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相机的一声“咔嚓”，开启了一次影响中国电影的巨大变革。此时的张艺谋年纪尚轻，名不见经传，相比于陈凯歌已经步入了他的导演生涯，张艺谋尚是一个经验不多的摄影师傅。照片中的他们正在在拍摄《黄土地》，这部电影上映于1984年，不仅仅让张艺谋获得诸多摄影大奖，也让陈凯歌在国际影坛上初露头角。不过，二人在这部片子之后分道扬镳。可见，当时张艺谋的野心并不止于一个小小摄影师，更不愿意做陈凯歌的一个小跟班。
1986年张艺谋放下摄影机摇身一变成了演员，主演了吴天明导演的《老井》。这部电影让张艺谋不仅捧得了当年尚处分立的金鸡、百花两项影帝，更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认可，成为了中国第一位A类国际电影节影帝。
回顾张艺谋从北影毕业的四年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做摄影师凭借一部《黄土地》进入到中国一线摄影师行列，做演员他成为了全国第一位国际影帝。对于一个电影从业者来说，这两个身份的每一次成功都足以让一个人驻足不前，凭借着种种认可，安于现状，吃香喝辣。可是，张艺谋并不满足于此，在获得多项影帝的一年后，导演了他的处女作《红高粱》。这回张艺谋带给中国电影的又是一声惊雷。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张艺谋的电影生涯，我想应该是“突破”二字。他从摄影师突破成了演员，他从演员突破成了导演，他从文艺片突破到商业片。用他的话说，“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总希望有创新，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对当下电影进行改造和创新，他说“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色彩、画面，包括音乐。”如果说“突破”是他对电影创作的基本要求，那么“极端”便是他实践电影理想的实践标准。
极致才能石破天惊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刚刚步入改革开放，万业百废待兴。大家都在关注文化，摸索文化，电影也不例外。那时的人们思想尚未解放，处于脱离保守的一个临界点，用张艺谋的话说，“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在隐忍，在隐忍中反思过去历史、民族未来，与此同时，大家渴望时代能够进步，强烈地需要一种文化元素能够使得大家一扫历史尘埃，绽放光彩。忽如其来的解放让许多人感觉既压抑又兴奋，其中也不乏有些难以说清的忧心忡忡。
今天去看那个时代下诞生的《红高粱》，满屏的中国红，放浪的唢呐声——着色大胆、配乐恢弘，再加上膀大腰圆的西北粗汉和热情奔放的糙女人，这些对于那个时代下的中国人来说，不失为一针兴奋剂。《红高粱》为步入新时代的国人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一切都来自于张艺谋对电影的极致要求，这份初心也贯穿了他未来的电影生涯。
《红高粱》中最具代表性的突破就是电影中的唢呐。当年，赵季平虽然为许多影视作品配乐，经验丰富，但其音乐理念仍旧止步于固有模式之下，遇到张艺谋是他配乐生涯中的一大转折。《红高粱》不仅仅让张艺谋作为导演平地一声雷，也让赵季平转身迈入配乐大师的行列。电影中的唢呐本来赵季平是用一把的，张艺谋听到后觉着很不过瘾，问他能不能多几把唢呐放一块吹，但赵季平立刻否决。在赵季平之前的配乐经验中，多唢呐放在一块儿会吵得不行。赵季平的经验在张艺谋这里是行不通的。张艺谋让赵季平把唢呐一把一把地加，直加到四十把唢呐齐吹方才作罢。这对于赵季平来说不可思议，听到最终刺耳的唢呐声，着实吓了一跳。历史证明了张艺谋是对的，电影中的唢呐配乐今天仍旧被许多人延用着。
张艺谋骨子里对极端的艺术要求在其他电影中同样有所体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本来是南方院落，结果张艺谋为了极致，硬生生改到了山西乔家大院中去。镜头按照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透视法去拍；院落中不需要有太多的人，太太领着丫环足矣；每天都要有点灯、封灯的仪式。张艺谋把“规矩”二字做到了极致，拍摄时连侯孝贤看了摇头否定，说要是他绝对不会这么拍。可事实证明，张艺谋是对的，这部电影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也获得了如银狮奖等诸多大奖。
在后来的电影中，他不断地用极致的导演手法创新和突破，比如《英雄》中他让理发店给一百匹马焗黑油，《影》中他把布景做到了极简等等。张艺谋一直走在中国电影的最前端，他的极致不仅仅让中国电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也给他身后的那些导演们下着指导棋。在2008年的奥运会之后，张艺谋被大家称为国师，这个称号虽然不乏调侃，但若称张艺谋为“影师”应该是大家所认可的。
不局限才有真突破
