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祥瑞一类把戏在中国史上并不少见，但像宋真宗这样亲自策划、制造的倒也不多。
平心而论，真宗算不上是昏君或暴君。在对抗辽国入侵时他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寇准的意见，毕竟还亲征前线，比以后宋徽宗在金军进攻时望风而逃、宋钦宗一味求降要强得多。
天书运动的真正导演是奸臣王钦若，他在辽军入侵时曾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市），被遣往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县）驻防后，在强敌面前只会紧闭城门，修斋诵经。
他对敌国束手无策，侍奉皇帝、打击政敌却游刃有余，而真宗严重的虚荣心使他有了可乘之机。
本来，澶渊之盟被视为宋朝的胜利，力主御驾亲征的宰相寇准在真宗心目中是大功臣。可是王钦若却大进谗言，说这是“以万乘之尊为城下之盟”，而寇准是将真宗当作赌博的“孤注”，不顾皇帝的死活为自己捞取名利。
这一招果然有效，从此寇准圣宠日衰，不久被降职为地方官。自从听了王钦若的话，真宗将澶渊之盟视为奇耻大辱，却又没有挽回面子的办法，于是王钦若献计：“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
封禅必须要有“天瑞”，但既然以往就有“以人力为之者”，那么只要真宗“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
他还进一步让真宗“解放思想”：“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其事吗？无非是圣人利用神道设教罢了。”当真宗问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这位饱学的老儒也如此回答。
但真宗还怕宰相王旦会反对，让王钦若去做说服工作。在得知王旦愿意顺从的信息后，真宗亲自召王旦欢宴，散席时又特赐酒一樽，让他带回去与妻儿同享。王旦回家后发现，樽中装的竟全是贵重的珍珠，他明白了皇帝的真意，更不敢再有异议了。
至此，王钦若的奸计得售，达到了排斥寇准和摆布真宗的双重目的。真宗在向全国臣民撒下了天书降临的弥天大谎后，就像染上毒瘾一样，再也无法自拔，只能按照王钦若的导演不断地表演下去。
他既需要欺骗臣民，也需要欺骗自己。以万乘之尊，他绝不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相反，在王钦若之流制造的祥瑞遍全国、颂歌响天下的狂热中，真宗“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虚荣心似乎真的得到了满足，陶醉在虚幻的“大好形势”下。
其实，直接参与王钦若阴谋的人极为有限，多数大臣只有附和而已，但首相王旦的态度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真宗最担心的是王旦的反对，实际要是王旦能与平时一样坚持正确立场的话，这场闹剧确实是演不成的。
王旦的出身、经历、能力、品行可以说是完美无瑕的。他出生在一个三代仕宦的家庭，父亲王祐是宋初名臣。王旦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出任知县，仕途平稳，二十一年后升至参知政事，连续当政十八年。生前位极人臣，死后也备尽荣哀，以后还被配享真宗庙廷，所立碑上由仁宗御笔题为“全德元老”。
真宗亲征澶州时，留守开封的雍王元份得了急病，王旦奉命赶回代理留守。临行时他要求真宗召来寇准，并提出：“要是十天之内未得到捷报，我应该怎么办？”真宗沉默了好久，才说：“那就立太子为帝罢。”王旦敢于向皇帝提出如此敏感的问题，足见他的无私无畏。
果然，他回首都后直接进驻皇城，严密封锁消息，直到欢迎真宗回京时，家人才惊奇地发现他居然是从城里出来的。
他深知寇准的忠直，尽管寇准一直在真宗前说他的坏话，他却总是赞扬寇准。真宗感到不解，王旦说：“我任宰相日久，政务上的缺漏必定很多，寇准对你一点不隐瞒，更说明他对陛下忠诚，所以我更器重量他。”
寇准被罢相后，托人向王旦要求使相一职，王旦惊奇地说：“将相的职位岂能自己要求？我不接受私人请托。”寇准十分忿恨。
不久任命下来，竟是有使相一职的，寇准向真宗谢恩，说都是陛下的恩德，真宗告诉他是王旦举荐的结果，寇准深感惭愧，慨叹自己远不如王旦。
寇准到任后过生日时大摆宴席，平时也超标准地享受，被人告发，真宗大怒：“寇准什么事都学我的样，这还了得！”如果有人稍加发挥，这完全够得上大罪。王旦却不紧不慢地说：“寇准人倒是贤能的，可就是呆得没有办法。”真宗的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
