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后，石祥林才知道，母亲的肝脏和双肾被摘除。”

2019年4月，一则消息不胫而走：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侮辱尸体罪”被怀远县公安局逮捕，嫌疑人包括怀远县人民医院ICU主任杨素勋、南京鼓楼医院肝胆外科(含移植外科)主任黄新立、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胆中心主任医师陆森等6名医生。

在当时，这则新闻未能引起广泛关注，且谜团重重，但仍有记者前往案发地，通过“抽丝剥茧”般的调查和访问，让我们得以窥见“器官非法贩卖”的冰山一角。

2018年2月15日，石祥林的母亲李萍在怀远县人民医院去世，两个多月后，石祥林从一名法医口中得知“母亲的肝脏和双肾被摘除”。进一步询问，石祥林得知在母亲住院期间，杨素勋医生曾联系父亲和妹妹称，“母亲就算抢救过来了，也会成为植物人。如果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国家会补助你们20万元。”

“补助20万”，这几个刺耳的字让石祥林产生了怀疑，“这个钱让我开始怀疑，因为据我了解，捐献器官是自愿无偿捐献的。” 随后，石祥林找出当时由父亲和妹妹签字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他发现，这张表上既没有填写单位，也没有盖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章。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石祥林放弃了工作，开始为母亲讨回公道而奔波。2019年4月，怀远县公安正式受理，立案调查。

一次绕过红十字会的“假捐献”

石祥林的母亲是被砍伤的，一起被砍伤的还有石祥林自己，以及他的妻子、儿子。石祥林和妻儿经过治疗很快便出院了，但其母亲在ICU经过4天抢救后，依然被宣布死亡。

出院两个月后，石祥林前往怀远县公安局做伤情鉴定，用于凶手量刑。在鉴定的中途，法医问起李母亲器官捐献的事，这时石祥林才知道，母亲的肝脏和双肾已经被摘除。

感到震惊的他，立即联系父亲。父亲表示，杨素勋医生曾和自己沟通过，并且在此之前，医生已经找过石子军（石祥林的堂哥）商量过，当时石子军告诉父亲，不能将此事告诉石祥林，“怕他一时冲动，坏了身体。”

父亲回忆起签字当晚的细节，仍觉得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他记得很清楚，签捐献书是在2月14日晚上，那晚石子军把他叫去杨素勋办公室“签字”，跟他一起去的还有女儿石子慧。此前，父亲曾无意中听到石子军和杨素勋打电话，杨一开始承诺补偿16万元，但石子军讨价还价，“不给20万元不干”。女儿原本也没有考虑捐献的事，但在2月13日晚上（签字前一天），两位堂哥找到她，就母亲器官捐献的事商量了很久，“几个哥哥跟我讲，医生建议捐献器官，国家会给一笔补偿费”。

石子慧正在签署“捐献登记表”。图源中国青年报

父亲表示自己十分纠结，但签字那天晚上，去到杨素勋办公室后的他一下子没了主意，“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最终，石祥林父亲、妹妹在捐献表上签字并按上手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4日——李萍被宣布死亡的前一天。

在此之前，杨素勋在病历中写到，“告知家属随时有心跳骤停可能，患者家属表示理解，要求放弃治疗。”

一份转账记录单显示，李萍被摘取器官的第二天，石子军的个人账户到账20万元，转账账户是一位名叫“黄超阳”的人。

李萍的肝肾“被捐献”后，有人通过银行向家属转账20万元。

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该捐献登记表并非伪造的，关键在于，他们签过名的“捐献登记表”上，印章、登记单位、编号

签署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发现潜在捐献者时，应当主动向划定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以及省级红十字会报告，禁止向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转介潜在捐献者。

按照法定流程，在找到潜在捐献者后，杨素勋应立即向上级医院报告，并由红十字会安排协调员亲自见证器官获取过程。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绕过红十字会系统的“假捐献”，没有红十字参与，也未通过正常渠道进行，“认定其是违规的行为。”

46万元“封口费”

2019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第十四督导组进驻安徽省，石祥林递交了举报材料后，公安正式立案侦查，包括杨素勋在内的7人被逮捕。在等到这次立案之前，石祥林已经为“讨个说法”奔波了一年。

杨素勋，54岁，被捕前是怀远县人民医院ICU主任。公开资料显示，杨素勋对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等危急重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周围人的印象中，杨素勋话不多，人看起来很老实，很多同村人去城里看病时都会联系他。

