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浦，在淮城西北30里，也同为汉淮阴县地。元至元二十年（1283）时淮阴县废，地入山阳县，后至明清两代皆无淮阴县。清江浦原为滨淮乡村，明平江伯开清江浦运河，自故沙河西北至鸭陈口，与淮河相通。于此建闸设仓，此地遂成重镇。清朝南河总督又移驻于此，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此，数十里不绝。北负大河，南临运道，末口之淮南要塞地位转移至以此，为南北之孔道。
清江浦镇当年为山阳县六大镇之一。《乾隆淮安府志》卷5《城池》记载，淮安城外大镇有6个：平河桥镇、车家桥镇、板闸镇、清江浦镇、汊河镇、河北镇。《乾隆府志》特别申明：这里所说的“镇与前坊镇之镇不同。”“前之坊镇之镇”如人们经常提到的乌沙河镇、黄家集镇等小镇，只与村、坊相当，不能与此六大镇相提并论。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3云：康熙中，清河县治屡圯于水。“公私忧惙，谋迁于渔沟及罗家荒，议皆格不果行。”卷2云：“乾隆二十六年（1761），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请移治山阳之清江浦，而割近浦十余乡併入清河，是为新县治。”
据户部《清河移县册》记载，分割后山阳、清河两县的分界是：“自清江浦西南武家墩显王庙为界划分起，由太平桥至海会寺西运河南岸止，长3270丈；自运河北岸圆通庵东为界划分起，由汰黄堤至惠源庵东黄河南岸止，长1950丈；又自黄河北岸山安交界划分起，至清安交界止，长6062丈。”在此界内全都“併归清河”。
在这界内的田亩数也有记载。《同治山阳县志》卷1《疆域》云：“乾隆二十六（七）年，清河县城坏，以山阳之清江浦为清河县治，并割近浦十余乡予之。”《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7更为具体一些：“乾隆二十六年山阳划归田，有人庆乡（一乡到六乡）、寿宁乡（六乡、十乡、十一乡）。又有太安、湖淤二乡，其地甚微小。”
山阳县于雍正十三年废里图实行乡坊制，全县分8个大乡，各乡又分若干小乡，每个小乡有的又分上、下或上、中、下乡。乡下领坊，坊领庄。其中人庆乡在清江浦之南，共有7个小乡，《乾隆山阳县志》卷8《里图》记载：人庆二乡在头、二、三、四井、西滩、西五牌坊，额田六十一顷三十六亩四分六厘。人庆四乡在徐家湖坊，额田三十四顷九十七亩八分一厘五毫。对照《同治山阳县志》卷7，已无此两乡，当是全部划给了清河县。至于《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所说，划给清河的是人庆乡的一乡到六乡，查《同治山阳县志》卷7，人庆7个乡除二、四两乡外，其余仍然在册。可能一、三、五、六乡没有全划，故山阳、清河皆有。
寿宁乡在清江浦东南及黄河以东，《乾隆山阳县志》卷8《里图》记载：寿宁六乡在颜家河坊，额田九十三顷三亩九分四厘。寿宁十乡在永丰庄、洪福庄坊，额田八十一顷一亩五分一厘五毫。寿宁十一乡在刘家河坊，额田一百四顷四十二亩六分六厘一毫。查《同治山阳县志》卷7，寿宁六乡仍在册，可能同样只划了一部分。册中无十乡、十一乡资料，证实了此二乡已全部划给了清河县。《同治山阳县志》卷7还记载，这次“移驻清河县治案”内，划分清河管业田地三百五十八顷八十亩七分二厘。又，常盈仓基地二顷三十六亩八分。
“太安”本作“泰安”，在白马湖北，“湖淤”为人庆乡地。大约是沿湖边角地块，因某种连带原因划给的，故“其地甚微小”。分割以后，从清江浦“东抵山阳海惠寺界五里，南抵山阳席（本地人读作qī，故原写作“漆”）家桥界七里”。钵池山（寿宁十二乡界内）及其以南地方都仍属山阳县。
