。
第二，一些人在國外留學，接觸到新的經濟學、管理學，隨後在中國成立企業。但是他們中的有一部分長期待在國外，對中國的國情不是太瞭解，所以在中國創立企業後又撤退到香港或國外了。
第三，最有希望的，而且是能夠起作用的就是大學生、研究生，甚至是長期在科研機關工作的人。
那麼民營企業的問題在哪裡呢？民營企業要怎麼才能起作用？
問題是在產權保護，這麼多年以來產權保護沒有得到重視，最近才反覆提到，對於一個企業來說，最重要的是產權界定、產權清晰。如何保護民營企業家們？包括新投的、國外投的、國內自己投的企業，主要是政府對所有企業在法律上一視同仁。
我們過去經常講，民營企業自己靠自己，雖然靠自己也不錯，但是靠自己並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首先，民營經濟應該是不違法經營的，在這裡要注意區分不違法經營和合法經營，這兩個概念不同。不違法經營主要講，如果我違法了，被檢舉，檢舉一定要收集證據、要有根據，過去我們不講根據。而合法經營是符合相關的法律要求。
現在法律保護合法經營。民營經濟首先一條自己保持合法。
第二，民營企業要真正起作用，一定要實行嚴格的法人治理結構。
就是說民營企業在發展中必須有一套以股東會、董事會為主體的法人治理結構。另外，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要不斷的進步，因為經濟在不斷變化，企業一定要懂現代科學技術。要不斷的學習，可以重點學習與企業相關的內容，不斷的學習是提高民營企業質量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我們經常講民營企業需要的是讓企業繼續發展。
當下，有人說小的民營企業沒事，大一點民營企業要進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好處是可以明確產權關係，使企業能進一步發展。這個說法是不對的，我們現在要與大家深入討論，民營企業只要招人。
我現在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春秋時代，魯國政府有一個規定，凡是魯國人到國外去，看到有奴隸的，可以自己墊錢贖出來，回國後到政府報賬。孔子一個學生叫子貢在國外，果然看見外國人在街上牽著奴隸走，子貢看見後墊錢贖出奴隸，但是回國後沒有到政府去報賬。
全國就議論說，子貢人品高尚，自己墊錢贖買奴隸，又不報賬，自己承擔了費用。孔子知道這件事情，對子貢說，你錯了，你不該這麼做。你的做法會使成為奴隸的魯國人很難被解救出來。你是買奴隸不報賬，人品高尚，隨後別的國人聽到有賣奴隸的就會溜掉。為什麼？主要是因為你買了不報賬是品德高尚，如果我買了再去報賬就會被說人品不好。
果然，從子貢以後，很少有人去政府報賬，但是解救的奴隸也少了很多。
第二個故事：孔子有一個叫子路的學生，年輕力壯，有一天他在河邊走路，恰好有一個農工掉到河裡了，他趕快上前把農工救上來。農工為了表示感謝，送了子路一條牛，在春秋時代一條牛很貴的。
子路高高興興在街上牽了牛就回家，回家的路上有人議論，這小夥子救人不錯，但是人家給了一頭牛，你竟然敢牽回家去，可見人品不怎麼樣。
孔子知道後當眾表揚了子路，說他做的對，就是要這樣。為什麼呢？主要是你跟人家講好，人家給了，你拿回家也可以，你炫耀也可以，因為你的榜樣作用會引起更多的人以後去救快被淹死的人。
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家也存在這個觀念問題，給獎金、給紅利等等，在法律規矩下不好拿。
但是下水救人，人傢俬自送個禮品，該不該拿？好不好意思拿？孔子為什麼批評子貢，孔子認為我們應該做法律的範例，救了人，去報賬有好處是應該的，這樣其他的國人會覺得有責任也要去報賬。如果像子貢一樣不報賬，那以後沒人再去救奴隸了。做事情要懂得最大的受益者是誰。
另外，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還有一個問題——人才問題。每個民營企業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他沒有機會表現出來，你就很難留人。
比如，五個手指頭中，誰敢排第一？大拇指說我最粗，二拇指說我最靈活，中指說我最長，第四說我最珍貴，結婚戒指戴我上面。也就是說各有長處，發揮每個人的長處能夠發掘到更多的人才。
民營企業家實際上都是相互幫助的。 舉個例子，當年到東北闖關東的主力就是山東人、河北人移民。短短几十年之內，把東北開放了很多地方，小城鎮建立了農田等等。
這說明移民社會是高效率的。很多移民相互幫助，在陌生的地方創造了文化，創造了財富。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都是創業。移民社會一個重要的問題，怎麼樣把精神傳遞下去？我們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以後，那大家就可以知道，民營企業家也應該是這樣不斷地成長、不斷地吸收新人、不斷地容納原來的同事，中國民營企業大有可為。
厲以寧：中國股份制改革的歷史邏輯
我國改革開放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已經走過40年光陰。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40年的經驗彌足珍貴。在一系列成就和經驗當中，股份制改革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項。股份制改革不僅鞏固了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搞活了國有企業，而且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激發了市場活力。回顧這一改革歷程，把握它的歷史邏輯，有助於深化對股份制改革的理解，在新時代繼續將改革進行到底。
經濟改革在農村率先破題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段時間裡，雖然我國經濟也在發展，但同一時期，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變化更加明顯，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利用了市場經濟的力量，走上了開放道路。於是人們開始認識到，只有轉向改革開放，才能實現經濟加速發展。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此為起點，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進行了三項具有重要影響的改革：
一是實行農村家庭承包制。儘管20世紀60年代初，在某些地方農民嘗試實行家庭承包制，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為這與人民公社制度不能並存。20世紀70年代末，在改革的旗幟下，在安徽、四川等省份，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實行“大包乾”，也就是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製得到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支持，快速推廣開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村出現了新的氣象。
二是興辦鄉鎮企業。農村家庭承包制推廣後，一部分農民考慮到農村有富餘勞動力，便產生了興辦鄉鎮企業的想法。市場缺少什麼，他們就生產什麼、銷售什麼。技術工人不足，他們便到城市中去尋找退休工人，聘他們來鄉鎮企業傳授技術和指導生產。很快，在交通比較方便的農村，鄉鎮企業不僅得到較快發展，而且興起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工廠。更意想不到的是，在鄉鎮企業成長的同時，有些地方還湧現出一批鄉鎮企業家。
