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其人其書及其思想（中國荀子網授權發佈）
荀子是先秦儒學的殿軍，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及其著作，對後來中國的思想與學術，影響極大。
三、《荀子》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對荀子的評價從荀子死後就已經開始了。《荀子·堯問》篇的最後一段顯系荀子弟子之作。它記載當時就有人說“孫卿不及孔子”，荀子的弟子們反駁說這是“不察其實，乃信其名”，認為“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漢書·藝文志》載有《虞丘說》一篇，班固自注：“難孫卿也”。其書早已佚，姚振宗說，“《志》列吾丘壽王、莊助之間，則武帝時人”。《虞丘說》 是否系難“孫卿不及孔子”，不得而知，但關於荀子的爭議，至少從西漢早期就已發端，這卻是事實。
司馬遷作《史記》，認為“孟子、荀卿之列，鹹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其《禮書》《樂書》，幾乎全文照錄《荀子》的《禮論》和《樂論》。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孟子》《荀子》都當作“七十子之弟子”以後的代表著作，列入“儒家類”，其《刑法志》還照抄一大段《荀子·議兵》。如果說，《史記》《漢書》足以代表兩漢時期人們的思想，那麼，荀子在兩漢正處於與孟子並尊的地位。
可稱為荀學第一功臣的當屬西漢末的劉向。他不但以為戰國諸子中“惟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而且認為“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而戰國諸侯一一“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就是因為背離了荀子的政治主張。因此，他認為荀子“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於是首次全面系統地整理、校定《荀子》著作，定為《孫卿新書》三十二篇以流傳至今。
魏晉時人也是均以孟荀並稱。其中徐幹的評價直追劉向，其《中論》尊荀子為“亞聖”，認為：“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儼然以荀子為“孔門嫡傳”。
中唐學者楊倞可稱是荀學的第二功臣，他第一個為《荀子》作注，對荀子思想的流傳普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認為荀子是“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荀子》一書，可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與他同時期的韓愈寫了《讀荀子》一文，認為《孟子》是“醇乎醇者也”，《荀子》則“考其辭，時有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因此，韓氏給荀子之學作了一個“大醇而小疵”的斷語。此說得到皇甫湜、陸龜蒙等學者的響應。從此，引發了宋代以後愈演愈烈的尊孟抑荀思潮。
宋代學者一般都視荀子為儒門異端，他們對荀子的攻擊主要集中在性惡論、非思孟以及因李斯“焚書坑儒”而罪及荀子。從性惡論方面反對荀子的有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但特別突出的要數理學家程頤、朱熹之輩。程頤曾說：“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朱熹對學生說：“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理學家們的“性即理”說，實即孟子性善論的翻版，而荀子的性惡說，恰是對理學家“大本”的否定，所以理學家尊孟抑荀就是勢所必然的了。
宋人對荀子的批判是相當武斷的。他們認為，孟子是僅次於孔子的“亞聖”，荀子批評孟子，就是“悖於聖人”，“喜為異說”，“敢為高論”，這種缺乏歷史眼光的觀點，是沒有任何理論價值的。蘇軾《荀卿論》的邏輯最為荒唐，他說：“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這種推論，就是朱熹也覺得不妥，他說：“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它無所觀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但還是將間接責任歸之於荀子。