张艺谋的极端化不仅仅是对电影本身的创新，也是对中国电影种类的版图扩展。在中国许多导演可能会被附上标签，比如宁浩是商业片导演，贾樟柯是文艺片导演，可对于张艺谋来说，将他局限于某一种类电影实在是对他艺术构想的极大限制。他的野心从来都是看不到头的，从前让自己从一个摄影师拔高到世界级大导演，成为导演后又用一部部片子一次次突破中国电影的传统模式，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大胆的新局面。殊不知，中国的商业片文化也是从张艺谋这里诞生的。
《红高粱》让张艺谋挂上了世界级大导演的头衔，于是，投资商们的片如约雪片一样飞来。在那个事事都论思想性、深刻性、民族性的年代，张艺谋勇敢地接下了他第二部电影《代号美洲豹》。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部片子是标准的商业片。可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这样的电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接下这个剧本就意味着要承担被舆论讨伐的巨大风险，这样的剧本在当时的中国没人敢拍，可对于一向寻求创新的张艺谋来说，诱惑极大，完全无力抵抗。
多年后，张艺谋回顾《代号美洲豹》这部电影时，感叹“拍砸了”“感觉走了麦城”。当时的评论是一边倒的批判，诸如“没有思想”“导演怎么可以拍这个”的评论数不胜数。虽然在那个年代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它对后来中国商业片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
在突破电影类别的同时，他也在努力将各种类别的电影取长补短式地进行整合，让类别电影的界限模糊化，把电影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片子就是《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改编于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请刘恒做编剧。可谁知道张艺谋看了完成的剧本却连连摇头。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极其深厚的作家，写出的剧本当然不差，但张艺谋担心的是，这部电影太中规中矩，没有突破和创新。终于有一天，张艺谋和几个主创在小宾馆聊天时谈到纪录片的话题，张艺谋一拍脑门，不如把《秋菊打官司》拍成纪录片风格的。这在中国影史上又是一次新的尝试。只是苦了刘恒，辛辛苦苦写的剧本不能用了。
张艺谋一时的起意把《秋菊打官司》之前的准备全换了，有新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会不会付出代价，周围的人谁都不敢言语。电影没有了剧本，就一个大纲，紧接着第二天紧锣密鼓开始布置。张艺谋率领摄影师到农村里，每个人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半夜四五点躲在隐秘地方一拍就是一天。另外，还让巩俐装上假肚子到村里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那些村民根本不知道巩俐假怀孕。
费了老大劲终于拍完了，可把胶卷冲回来之后，看到样片剧组人都不说话了。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根本不知道拍什么。大家都是专业的电影人员，看到此情此景，都在小声嘀咕，“这回艺谋搞砸了，肯定搞砸了。这是什么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全剧组弥漫着失败的氛围。可是张艺谋还是成功地化腐朽为神奇了，电影上映后不仅获得了金鸡、百花两项大奖，更捧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多年后，张艺谋对于当年的疯狂大笑不已，“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要早得多。”“当年我们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告了，我们给了她一个大概两三秒钟的近景，她说对她造成很大心理伤害。那时候正上班时间，不知道怎么，她出去吃棉花糖，被拍在电影里。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现在这样的拍摄不允许了，法治社会。那时候偷拍很开心。”多少往事，尽付笑谈中。
如今回头去看张艺谋走过的电影之路，突破和创新一直是他的导演守则，也一直引领着中国电影人迈入到新的电影时代。他年轻时对极端的大胆追求，现在仍旧在探索，只是在商业运作之下以及年纪的成熟他自己也说有了许多顾忌。可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还是希望张导能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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