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家》改編自著名作家巴金的同名小說，描寫了19世紀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個封建大家庭的罪惡及腐朽，控訴了封建制度對生命的摧殘，歌頌了青年一代的反封建鬥爭以及民主主義的覺醒。
張瑞芳和金山在話劇《家》中飾演瑞珏和覺新
《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最早於1931年在《時報》開始連載，1933年由開明書局出版單行本。40年代初，《家》先後被吳天和曹禺改編成話劇，在上海和重慶兩地上演，引起巨大轟動，成為抗戰時期最賣座的四大話劇之一。
陳雲裳和劉瓊飾琴表妹和覺民
1941年，新華影業公司第一次將《家》拍成電影，作為該公司成立8週年的慶典之作。影片動用了本公司及兄弟公司華成、華新的全部班底，由卜萬蒼等10為導演共同執導，滬上四大名旦陳雲裳、袁美雲、顧蘭君和陳燕燕分別飾演琴表妹、梅表姐、瑞鈺和鳴鳳，當紅小生梅熹、劉瓊和王引分別飾演覺新、覺民和覺慧，此外還有王元龍、黃耐霜、李紅、陳娟娟等多位明星，電影皇后胡蝶只輪到淑雲這樣一個小角色。
照當時的說法是，唯有《紅樓夢》才能裝得下如此之多的男女明星，而《家》堪輿《紅樓夢》相比，是明星集大成者。
時隔12年後，香港中聯影業公司又拍了一部粵語版的《家》，除彙集了吳楚帆、紅線女、張瑛、黃曼梨等眾多粵語片明星外，該片在佈景上追求豪華絢麗，雕樑畫棟、亭臺樓閣，服裝也弄得十分漂亮。
1956年，上影廠第三次將《家》搬上銀幕，由陳西禾和副手葉明聯合執導。陳西禾是巴金的老朋友，之前他曾將巴金的《春》改編成話劇，拍攝電影《家》是他的一大夙願。在改編和拍攝過程中，他力求忠實於原著，堅持現實主義的寫實風格，拒絕用任何美感的東西去取悅觀眾，在他看來，高公館就是一座行將就木的黑暗大院，生活在其中的人宛如行屍走肉，他一定要拍出這種暗黑的感覺。
這一版的《家》，演員陣容同樣堪稱豪華，不僅集中了上影廠的主力班底，還從上海、江蘇等地的話劇團體招募力量。作為主線人物的覺新和瑞珏由孫道臨和張瑞芳扮演，其中孫道臨剛剛演完《渡江偵察記》，被評為最受觀眾喜愛的演員。
王丹鳳和江蘇話劇團的張輝分別扮演鳴鳳和覺慧，張輝是第一次演電影，而王丹鳳從香港歸來後已經5年無戲可拍，5年裡生了3個孩子，這是她在上影廠拍攝的第一部電影。
黃宗英也因為是闊小姐、姨太太的長相，建國後一直得不到出鏡的機會，這次她終於有機會飾演梅表姐。
在1941年的版本中，由於飾演琴表妹的陳雲裳是新華影業力捧的明星，所以琴表妹成為了全片的女一號，但在這一版裡，她淪落為配角，由汪漪扮演。
因為當年飾演覺民的劉瓊年歲已大，不適合給比他小8歲的孫道臨演弟弟，所以便找來了上海人藝的章非。
片中的高老太爺由魏鶴齡飾演，韓濤、程之和陽華分別扮演他的三個兒子高克明、高克安和高克定，實際上，陽華比演他哥哥的程之還大了9歲。
陳西禾（後排右二）與主要演員
早在劇本階段，巴金就曾建議陳西禾不必太拘泥於原著，該突出的突出，該捨棄的捨棄，這樣才能顯出改編者的創造性。 然而陳西禾並沒有聽從這個意見，結果，由於篇幅所限，如此眾多的人物在一部兩小時的影片中無法充分展開，像是在舞臺上演過《家》的孫道臨和張瑞芳都覺得演得不夠過癮。
尤其是孫道臨，他飾演的覺新缺少人物性格的鋪墊，在軟弱和不抵抗主義之間簡單劃上了等號，結果為了表現他的軟弱，導演為孫道臨安排了多場哭戲，以至於在拍攝現場得到了“孫大雨”的綽號。
果然，影片上映後，社會反響不一。一些熱愛巴金作品的觀眾致信給《大眾電影》雜誌編輯部，認為影片不夠感人，像一篇流水賬。編輯部將這些來信轉給了巴金，並請他對此發表意見，於是巴金寫了一封洋洋七千字的公開信。
巴金（中）與導演、主演合影
信一開頭，巴金就坦率承認：“我並不喜歡這部影片，因此我也害怕聽見人提到它，面對著你們這些忠實的觀眾的意見，我感到一種負罪的心情。”信中，他幾乎全盤否定了影片的編劇、導演、攝影到佈景、服裝、道具，並逐條指出了影片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巴金與陳西禾、孫道臨交談
巴金說：“作為影片的觀眾，我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影片抓住了不少的東西，樣樣都不肯放手，但樣樣都是一瞬即逝，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好像影片只是在對我們講故事，並不讓我們看清楚人物的面貌和內心。”巴金舉了瑞珏和覺新為例：“像瑞珏這樣重要的人物，為什麼不讓她在銀幕上、在我們的面前多停留一些時候，讓我們看清楚她的可愛的精神面貌，那麼她的命運也許更能緊緊抓住我們的心，激起我們對舊社會的更大的恨。又如覺新，為什麼他總是那麼匆忙地閃來閃去，不肯停下來為我們打開他的‘靈魂的一隅’，讓我們看到他的內心矛盾？”
巴金其實已經意識到，影片在塑造人物上的缺陷並非單純是技術原因，而是受到當時的流行觀念的束縛，不敢放開手腳去多層次、多角度地表現複雜的人性。影片中的人物，不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在處理上往往被簡單化了，“甚至不敢讓覺新享受一點‘閨房之樂’，免得觀眾誤以封建婚姻會給人帶來幸福”。巴金曾詼諧地對編導說過：“即使你把覺新同瑞珏婚後的幸福生活描寫一番，影片的青年觀眾也不會回家去請父母用花轎給他抬一個陌生的新娘來。”巴金還懇切地呼籲，在表現舊社會時也不要過於簡單化：“讓女演員們打扮得漂亮點吧。我認為這才合乎當時的真實生活。”
當然，巴金是在特殊背景下寫這封信的，當時電影界正在進行反右鬥爭，他只能所有的問題歸咎於導演處理不當，也好為某些領導的指手畫腳開脫。結果，陳西禾落下了一個導演水平不高的名聲，在《家》之後再也沒有得到拍戲的機會。
相比於同時期的《祝福》，《家》被認為是一次失敗的改編，上映效果未達到預期。為滿足觀眾，上影劇團召集全體演員用曹禺的劇本排了一出《家》的話劇，在上海連演數十場，後又赴全國巡演演出。
不過，從今天的角度看，1956年版的《家》仍不失為一部經典之作，與其他版本相比，導演現實主義的處理手法不僅加強了影片的悲劇效果，而且真正體現了電影藝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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