随着土地的调整，由山阳县相应划出一定的人丁数给清河县。《同治山阳县志》卷7《民赋》记载：雍正十年（1732），“请分烦剧等事案”内，山阳县原额人丁162621，内除分划阜宁县编额当差49114丁，分存山阳县编额当差人丁113507，内除优、免、缺额，实存当差编户110259丁。乾隆二十六年，划分给清河县当差人丁5438，实存编户人丁104821。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7《民赋》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编审，清河县人丁实存4939丁。乾隆二十六年，山阳县划归当差人丁5438，总计新旧人丁共为10377丁。
根据研究清代人口的学者得出的数据，口丁比一般大约为4—5，计算公式为：人丁数×口丁比=人口数。姑按一比五计算，这时山阳县总人口数为52万多，清河县总人口数接近7万人。当然，还有一部分隐匿未报、优、免、缺额人口，以及官员、驻军、外地流寓和商贾也不在其内。如果加上这部分，清河县当时人口应在20万左右。
明嘉靖九年（1530）在清江浦建立的崇景堂，经过多次增修扩大，俨然学宫，成为山阳县儒学的分校，并分一名训导驻此，便于浦上学子的会文与祭孔。康熙三十七年（1698），河道总督于成龙奏请改称文庙，与山阳学宫并称。清河县儒学原在老县城，多次沦于水，破败不堪。此次清江浦划给清河县作县城，便成了清河县儒学。
清江浦虽然划给了清河县，但与山阳县仍同属淮安府，且亲缘关系、地缘关系都很密切，所以与山阳的经济文化联系仍然频繁，并互相包容，互相补充。
旅居清江浦的外地商人，经常在清江浦与山阳两地相互来往。休宁汪氏从明朝天启年间即来淮经商，主要住清江浦，有的即落籍于此。因当时清江浦属山阳，所以入了山阳籍。后来清江浦划给了清河，他们就成了清河人。有个叫汪敬的，字已山，“家巨富”，主要经营典当行，到了汪敬时始中落。《清稗类钞•豪侈类•典商汪己山之侈》：“侨寓于此百年，家富百万，列典肆，俗呼为汪家大门。……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彦毕至，投缟赠纻无虚日。与扬州之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天津之水西庄，后先辉映。”
清河汪氏有一支迁居河下，成为山阳的寓客。李元庚《梓里待徵录•五世同堂》云：“清河汪氏人丁極盛。一支由浦迁居河下钉铁巷，名汲字葵田，亲见五世元孙，即汪衍祥也。请于官，题奏奉旌其闾，给予‘五世同堂’额。”按汪汲，字曙泉，号葵田，邃于经术，集释诸书，著作很多。其孙汪椿（1767—1832）字春园，号式斋，藏书已达十万余卷。
汪氏一般不与本地人通婚姻，惟与河下盐商程氏互为陈朱而已。程梦鼐女儿嫁汪丕，孙女（程志智女儿）嫁汪汲。程晋芳兄程志铨娶汪开鉴女，程晋芳继妻亦汪氏。汪已山则是程嗣立的曾外甥。汪已山和他舅祖程嗣立一样爱好戏曲。苏州的优伶过了端午节后就歇夏，汪便以重资迎之来，住至八月始遣归。“此数十日中，每午后，辄布氍毹于广厦之中，疏帘清簟，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歌声绕梁，笙簧迭奏，真有神仙之境。”他家的鳌山灯号称天下之冠，直到晚清时期当地人犹能津津乐道。
汪敬擅长书法，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笔意”，府学泮池照壁上“宫墙数仞”4字据说是他书写的，此4字是清江浦与山阳文化交流的象征。
王锡祺家原籍山西太谷，是明代嘉靖年间迁居清江浦，后为清河籍。住在清江浦录事巷，其祖茔和祠堂则在清江浦徐家湖清水墩。四传至玄孙王尔遵皆单传，王尔遵生子维新、维德、维一、维诚。乾隆五十一年（1786），老二王维德（1713—1799），字懋昭，迁居山阳河下。大概是为了便于进行盐业的开展，因为淮北盐批验所设在河北，河下则是各路盐商荟萃的地方，住到这里就像进入一个盐商俱乐部。河下湖嘴大街是王氏在山阳的第一处住宅区和经商之地。王临昌当是其油麻店的店号，就是经营桐油、麻丝、麻绳、木板之类，供给修造船只之用。王维德还在上坂街开办永懋当典，至嘉庆后期歇业，原因是火灾。