三是建立經濟特區。為了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0年，黨中央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發揮對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窗口和示範作用。經濟特區的建立，使改革和開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這三項改革好像給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三塊大石頭，激起陣陣波浪。從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間，我國經濟開始出現一些重大變化。比如，憑票供應的時代結束了，農貿市場中的商品日益豐富，雞鴨魚肉、糧食蔬菜水果應有盡有。又如，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以後，建築材料、紡織品、食品等許多商品被生產出來。在火車上、輪船上、長途汽車上擠滿了手拎著大包小包的農民模樣的人，他們是鄉鎮企業派出的推銷員，大包小包裡裝的是商品樣本。於是，在大一統的計劃市場以外，出現了鄉鎮企業商品市場，大一統的計劃市場被打破了。甚至像鋼材、煤炭、五金製品，在農貿市場上也能買到。再如，經濟特區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香港。尤其是在深圳，一棟棟高樓、一座座工廠、一條條馬路、一片片商業區和住宅的建成，都體現出特區速度，這使得經濟特區的勞動者、經營者、投資者感到無比驕傲。
改革重心向城市轉移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以利於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轉移。
這時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步伐，是不是農村會被忽視呢？並非如此。農村家庭承包制這時已經在全國範圍推廣，農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種經營也逐漸被一些條件較好的縣、鄉、村所關注。此外，鄉鎮企業這時也開始重新組合，成為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生產方式。可以說，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改革已經步入正軌，城市改革自然而然地成為改革的重心。這是形勢使然。把改革重心轉向城市，當時至少有三個考慮。
第一，城市是我國經濟的重點。因為國有大型企業都設在城市，如果不從體制方面著手改革，很難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我國不僅應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應當提高經濟的開放度。提高經濟開放度應當從一些條件較好的沿海城市或內地交通要道邊上的大中型城市著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歷史文化因素決定的。
第三，從我國國情出發，就業問題在長時期內將一直是我國最大的民生問題。不深化城市改革，不僅城市發展不起來，而且農村的富餘勞動力也找不到就業出路。只要城市繁榮了，日積月累，就業人數就會越來越多，社會就會更加穩定。
因此，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是符合實際的。
股份制改革思路逐漸清晰
怎樣對城市和工業、商業、採礦業、交通運輸業進行重大改革呢？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熱門話題。在改革主線或者說優先次序問題上，經濟學界主要有兩種主張。
一種是把價格改革放在首位。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主張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開價格，接受市場的價格波動。他們認為，西德的價格放開已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範例。價格放開以後，經濟可能會亂一陣，但過一段時間就會轉入復甦，再轉入繁榮。這種改革思路又被稱作“休克療法”。
另一種是把產權改革放在首位。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經驗，因為西德以私營企業為主，在市場經濟中能夠適應價格改革的私營企業會繼續存在並發展壯大，不能適應價格改革的企業會被淘汰或者被改組、兼併。中國的情況與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業是私營企業，而中國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國有企業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不可能因價格放開而變得靈活。放開價格後，西德企業通過重組、兼併再次獲得新生的經驗，也不適用於當時的中國國有企業。如果價格一下子放開，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民經濟很可能會遭受到難以挽回的重大損失。1986年4月，我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關鍵的主張：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並不取決於價格改革，而取決於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是因為，價格改革主要是創造一個適宜於競爭發展的環境，而所有制改革或企業體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責任、刺激、動力等問題。
實際上，僅僅是關於全面放開價格的傳言就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很大沖擊。在1988年夏季，出現了擠兌和搶購風潮，引起經濟較大波動。因此，適用於我國工業和企業的改革思路不是首先推動價格改革，而只能是首先推動產權改革。產權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產權界定、產權清晰和股份制改造。這說起來容易，實際上每一個環節都包含了大量工作。
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做法：存量不動、增量先行
把股份制改革的思路付諸實施遠不是那麼簡單的。經濟學界有人認為，股份制改革就是私有化，就是把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所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國有企業變為私有企業。他們認為，小企業特別是一般輕工業企業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為它們是小企業，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則不能改製為股份制企業。
這種情況直到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以後才發生變化。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股份制開始積極試點。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於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範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這無疑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它明確了通過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企業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股份制企業作為一種企業形式能夠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統一。於是，理論界一部分人對股份制性質的質疑就逐漸消失了。
