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所说的"西医"，通常是指"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它是在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否定并摒弃了古希腊医学之后，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门全新的医学体系，而且这一门全新的医学体系就是现今中国人常说的"西医"。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入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
清初，民间就有西人蒸食幼儿的谣传:“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其法以巨镬煎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其胃，蒸食之。”这段话居然出自学术大师顾炎武的书中，可见当时对西医误解的人决非少数。
西医一度成为邪恶的象征，针对教会医院还有种种讹言。诸如：教会医师以迷药诱人入，,以媚药淫亵妇女，,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是出于邪恶动机等等。
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眼科医局”。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一大批病人通过伯驾的亲手诊治而痊愈，畏惧疑虑心理逐渐消失，就医人数日益增加，“眼科医局”开始出现了繁忙的局面。
鸦片战争后，最早尝试接触西医的社会群体，实际上是两部分人：一是社会底层无力求医问药的穷苦人；二是经中医久治不愈的病人。这些人最先冲破了人们心中的防线，,疑惑的坚冰一旦打开，贫病的中国百姓纷纷涌向教会医院。民众对西医的认识和接纳的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地域性差异。首先是广东人对西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其次为东南沿海一带较为开放的地区人们的信任；再次是上海人的信任。上海人后来居上；人们普遍热衷于西医西药。
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民众对西医认识的变化，主要得益于西医的实效性。人们在与西医的日常接触中慢慢了解了它的功效，在中、西医并存的地方，民众的心理天平慢慢地向西医倾斜。客观地说,民众对西医只是逐步产生了兴趣而已，并没有真正形成观念。
1873年《申报》记述了当时西医在上海地区的景况：“自中西通商以后，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医馆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而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费分文，立法之善，诚莫与京矣。”
另一篇时评也报道:“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贫富贵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还有资料记载了当时医院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场景:“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显然，只有赢得社会公众的热衷和关注，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才有肥沃的土壤，民众的认可是西洋医学在中国扎根生存的基础。
西医初来之时给中国穷人施舍医药，带有明显的福利性质，因而不被生活相对富足、骨子里充满文化优越感的人士认同。但到了19世纪末，报章杂志上有关西医院的介绍就逐渐多了起来，成为西医大夫神奇医术和良好职业道德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尤其是都市民众对于西医治疗的一般观念。这些关于西医院的正面报道，反映了士民们接纳和提倡西医的开放心态。
西医西药向来不分家。上海的西药业滥觞于19世纪中叶，最初由英商大英药房销售家用成药，后大英药房职员自行开设中西大药房，至黄楚久开设中法药房后，上海才出现由国人自行制造与贩卖药物的西药房。民国初年《申报》每日发行8至24版，周日或节庆可能扩展到三四十版，每一个版面上都有医药广告。医院、诊所、药房、制药公司的广告在数量和面积上占广告总数的34.9%，居各类广告之首。大量医药广告沟通了民众与西医的接触路径，通过临床就诊，服用药物，疾病得以治疗，生命得以延续，生活质量得以提高。事实上，到了1930年代西医西药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为什么西医会逐渐变成了主流？
主要原因是底层民众先于上流社会广泛接受西医。上层精英处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位置。对传统文化依存度最大。对异质文化排斥力最强；而普通民众则正好相反。处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对其依存度较小。所以能对西医这样的异质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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