而对王钦若这样的奸臣，王旦力劝真宗不要任命他为宰相。直到十年后王旦逝世，王钦若才如愿以偿。但他对王钦若也留有余地，当王钦若因与人在真宗面前争吵，引起真宗愤怒时，王旦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劝真宗按正常途径处理。
虽然王旦不得不带头庆贺天书降临，但对那些借献祥瑞钻营的人却不屑一顾。当陈彭年通过副相向敏中送上一篇文章，王旦不看一眼就用纸封了。向敏中请他看一下，他说：“还不是想通过献祥瑞往上爬。”
太监刘承规深受真宗宠幸，临死时请求封为节度使，真宗对王旦说：“要不他死不瞑目。”王旦却不为所动，反问道：“要是以后有人要当枢密使（国防部长），怎么办？”真宗只得作罢。
王旦家中经常宾客满堂，却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他了解了值得推荐的人后，总是秘密报告皇帝，即使被采纳后也从不声张。直到他死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才从档案中发现很多官员都是他推荐的。
谏议大夫张师德是新科状元，两次上王旦门都未见上，以为被人家说了坏话，托向敏中向王旦解释。当讨论任命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一职时，王旦说：“可惜呀！要不该是张师德的。”
原来王旦一直在皇帝面前称赞张师德，但见张师德两次上门，很不以为然，说：“中了状元，本来就前程无量，应该耐心等待。要是大家都靠走门路，没有门路的人怎么办？”他不顾向敏中的一再请求，还是决定暂缓提升张师德，“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王旦的政治技巧也可谓炉火纯青。他到兖州执行公务，太监周怀政同行，想找机会与他见面，他必定要等随从到全，穿上公服在办公室会见，谈完公事后就退场。以后周怀政因罪被杀，大家才佩服王旦的远见。
一次发生蝗灾后，有人拾了死蝗虫报告真宗，真宗给大臣看了，第二天大臣们就带着死蝗虫要求在朝堂展览，然后率百官庆贺蝗灾的结束，只有王旦坚持不同意。过了几天各地上报，说飞蝗蔽天，真宗看着王旦说：“要是真让百官庆贺了，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一个算命人因为对宫内的事说三道四被杀了，在抄他家时发现了大批官员向他问吉凶的信件。真宗大怒，要御史立案追查，王旦说：“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他们也没有谈公事，算不上犯罪。”
真宗的气还不能平息，王旦就拿出自己问过卦的纸来说：“我年青微贱时也不免问过卦，一定要处罚，就将我送监狱罢。”真宗说：“此事已经揭露了，总得有个交代呀！”王旦说：“我作为宰相是要执国法的，岂能自己犯法？希望不要声张出去让别人抓把柄。”
真宗碍着王旦的面子，答应让王旦处理。王旦回到办公处，立即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果然真宗又改变主意，派人来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有关官员因此而逃避了一场灾难。
王旦敬重寡嫂，与弟弟王旭极其友爱，子女的婚姻不讲门第。平时生活俭朴，用的衣被都是极普通的。他从来不买田置宅，认为子孙应当自立，否则有了田宅，反使他们争夺出丑。真宗觉得他的住宅太差，要替他装修，他说这是先人的故居，不能改变。
他对家人从不发怒，饮食不干净或不合口味，只是不吃，却不怪罪。家里人试他，故意在肉汤中放了点墨，他就只吃饭，说今天正好不想吃肉。下一次又在饭中放了些墨，他又说今天不爱吃饭，给我做些粥吧。
可见王旦完全够得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不愧为道德的典范。王旦顺从真宗，为伪造的天书圆谎，并不是识不破王钦若的阴谋，更不是贪图一樽美珠，而是不敢与“最高指示”对抗。
他可以千方百计化解真宗的怒气，保护寇准和其他官员；也可以巧妙地抵制太监的非分要求，拖延执行皇帝随心所欲的决定；但一旦意识到已经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心时，就再也没有勇气不表示顺从了。
固然，我们可以指责王旦的私心，但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要求臣下揭露皇帝制造谎言实在是难乎其难，何况皇帝说的谎正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的“天命”！
王旦为自己的失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他只能一次次带头欢呼庆贺，一次次奉着伪造的“天书”主持各种大典。