永茂当典的房屋大约建于清初，明清建筑风格，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大院落，有楼房、平房约60余间。其大门在上坂街，后门在龙窝巷，现大门、后门、主体建筑仍在。主屋为中式楼房两进，均为硬山顶抬梁式两层楼房，木质结构成了整个院落的最大亮点，虽然残败，却也掩饰不住它昔日的繁华。楼四面相连为一转楼，即所谓走马楼，中间呈一天井式空间院落，楼面相对，四周都有走廊，可以转着通行，到达每个房间。这是清河、山阳两地商人经营的结晶。
王錧及孙子王履谦（1797—1857）等，认为王履亨的失败是因为得罪了狐仙，与市场、行情无关，淮安当典生意还是大有前途的。于是吸取了王履亨父子的经营管理经验，甚至接收原典的管理从业人员，继续开办，改店名为肇庆。肇庆当典的占地范围也很大，北到剧场北边市场，西至胯下街，南至兴文街，东至南门大街，这一大块地方基本都属他家所有。院内楼阁连片，有澄观园、九狮园等，亭台池馆，花木竹石，兼擅胜致。还有戏台一座，台口前为池塘，观剧者在池之彼岸。家中蓄有梨园一部，一有喜庆即在家听戏听书。
清河王氏在山阳先后有两当典，两者一脉相承，与清江浦的票号关系密切，绵延了近200年的历史，对清河和山阳的贡献都很大。
清江浦的达官贵人和巨商大贾，经常到山阳来游玩。金安清（1817—1880）《水窗春呓•清江浦》云：“清江浦虽为繁华之地，而园林之胜极少。惟督河署有河芳书院，向系尹文端所创，圣驾南巡，曾经驻跸，亦只一大池一大厅耳，别无楼台亭榭、古树奇石也。海道署有东园一所，池塘约五亩，中亘以红桥，厅事尚宏厂，东首临水一小榭而已，亦无胜境。……距浦数十里、百里外，如湖嘴、淮城、宝应即有园林矣。湖嘴著名为荻庄、曲江楼。淮城内亦有数处。”这是因为清江浦是新建县城，而淮城则有千年以上积累的缘故。同书《荻庄群花会》，记载过荻庄的一次特别的活动。“清江、淮城相距30里，为河、漕、盐三处官商荟萃之所，冶游最盛，殆千百人，分苏帮、扬帮。有湖北熊司马随官河上，甫逾冠，美丰姿，多文采，尤擅音律，丝竹诸艺，靡不冠场。家雄于资，千金一笑不吝也。一时目为璧人，羊车入市，争掷果焉。春日，群艳廿四人，仿秦淮盒子会，设燕于淮城之荻庄。其地水木明瑟，厅事在孤渚中，窗棂四达，绕槛皆垂杨桃杏，渺然具江湖之思。乃相聚谋曰，是日不可无善歌者侑觞，佥曰必约熊郎来。君欣然就之。挟琵琶筝笛先期往，欢燕竟日，执壶觞遍酬羣艳，转喉作诸曼声，一坐为靡。临河观者数千人，皆以为神僊高会也。酒罢，各出一玩好为缠头，或珠、或玉、或披霞、或汉璧，皆人世罕有而精巧绝伦物，24人无一雷同者。盖皆预以重价购觅于数百里外，备此日之用，计其值殆万金，为千古未有之豪举。计熊君所结好于诸人者，殆已十倍过之矣。此为嘉庆中事。数十年，淮人犹能道之。”这条记载说明当时河、漕、盐三处官员与商人常与此聚会冶游，有时规模很大，是一个大大的销金窟。这次活动是24名妓女组织的，叫群花会，名称也特别。被邀参加的唯一男性熊某，是南河总督衙门里的官员，可谓之百花一蝶。会上除吹拉弹唱以外，还展示各人事先精心准备的宝物，各不一样，价逾万金，而姓熊的在她们身上花的还要超过十倍。活动从早到晚搞了一整天，临河观者达数千人，“皆以为神仙高会也。”
荻庄风景秀丽，南河官员不但常来冶游，还想据而有之。据说，道光初，鹾务凋敝，南河袁司马垧，出五百金，意购为公宴之所。程氏族人阻之，遂未购成。袁坰长山人，道光八年（1828）任南河外南同知，二十五年（1845）任桃北同知。
山阳是清江浦的依托。晚清时代，山阳成为宜居城市，许多外地官员、商人都选择淮安为定居地。如漕运总督杨殿邦、山东巡抚张汝梅、安徽巡抚冯煦、船政大臣裴荫森、常镇海沈敦兰、河南南汝光道刘成忠、湖北任夔州府知府谈寿龄、浙江武义知县蒋清翊、安徽建德知县路岯等，都曾定居山阳。山阳与清江浦近在咫尺，自然也是清江浦的后方和战略纵深地带。
鉴于捻军常来淮安骚扰，咸丰九年（1859），漕运总督袁甲三建议于城外建立围砦。他说：“清江应筑圩守御，彼有河督，无庸我谋。（山阳）城外地方则有藉诸君。”当时先后派徐云溪、张小圃、张汝梅与李元庚出城实地测量搞预算。后因袁甲三调走，人惮于兴作而未实施。后来的漕运总督是联英，河道总督是庚长，淮关监督是祥恒。他们互为饮宴结盟，哪有心思在清江浦筑城。十年（1860）正月三十日，捻军攻破清江浦，联英回到淮安，庚长等也首选淮安，跟着逃了过来。祥恒逃至淮安城下，守城者不予开门，改逃到苏州而去。二月十五日捻军撤走，河帅庚长到清江转了一圈，见清江焚掠几遍，复回淮安，至二十四日方才由淮安西门回浦。
