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遂良不是传统的《三侠五义》中的人物。他的主要戏份，出现在《白眉大侠》中。
和昆仑僧相比，夏遂良其实算是比较正直的剑客了，更不用说那些宵小、采花贼什么的。
说到夏遂良的能力，也算比较出众，当然武功更高。之所以成为反面角色，有人认为是昆仑僧的挑唆。但是如此轻易受到别人的挑唆，显然是自己意志不坚定。所以有人认为夏遂良缺乏主见、耳软心活。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这里有一个传统武侠观念的问题，是今人容易忽略的。
武侠文化，虽然有人说起源于春秋时的墨家学说，但真正形成一门“文化”，应该是明清时候。唐朝的笔记小说里有一些“武侠”的因素，但多偏于“武”，是技艺的单纯炫耀，而很少“侠”，也就是没有思想精神。
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文化也迅速繁荣起来。说书人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也非常广泛的职业。而武侠文化，也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
现在的评书虽然听众很少，但是还有明确的分层，壮士、义士、侠客、剑客等等，共分为七个等级（我手头没有文字资料，记得也不太准确，可参见德云社高峰的评书）。而这些武者，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虽然道义上是正义一方，但在手段上确实有“侠以武犯禁”的嫌疑。
所以，侠客天生就是不与官府合作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官府的——是反官府，不是反政府。“皇帝一定是好皇帝，就是大臣们多是坏人”。在侠客文化的早期，官府只有一种形象，就是贪官污吏。
从《三侠五义》开始，出于了侠客与官府的合作，比如南侠展昭是包公的“带刀侍卫”。当然，《三侠五义》安排了一个合理的过程，包拯在进京赶考途中落难，展昭顺手帮助了他，二人算是贫贱之交。
但是，展昭是第一个与官府合作、甚至投身官府的人。仅仅这一点，就引起了“五鼠”的不满，这才有了“五鼠闹东京”。当然是“五鼠”的失败告终。失败之后，兄弟五人、连上他们的子弟后人，也就是“五鼠”（或称“五义”）、“小五义”，一步一步投靠了官府。
从对抗官府，到投靠官府，这个转变是不被江湖同道所接近的。正如当时的“五鼠”恼恨展昭，江湖同道如昆仑僧、夏遂良，也同样恼恨大小五义。
这点恼恨，如果永远是陌路之人，也许只会埋在心底，偶然酒后闲谈笑骂一番而已。但是如果有了一点近距离的矛盾，很容易演化为剧烈的冲突。昆仑僧是因为一点小事，被卷入与小五义的争斗，夏遂良也是偶然路过，参与到与侠良等人的冲突中来。
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根源一定会有必然性。江湖与朝廷的立场对立，投靠官府与对抗官府的道路分歧，就是夏遂良与徐良等人的矛盾的必须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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