但國有大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仍面臨難題。例如，國有大企業的資產在改制過程中會不會被知情者個人或相關知情人以不同方式私吞呢？這種情形不是沒有可能發生。於是，在股份制改革實踐中，我國創造性地採取了“存量不動、增量先行”的做法。這就是說，國有大企業的股份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動”；另一類是流通股，即“增量先行”。這樣，國有大企業終於走上了股份制改革道路。
為了便於更多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純粹的民營企業能夠上市，有必要及時制定證券法。1998年12月，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高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我國的股份制改革和企業上市從此有法可依了。
一個根本性舉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存量不動、增量先行”的做法雖然為股份制改革開闢了通道，但也帶來新的問題，這就是：在國有大企業的股份構成中，非流通股所佔比重過大，即人們所說的存量過大。這樣一來，即使國有大企業成為上市公司，股東會也開不起來，董事會上只有一種聲音，即絕對控股的國有大企業的聲音。在證券市場上，有些散戶買了上市國有大企業發行的股票，但散戶的股票起不了任何作用。換句話說，上市的國有大企業只取得了融資，但由於非流通股數額巨大，企業的運行機制沒有改變，依然活力不足。
1998年證券法通過後，中國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就接著展開了。這次改革的目的是把數額巨大的非流通股變為流通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具體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給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補償；國家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權益，對企業的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企業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為什麼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給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補償？這是因為，當初國有大企業上市時，在招股說明書上曾作過非流通股暫不上市的承諾。這等於是一種“要約”，必須遵守。現在非流通股要上市了，違背了當初的承諾，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諒解，給予補償是合情合理的。至於給每個流通股持有人多少補償，則由市場根據上市企業的效益好壞來決定。中國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終於成功，這是政府和企業界、證券界、經濟學界共同努力的結果。
面向新時代繼續深化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展現了從實踐突破到認識突破、再到新的實踐突破和新的認識突破，並不斷循環往復、達到新的實踐和認識高度的歷史邏輯。它說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能找到改革的正確方向，就能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股份制改革的成功，用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能夠成功結合，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能夠很好地適應市場競爭環境，在同其他市場主體競爭與合作中煥發活力、做大做強，成為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國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勳卓著，功不可沒。”股份制改革的成功，還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就能激發社會活力、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推動改革的巨大合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國有企業在股份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將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實行分類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依法依規建立和完善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明確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從而明顯加快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已經實現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七大重要領域全覆蓋；明確提出堅持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改革方向，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個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等等。這些改革突破，使國有企業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和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使國有企業的主業核心競爭力得到快速提升，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中的佼佼者，正在加速向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邁進。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由大到強的轉變，仍然需要繼續深化股份制改革。要看到，我們在產權改革和產權保護等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勇做新時代改革的推進者。
本文作者：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資深教授 厲以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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