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故宫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


那么,王世襄与故宫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1941年11月,刚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就的王世襄,辗转到了战时陪都重庆,他首先来到重庆南岸海棠溪的故宫博物院办事处,求见父亲的老同学、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表达自己想为故宫工作的愿望。

可当时的南迁文物分别藏在四川乐山、峨眉山和贵州安顺的山洞里,无法进行正常的整理、研究工作,而王世襄又不愿坐在办公室应酬,所以他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抗日战争胜利后,经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跟随故宫博物院原文献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

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首先抓住了这个重点。1946年2月25日,王世襄在中山公园董事会宴请了当时北平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


当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据王世襄后来撰文回忆,一年中,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余件;收购郭禅斋藏瓷二百余件;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约二百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一千八百余件;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银行的一批文物。这些文物绝大部分都移交给了故宫。

他还被派往日本,费尽周折追讨回107箱被劫掠的善本图书。在450个日日夜夜里,他为追回文物奔波忙碌,可后来,他不但没有因为这份历史功绩受到表彰,反而蒙受不白之冤25年之久。


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开始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其后,受故宫委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记录下诸多重要流失文物。1948年8月回国,1951年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在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中,王世襄与马衡院长和朱家溍先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由于他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成了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在办案人员眼里,作为“接收大员”,难道还有不贪污的?

他先是被关在故宫东岳庙,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审查进行了一年多,最后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王世襄在关押期间得了肺病,“取保释放”后,故宫却开除了他的公职。后来他进了民族音乐研究所,1954年,故宫想调回王世襄,被拒绝。

我没有听到过王世襄诋毁故宫的话,但可以想象得出,一个视文物为第二生命,对故宫曾以终身相许的人被无端猜疑、审查,最后撵出故宫,内心会是多么的悲凉,你爱故宫,故宫爱你吗?



王世襄与故宫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

△袁荃猷先生(图左)

同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开槌拍卖“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所拍都是王世襄将夫妇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文物精品。

王世襄在收藏这些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这些藏品几乎每件都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动人经历,王世襄把它们一一着录于《自珍集》中,取敝帚自珍之意,将其中故事娓娓道来,令读者观之心动。

有收藏家说,俪松居藏品如到了常人手中,如无《自珍集》的诠释,其市场表现定会大打折扣。当然,收藏家们收藏的还有一份王世襄、袁荃猷在文物界、收藏界特有的人格魅力。

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对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时的,而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

记得王先生曾坦言:“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

这可谓是一个文物家、收藏家的大开悟、大智慧和大境界。也正是因为王世襄的豁达,这些藏品也有了更多的前世今生。

王世襄与故宫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

△晚年王世襄

2009年6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王世襄先生“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而此时,先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无法接受任何荣誉了。

2009年11月28日,这位被故宫开除、自学成才的文博大家,这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尽兴而去。

王世襄与故宫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

王世襄语录(一)

“不论我受到何种冲击,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污蔑,我坚决要求自己坚强、坚强、再坚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


王世襄与故宫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

王世襄语录(二)

“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着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胜利。”

先生的话语在每一个爱他的人心中回响。

闻听噩耗的香港作家董桥连连摇头,“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没有啦”。

王世襄先生离去两年了,带走了他的故宫复杂的感情。先生决不会想到,在他离去后,故宫接二连三出丑,名誉扫地,颜面尽失,多年的管理弊端一一显现。想问九泉之下的先生,您还爱故宫吗?

虽然被故宫开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如此也成就了研究明清家具领域的王世襄。在被故宫开除之后,王世襄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于是他骑着一辆28型自行车走街串巷收集“破烂”家具,遇到合适的物件便停下来与商贩讨价还价。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他骑着车出门,风雨无阻。有的家具王世襄没有经济实力购买来的就拍照留念,无论是朋友家,还是街头偶然遇上的,他都不达目的不罢休,亲自带着摄影师,赔笑脸、求情,买不下来也要拍下来。

他把全部精力投放在研究明清家具中,1985年9月,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经香港三联书店、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填补了此门学问过去只有外国人有专著、中国人却没有研究成果这一令人遗憾的空白。一年之后,该书陆续被翻译为多种文字版本,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一致肯定。

不久之后,《明式家具研究》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一部皇皇巨著”、“划时代的专著”、“明式家具研究的‘圣经’”、“大玩家”等等赞誉如潮而来,明式家具在收藏界和艺术界的地位也迅速攀升。然而这一切,对于潜心治学的智者来说,也许并不重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喜欢不在据为己有,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能在苦中作乐,抱着“玩”的心态,玩出大学问,除了王世襄,再无一人了吧。

2004年90岁高龄的王世襄做客《杨澜访谈录》,彼时他已进入鲐背之年,虽已白发苍苍皱纹纵横,行动也开始迟缓,但老人谈到自己所热爱的领域,依然神采奕奕,滔滔不绝,着实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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