明代隨著王學的崛起，有不少人對宋人評荀之說又提出了異議，例如楊慎、何良俊、歸有光、王世貞、董其昌、鄧元錫等等，其中對荀子肯定最力的還是李贄。他認為荀子的歷史地位應高於孟子，“故曰荀孟”。在《藏書》中，他將荀子列為“德業儒臣之首”。在《荀子傳贊》中，他認為“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明人的這些議論，儘管在影響上難以與宋儒之說相抗衡，但也引起了思想界對荀子的廣泛重視，於是《荀子》的注本、刻本也逐漸多了起來。這就為清人的荀學研究埋下了契機。
明清理學家對荀子的評價大體不出宋儒樊籬，而熊賜履、餘廷燦輩，所論則更為迂腐。他們認為《性惡》篇這樣的文章，“鏟燒之可也”。但隨著宋明理學的沒落，清代一些著名學者掀起了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研究荀學的高潮。
這一高潮發端於清初的傅山。傅山不但在其《霜紅龕集》中對荀子思想有許多精到的散論，而且他還作了一部《荀子評註》。該書最後的總評極為精彩，其發明有三：一是認為《荀子》“不全儒家者言”，“但其精摯處，則與儒遠， 而近於法家，近於刑名家”，此說雖本於朱熹，但評價則截然相反。二是肯定荀子的《性惡》篇，“立義甚高”，一反自王充至宋人的定評。三是認為《荀子》書中的“‘偽’字本別有義，而為後世用以為詐偽，遂昧從人從為之義”，這是對朱熹說的激烈批評。
戴震最為得意的著作是《孟子字義疏證》。此書認為“性”是指“人物之本能”，“性之慾，自然之符”，這與荀子所謂“欲不可去”“性者，天之就也”的觀點實際是一致的。所以，戴震尊孟而不貶荀，認為：“孔子之後，異說紛起，能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異於老聃、莊周、告子而為聖人之徒者，荀子也。”
有清一代真正對荀子進行了全面研究而又產生了較大影響的則是稍後於戴震的汪中。汪氏集前人關於荀子事蹟考訂之大成，寫成《荀卿子通論》。他一反宋以來視荀子為異端的“道統心傳”，從荀子對經學傳授的貢獻的角度，肯定荀子為儒學正統。他說：“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考證出《毛詩》《魯詩》《左氏春秋》《穀梁春秋》都是荀子之傳，《韓詩》是荀子之別子，《曲臺之禮》是荀子之支與餘裔。他認為：“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其評價之高，實為漢人以來所罕有。
隨著宋學的衰退、漢學的興起，清人翻宋儒貶荀之案的人越來越多。其熱點主要有二：一是折衷孟荀人性理論，認為“孟言性善，欲人之儘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持此說的有徐養原、錢大昕、嚴可均、吳德璇等人。二是肯定荀子禮學對後世禮教的貢獻，認為“荀氏言仁，必推本於禮”，“其與聖人節性防淫之旨，威儀定命之原，庶幾近之”，“後人尊孟而抑荀，無乃自放於禮法之外乎” 。持此說者有凌廷堪、方宗誠、蔣彤等。此外像郝懿行、謝墉、王先謙等人，都對荀子作出了肯定的評價。
與這種重估荀子思想價值的思潮相呼應，清人在《荀子》的版本考訂、文字校勘、詞義訓釋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績，為以後荀子研究的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中像惠棟的《荀子徵言》、謝墉的《荀子校》、盧文弨的《荀子箋校》、劉臺拱的《荀子補註》、郝懿行的《荀子補註》、王念孫的《讀荀子雜誌》、朱駿聲的《荀子校評》、俞樾的《荀子平議》和《荀子詩說》等，都是有功於後人之作。清末王先謙集諸家校注之大成的《荀子集解》一書，則是可與劉向校、楊倞注並稱的傑作，至今仍為研《荀》者的案頭必備之物。
十九世紀末，信奉今文經學的維新派為了打破漢學對學術的壟斷而進行思想啟蒙，以荀子為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而發動了一場“排荀”運動。這一運動由梁啟超、夏曾佑、譚嗣同發起。譚嗣同在其所著《仁學》中認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梁啟超指出：“二千年政治，既皆出於荀子矣，而所謂學術者，不外漢學、宋學兩大派，而其實皆出於荀子，然則二千年來，只能謂之荀學世界，不能謂之孔學世界也。”夏曾佑不但集中抨擊荀子的性惡論，而且還公開向孔子問罪。他指出，秦始皇及後來的歷代統治者都是“本孔子專制之法，行荀子性惡之旨” ，這就為後來五四時期的反孔倡了先聲。 