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自责，常常闷闷不乐，临终时给儿子留下遗嘱：“我没有其他过错，只有不劝阻天书这件事，是赎不了的罪。死后要剃掉头发，穿上黑衣服（僧服）下葬。”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逃脱不了历史的评判。但宋朝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加沉重，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巡游、庆祝、祭祀、建筑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样狂热的运动又给社会留下了多少创伤？从这一角度，我们是无法为王旦开脱的。
比起王旦来，寇准的失足更不光彩。他受王钦若排挤后当了十三年的地方官，再也耐不得寂寞了。天禧三年（1019年），巡检朱能与太监周怀政勾结，谎称在乾祐山发现了天书。
乾祐山就在寇准的辖境，他女婿王曙与周怀政关系密切，劝寇准与朱能合作，寇准就将天书降临的“喜讯”上报朝廷，因而得到真宗的好感。
王钦若罢相后，寇准马上获得了代理宰相的任命。当时有人劝寇准：“你的上策是到达首都附近后坚决称病要求改任地方官，中策是入朝廷后就揭发乾祐山天书的骗局，最下策是再当宰相，这会毁了你一生的声望。”
但挡不住宰相的诱惑，寇准将宝押给了朱能和周怀政。一年后，寇准受丁谓陷害罢相。一个月后，周怀政在权力斗争中被杀，丁谓与皇后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事件，寇准被贬相州（今河南安阳市）。
接着，朱能拒捕后自杀，寇准又被贬到道州（今湖南道县），真宗死后更被贬到了雷州（今广东海康县），一年多后死于当地。
本来，受丁谓这样的奸臣排斥会受到舆论的同情，但与朱能伪造天书联系起来就成了寇准洗不清的污点。
或许有人要为寇准辩护：上报天书无非是随大流，目的是复出，以便重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要目的高尚，手段不妨卑鄙。
我不想对寇准的政治伦理作出价值评判，但试问，要是他不与朱能之类划清界限，政治上还能有什么作为？他复出后一年就再次下台，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在君臣上下丧心病狂时，知识分子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依然有人公开批评真宗的行为。当天书降临，百官争言祥瑞时，龙图阁侍制孙奭却对真宗说：“我听过一句话：‘天何言哉！’天连话都没有，岂会有书吗？”
真宗决定祀汾阴后，孙奭上疏，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反对理由。他一针见血地揭露群臣的丑态：“现在见一只野雕、山鹿就当成祥瑞奏报，秋天旱灾、冬天打雷也要作为吉兆称贺，背地里说怪话取笑的人有的是。”他甚至将真宗与同样封禅泰山、祀老子的唐明皇相比，劝真宗吸取唐明皇的教训，“早自觉寤”，“无为明皇不及之悔”。
其他如王曾、张旻、崔立、张咏、任布等也都提出过各种反对意见。王曾还拒不接受“会灵观使”的任命，真宗责问道：“大臣应该傅会国事，为何竟不合作？”王曾的回答是：“皇帝听意见称为明，臣子尽忠心称为义。我只懂得义，不知道什么合作不合作。”他因此而丢了副宰相的官，却没有改变初衷。
尽管他们没有能够阻止这场闹剧，但显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人格。
孙奭等人幸而生在优容士大夫的宋朝，真宗也还有一点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所以至多只是罢官降职。要是生在明朝，少不了会被拉到午门外打一顿屁股，或许会被活活打死。要是遇到一位暴君，必定会有杀身之祸，说不定会殃及九族。但即使如此，不也还是有人在说真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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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和近事》葛剑雄，九州出版社
本书是葛剑雄先生的名作之一。书中既有事关中国历史地理和统一与分裂话题的文章，又有读书尤其是读史书的札记或感想；既有对师辈的回忆和怀念，又有对社会热门话题的直陈己见；还有若干篇什，以专业背景，谈论人口、移民和环境等世人瞩目的问题。全书不乏学术性，又接地气，内容精湛，视野开阔，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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