医院ICU外面走廊的墙壁上悬挂着的杨素勋的资料。

2018年6月，在石祥林发现“捐献蹊跷”后，杨素勋曾多次让“中间人”和石祥林所在村的会计杨金武联系，想与他私下和解。

最初是一名陈姓男子前来联系，想“一起坐下来调解”。陈姓男子愿意给石祥林十几万元作为补偿，表示“对家庭也没什么坏处”，但石祥林却要求，“诚心的话给我80万元”。最终两人未能达成和解。

之后，又有一名石姓男子找石祥林约谈，和解补偿最终定为46万元。第二天下午，石祥林书写一份谅解书并签字按手印后，杨素勋的妻子将一个袋子递给他，里面装有46万元现金，“我凑齐这46万元也不容易，东借西借，你就不要告了。”

当时，石祥林口头答应将不再追究此事。

在拿到46万的当天，石祥林随即向省卫计委调查组反映了“私下和解”的过程，但调查组称，私下协商的事情不在其调查范围内。“原本以为能坐实他的犯罪事实”，石祥林说。

之后，中间人曾再次联系，想要回46万元，但石祥林表示，一年时间，46万元只剩下10万元，“一部分用作开销，一部分就用到之前借钱去北京找说法。”

在李萍的尸检鉴定书中提到，器官被摘除后的第5日和第7日，北京解放军第302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分别对她的肝脏、肾脏进行病理检查，并出具了报告。由于临床实践中，供肝冷缺血时间一般不超过15小时，肾脏冷保存不超过24小时，这说明最晚于2月16日凌晨，石祥林母亲的两个器官走到了“假捐献”的最后一步，它们将永远“归属于”别人的身体。

为什么国家打击人体器官买卖？

人体器官移植供需不平衡是个全球性问题，但中国人口多，缺口尤其大，因此器官贩卖案件也更多。那是不是允许器官买卖后，许多问题就会不存在了？我们对精子和卵子的捐献者给予报酬，为什么对更加急需的器官就不能一视同仁？

其实从石祥林母亲的“假捐献”案我们可窥见一二。

器官买卖的本质，是将人体当作商品进行标价，这是对人体的亵渎。以目前的国内环境，如果器官买卖合法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疯狂、暴力、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在供不应求的模式下，有钱人可以通过换器官来延续生命，而贫穷的人在卖出器官后依然难以跨越阶层，买卖双方的身份是被固定的。

2012年，一位网友卧底进入杭州非法肾源供养基地，当地公安机关介入后，捣毁非法窝点，救出30个被困的人。

正是如此，许多国家都出台了“禁止器官买卖”的严格规定，哪怕是血液也无法进行自由买卖。

器官捐献之路有阻碍，但一直在进步

2019年10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心脏移植手术室内，医生成功将一颗来自幼儿（监护人同意）的心脏移植入一名2岁女童的体内，望着监测仪上正常跳动的数字，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

面对“器官紧缺”问题，其实国际上已经有一套先进的模式可供借鉴，那就是“器官捐献”。尽管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起步较晚，但相较以前已有很大的进步。

近几年，自从开通了线上器官捐献登记后，登记人数就翻了数倍。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观察网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8年这三年，我国器官捐献数量增幅一直高于20%，远超同期的世界平均增幅；2018年，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8年的4.53。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5—2018)》显示，中国器官捐献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质量上。

首先，为了缩短转运时间，减少转运环节的影响，卫健委印发了《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使得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短1至1.5小时；

其次，器官移植术后生存率居国际前列，比如肝脏移植，术后一年生存率达到92.5%，三年生存率达到89.3%；心脏移植，术后一年生存率达到90.8%；肾脏移植，术后三年生存率大于95.6%。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移植创新技术开始应用于临床，如无缺血肝移植、自体肝移植等肝移植技术国际领先；单中心儿童肝移植、心脏移植临床服务能力居世界前列；器官保存与供体器官维护技术不断改进……

回头看，尽管器官捐献已有长足进步，器官移植受到严格管制，但器官非法交易依然存在，甚至猖獗。器官交易后，必定要走上手术台，跟医院产生联系，如果审查严格，在医院这个环节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很多案件将无法走到最后一步。

事实上，除了关系到伦理与法理，“器官非法买卖”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会成为民众心中一颗产生“不确定感”和“恐惧感”的种子，我们期待“器官捐献”越来越完善，早日拔掉这颗种子。

[1].《人体器官违规捐献调查：封口费46万 假捐献真买卖？》.中国青年报,2019-08-29.

[2].《数说中国器官移植事业5年发展：我们绘制了“女娲补天图”》.HUST数说,2019-12-26.

[3].《2018年我国器官捐献位居世界第二 移植质量不断提升》.新华网,2019-12-17.

[4]. 部分数据来源：Global Observatory on Donation andTransplantation.

[5].《解放军总医院首例幼儿心脏移植成功》.人民网,20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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