與維新派對荀子的猛烈抨擊相反，屬於古文經學派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卻對荀子思想大力褒揚。章太炎評荀並不以孔、孟的是非為是非，而是善於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孔、孟、荀之間的同異。章太炎《訄書》的第一篇便是《尊荀》，他甚至寫了批評孔子的《訂孔》篇，說“荀卿學過孔子”。對於荀子的邏輯思想，章太炎是第一個作了深入研究的人，他認為荀子是戰國“名家最得大體者”，“其《正名》也與墨相挾持，有所言緣，先於西來桑門之書” 。即說荀子不但是名、辯邏輯思想的集大成者，而其學說還早於從西方傳來的因明邏輯。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荀學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除一些思想史或哲學史著作置荀子思想於顯赫的位置外，還發表了大量的荀子專論和著作。這一時期荀學研究的特點有二：一是富於疑古精神，開展了對《荀子》書真偽的研究。胡適、梁啟超、呂思勉、楊筠如、張西堂等先後提出了《荀子》部分有偽或大部分屬偽的觀點，這些論斷雖然不免過頭，但也加深了對《荀子》著作的理解。二是能系統地以近代西學來分析荀子思想，研究荀子思想的方法由“古典式”基本變為“現代式”。其中杜國庠“荀子的宇宙觀(《天論篇》)在先秦諸子中，是最富於唯物主義因素的”， “荀子不但”“把禮的觀念發展到幾乎和法的概念一致的地步，而且他也談法術，——有些見解，簡直和法家的說法沒有什麼兩樣”等論述對後來的荀子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大陸的荀子研究經歷了曲折的歷程。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我國的普及，許多學者開始以哲學上兩大陣營的分析方法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研究荀子，使荀學別開生面。一般而言，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人們對荀子的評價愈來愈高，人們認為荀子是我國戰國時代最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本體論是唯物論，在認識論上他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其方法論的核心是樸素的辯證觀。在學派的歸屬上，荀子被視為與儒家對立的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政治觀被視為“站在當時新興勢力一方面”，是“地主階級的要求和願望的反映”，其歷史觀是反對法先王 ，主張法后王。打倒“四人幫”後，人們對荀子的評價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般來說，人們都不認為荀子是法家了，不再認為荀子反對法先王。一些人提出荀子所要維護的是周代的禮制，因此他是奴隸主階級的代表，其政治觀是反動的。他的本體論肇於客觀唯心主義，終於主觀唯心主義，即使偶爾有一點唯物主義，也消失在唯心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對於荀子的認識論，有人認為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有人認為他雖然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但他把認識論混同於道德論，因而造成了嚴重的缺陷，結果把一些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光輝命題也給窒息了。對於荀子的方法論，有的認為荀子只承認認識論的反映論，不承認認識論的辯證論，他從唯物主義上偶然失足，跌入了形而上學的循環論；有的認為荀子的形而上學循環論不是從唯物主義上的偶然失足，而是與他的唯心主義形影相隨，互為因果的。最近幾年，人們多強調黃老思想、管仲學派、齊學對荀子的影響，甚至認為荀子是一個黃老思想家。
近六十年來，臺灣研究荀子的著作也很多。他們的研究方法和大陸學界迥別，絕口不談唯物、唯心之分，不談荀子的階級屬性。一般都強調荀子是儒家而非法家，其學“大醇小疵”。認為其思想的核心是禮治主義，其基本原則是天生人成。由於荀子只顯示客觀精神，主體精神與絕對精神不顯，所以其“禮義之統”失去了內在的價值，本源不透。此外，陳大齊認為孟子性善說與荀子性惡說“不但不相反對，且竟不妨認為大體上兩相符順，縱有不同之點，其不同亦甚微細”；黃彰健、徐復觀認為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此性即理、即道之說，都頗有特色。