这时人们才想起筑土圩子事。河下新筑的圩子周长1200多丈，约合八里多。清江浦划给清河做县城，一直没有城池，俗语云“纸糊的清江，铁打的淮城”，咸丰十年（1860）焚烧得比河下更惨。事后漕运总督吴棠始于运河南岸，利用邑绅所建土圩筑砖圩，复用河湖堤岸石工加筑成城，“凭河守险，是为清河新县城。”“经始于（同治）三年之春，至四年秋而工竣，计长1200余丈。”也合八华里多。
吴棠（1813－1876），字仲宣，号棣华，原籍安徽休寧，其先人遷居明光三界镇（其地原属盱眙）。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光二十四年（1844），大挑一等，以知县用，签掣南河。先后历官清河知县、邳州知州、徐州知府、淮徐道员、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同乡同学秦茂林在河南任知县，遭战乱，将长子秦尔熙遣到相对安全的吴棠处。吴棠一直不忘友情，将秦尔熙招为赘婿，将大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吴棠升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时，秦氏婿也一直带在身边。直至同治六年（1867）秦茂林死了，丧回老家，这双佳儿佳妇才回江苏奔丧。吴棠自己虽曾坚守清江浦，但却将其女儿女婿定居地安排在山阳河下。其住宅人称秦公馆，是吴棠所置。当时兵荒马乱，年屆半百的他（49岁），32岁始得的18岁长子又死了，遭遇丧子之痛，便为女儿女婿安个安定的家。淮安河下土圩刚筑好，相对比较安全，便在那里购置一宅，是不错的选择。在河下置产还有一个原因。河下寓公黄海安的妹妹、黄海长的堂妹是吴棠新娶的妻子。黄海安又与吴棠连襟，同为谭氏婿（吴棠前妻姓谭）。有舅舅兼姨父在此，到河下置产安家当然很理想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吴棠的恩师杨殿邦也在淮安安家定居。吴棠大哥吴检将他的大女儿，也就是吴棠的亲侄女，许给了杨殿邦的长孙杨士燮。吴检的次子吴炳仁也寓居淮安。这样一来，堂姊妹仨安置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
此时有些商人、文人也撤到山阳。王鸿翔（1869— ），字燕生、研荪、惕生，号澹庵。王氏本镇江丹徒人，祖父王春源，字雨香，父亲王继曾字少香，一写作少薌，镇江府优廪生，咸丰元年（1851）恩科举人，乙丑（1865）会试挑取謄录，诰授奉直大夫，员外郎衔，揀选截取知县。世寓清江浦，擅盐荚之利，家饶裕，而纯笃嗜学，无富商习。晚年颐养冲和，门无杂宾。手不释卷以自娱悦。著述多毁于捻祸。咸丰末年捻军乱后，少香先生始迁居山阳河下竹巷街柳家巷，所购之宅原系程氏之寓园。王鸿翔得山阳徐嘉的指教，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特授编修。其子王觐宸，字光伯，是《淮安河下志》的作者。
清河文人吴昆田、蒋升等人，都曾一度迁居山阳城中，以避当时的战乱。而山阳文人也经常在清江浦活动。顾云臣未发达时，侨居清江浦，馆于汪氏。清江浦陷于捻，家室荡尽，自投於河，入水不沉。不得已，趋就岸。辗转入淮城，赁城东破屋以居。后中进士，入翰林，官湖南学政。阮颐隆娶于河员桐城张某女，卜居清河之北门小马号，后迁仓门口。辛亥烈士阮式即其子，光绪十五年（1889）生于清江浦，曾就读于清江浦江北高等学校。
清江浦虽从山阳划出，由附庸变为大国，为南河总督骈驻地，成为江北重要城市，但仍与山阳一直保持良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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