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肺炎“双黄连事件”谈“郑人买履”及“废医存药”之恶果
在抗击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疫中，202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在内的媒体报道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与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的双黄连都被一抢而空......而紧随其后，关于双黄连发“国难财”、双黄连过于苦寒误用伤胃、引邪深入等指责，一夜间又将双黄连打入地狱......
今天，我们姑且先称其为“双黄连事件”，双黄连到底有无疗效我们也不必讨论，实质上也不需要讨论。凡是药都有偏性，我们在承认其有效性的同时，就一定要承认其副作用或者毒性等，所谓“是药三分毒”也。
从表面看“双黄连事件”是民众对此次瘟疫的恐慌，而深层次是已经盛行医学界愈百年的““废医存药”之恶果。
据安徽郝先中等考证，清朝的俞樾可能是“废医存药”始作庸者。俞樾(1821～1906年)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48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为他的“废医存药”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
俞樾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 ……曲园先生本退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从而推出了“废医存药”之谬论，对后世影响极深。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他精通医学，留下不少医学论著。他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疫弃。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后者持有大量废医言论， 1917年，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写道：“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他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作分析研究。
民国时期，思想界甚至政界同样卷入了废止中医的思潮。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当时最有影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严复、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他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政府方面也是“雪上加霜”，从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20多年里，不论北洋政府，抑或民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歧视、限制、取缔中医，在中医药领域采用了“扶洋抑汉”、独尊两医的政策。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摒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尤其是汪精卫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 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旧医案，幸未获通过。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 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
俞樾1906年已作古，但其“废医存药”之言论至今仍影响深远，相信诸公自有体会，本文不想再述。“双黄连事件”就很能说明这样的问题，双黄连有没有效果，找几个正在受肺炎煎熬的病人一试并知，却“劳心费力”去拿几个“小白鼠”等动物试验来证明，与古时的“郑人买履”又何等相似，令人匪夷所思。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药的四气五味、药效及适应病症均于医有关，离开医指导的中药如何治得了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的变化万千的疾病，又如何跟得上病毒变异的步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万能细菌”、“后抗生素时代”、非典、禽流感、甲流等病毒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祸害人类的时候，强调“病因治疗”的西医学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研究出新的疫苗出来，但万一研究不出来怎么办......
好在天佑中华有中医，中医药的辨证论治方法看似落后、古老，实则能“不变应万变”，谁说不是高人一等的“智慧之医”呢？看到各地报导的越来越多的中医参予后治愈的病例，我们对打胜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疫，我们应该有定力、有信，更有能力，关键是你得相信中医药的“博大精深”，相信中医药的“学术流派”，相信中医药的“杂合以治”，但千万不能这时候了还要老中医给你科研数据、给你有效药理成份，这真的不是我们中医能做到的。
其实，关于“废医存药”之错，早在俞樾前300年的医家喻嘉言就发现了这种倾向，并在其《寓意草》一书中做了明确回答：
“从上古以至今时。一代有一代之医。虽神圣贤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而用眩。凡药皆可伤人。况于性最偏驳者乎。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胜悼。或以为杀运使然。不知天道岂好杀恶生耶。每见仕宦家。诊毕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论病从何起。药以何应。致庸师以模棱迎合之术。妄为拟议。迨药之不效。诿于无药。非无药也。可以胜病之药。以不识病情而未敢议用也。危哉。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脉因症治一书。先论脉。次因次症。后乃论治。其书即不行。而心法一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药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缪氏经疏。兼述药性之过劣。则莫不悬之肘后。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适人之用。其过劣不必言也。言之而弃置者众矣。曷不将本草诸药。尽行删抹。独留无过之药五七十种而用之乎。其于周礼令医人采毒药。以供医事之旨。及历代帝王。恐本草为未备。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大刺谬乎。欲破此惑。无如议病精详。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且勿论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药为良。某药为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论病。则药之良毒善恶。何从定之哉。可见药性所谓良毒善恶。与病体所谓良毒善恶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执药性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议病非得已也。昔人登指顾。后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饶硕画。医虽小道。何独不然。昌即不能变俗。实欲借此榜样。阐发病机。其能用不能用何计焉。
胡卣臣先生曰。先议病。后用药。真金匮未抽之论。多将 。不可救药。是能议病者。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药者。”
喻嘉言（公元1585-1664年），名昌，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今江西南昌）人。喻昌少年读书，以治举子业。崇祯年间，以选送贡生进京，但无所成就。后值清兵入关，于是转而隐于禅，后又出禅攻医，往来于南昌、靖安等地。后喻氏又移居江苏常熟，医名卓著，与张路玉、吴谦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家。
在防疫进入关键时期的今天，让我们谨记住喻嘉言先师之训，“先议病，后议药”，以尽快找到辨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良策。
(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 陈四清，2020年2月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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