已往的荀學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一是強荀以就我，為了自己的主觀需要不惜歪曲荀子思想。這種現象以19世紀末維新派的排荀和本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評法批儒最為突出。維新派不滿現實，主張變法，但又不敢公開向封建統治階級及其意識形態的代表孔子宣戰，只好站在今文學家的立場上，以荀子為替罪羊，作為二千年之學的代表。這是很不公正的。事實上荀子長期以來被目為異端，他的認知精神一直被排斥於傳統文化的主流之外，怎能將封建專制之罪歸之於他呢?評法批儒中某些人為了反對“共產黨的儒”而任意編造儒法鬥爭史，硬要將荀子的禮講成是韓非的法，硬要講荀子法后王的目的是為了反對法先王，硬要將荀子打扮成與孔子相對立的法家代表。儘管這不是真正地研究荀子，但事實上給荀子研究造成了極大的混亂。所以，要深入地研究荀子，必須要“以公心辨”，“不動乎眾人之非譽，不冶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者之僻辭”（《正名》），不能因為一已之私利而違反實事求是的原則，搞庸俗的古為今用。
第二是執其一端， 蔽於一曲。這種傾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評價荀子思想標準的簡單化。過去是以孔孟之是非為是非；今天或是隻談兩大陣營、階級立場，或是閉口不談。二是片面認識荀子的思想。朱熹看荀子，只看到性惡一點，就不及其餘。這不僅對荀子整個思想缺乏認識，就是對荀子人性論的解也是膚淺的。今天人們論荀子，有的說他是奴隸制度的維護者，其政治思想毫無可取之處；有的說他是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其政治思想與孔孟一樣，都重視人的內心道德自覺性的培養；有的說荀子是唯物主義者，有的說他是唯心主義者；有的說他是儒家，有的說他是法家，有的說他是黃老思想家。這些截然相反的觀點都只看到了荀子思想的一面，忽視了荀子思想的複雜性。因此，皆非對荀子思想的真實反映。
第三是宏觀的思想分析與微觀的考證脫節。宋人抨擊荀子性惡最烈，但疏於對其特有概念的辨析。朱熹將荀子“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之“偽”就理解成“虛偽”、“詐偽”，以此來批評荀子的“性偽之分”，就顯得十分好笑。今人將荀子的“天人之分”說成是“天人相分”，一字之差，對荀子思想作出了迥然有別的解釋，是嚴重違反荀子原意的。一般說來，今天搞文字訓詁考證的，都極少深入地去鑽研荀子思想；談荀子思想義理的，都不太注意利用現有的考證成果，鮮有將考證與義理分析融為一體的論著。
第四是對荀子思想只作靜態的平面分析，不注意對其思想的發展演變作動態的研究。荀子年壽高，跨越了戰國的中期和末期兩個階段；遊歷廣，足跡遍趙、燕、齊、楚、秦。其學以雜駁不純著稱，其思想不乏互相矛盾之處，這與他思想的變化是有關的。比如荀子對禪讓說的不同態度，對子思學說的不同反映，對徵收工商稅的不同說法等等，這些都需要從其思想的變化上去加以認識，不然就會各執一端，得出矛盾的結論。人們之所以對荀子思想只作靜態描述，鮮少作動態分析，原因就是在《荀子》各篇的斷代上工作做得太少，分不清哪些是荀子哪一個時期的作品。因此，揭示《荀子》各篇的時代特徵是認識荀子思想發展軌跡的一個迫切問題。
《荀子》的版本，現存最早之刻本為南宋浙北刻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有文物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又有《古逸叢書》本，雖系清刻，但保存了原宋台州本之舊。還有明世德堂刊顧春輯六子書本，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荀子寫本即以此為據。清盧校謝刻本也很流行。世所公認，有清一代荀子整理、校釋的集大成之作為王先謙《荀子集解》。近年來這方面的有得之作則要數王天海的《荀子校釋（上、下）》、蕭旭的《〈荀子〉校補（上、中、下）》以及董治安、鄭傑文、魏代富整理的《荀子匯校匯注附考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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