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文廟大成殿孔子像及七十二賢人
（己）貴相太常，儒風醇厚
武威儒學在西北的高度，不僅僅是考了幾十名進士，出了幾個有影響力的學者或大家。關鍵，是經過千百年的士風開化、儒風薰陶，最終影響到了武威人文化人格的形成。儒家學說最核心的價值，是讀書人必須有開化世風、引導社會、經史致用的作用，必須把讀書人的文化人格擺在最高的位置。“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只是文化人格中最本我的一種。看一個地方教育的高度，不是看送了幾個清華、北大，而是看培養了多少有獨立人格、有道德情操、有信仰追求的學生。看一個地方官員的高度，不是看簡歷中有無“在職研究生”學歷，而是看有無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與實幹精神，有無對底層人的人生疾苦給予人文關懷之心。
清代初年，西北學者還多抱殘守缺，不能順應時代學術潮流。文人之間，擠兌相輕，缺乏交流，甚至視所學如祖傳秘方，不能經世致用於社會，不僅僅是涼州的風氣，而是全國全省文場上的眾生象。但到嘉慶、道光之際，武威學者們，開始暢開胸懷，擁抱時代，開放交流，站到了經史致用的至高點上。這個風氣的開化者，帶頭人，並對武威文人形成影響者，就是張澍。其時，西北學者只有張澍精通經史，與全國著名學者如孫星衍、任大春、俞曲園等並駕齊驅，為學術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了一個張澍，武威的文化高度陡然上升到了“儒風醇厚”的高度。
這樣的高度，看起來有點孤單，但卻是儒風開化的一個標本。在科舉時代，能支撐讀書人苦守寒窗、苦讀經書的理由，就是為了“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就是為了企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想學好了，考出去，當官，當大官，騎駿馬，到皇帝身邊去。即是現在的武威人，逼娃子苦讀書，大多數還是為了做官，把官做得大一點，讓祖墳裡的青煙冒大些。但張澍用他辭官就學經歷，實現了對這一傳統思想的突破。他告訴了武威人，做官好，但做官不是人生的唯一選擇。不是人人的天賦，都適合做官的。受張澍的影響，武威儒學，不論是制度建樹，學規堂訓，還是教育之本，辦學宗旨，開始不再以培養“官本位”思想為主的仕子為辦學宗旨，而是培養人格獨立、德才兼備的人才為宗旨。
文廟的風鈴能夠580年叮鐺作響，餘音繚繞，除了濃濃的文風脈氣外，最重要的，就是這種“儒風醇厚”的人格力量的貫注。對這點看法，我思考了很久，並無誇大、奉承、討好武威人的意思。對一個教學和文人朝拜的聖堂來說，這種人格的精神，人格的力量，便是武威文廟名響西北的靈魂，或者說，是武威儒風的靈魂。因為在清末，武威確實產了有影響力、有人格魅力的文人和文官。在他們出眾的才華與出眾的人格魅力之間，令世人更加崇敬後者。
有了文化人格的力量，武威文廟就成了武威人精神和文明價值層面上的一個集結地。而與它相伴的儒學院則將這種精神和靈魂的力量源源不斷地傳遞了下來。這一點，歷代儒學院的主持者們都是很清楚的。光緒元年（1875），李銘漢創辦雍涼書院，擔任山長時，就倡導“明德博識”的學術主張，提出了“行已有恥，勤學好古”的主旨。他們所制定的學規、學則、堂訓、條規等等，現在我們雖已難見其真實的芳容，但從武威文官們血液裡流淌出來的精神內核中，可以想象得出，他們是不是以振興武威文化為目的，就不好說；但是以道德修養約束學生行為規範為前提，最終以培養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人格正直的文化人為著眼點。這倒是確實。事實上，他們所講授的經、史、文學，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為歸結。因此，這座氣勢磅礴、書聲琅琅的書院，也就成了武威文化人人格精神的冶煉所。這一點，不僅是武威人自己關注的焦點，連皇帝老兒也對武威文廟和儒學院的這一功能垂注再三。
清康熙十一年，康熙皇帝發了一道命令《聖祖御製訓飭士子文碑》，即沒發往山東孔廟，也沒發往雲南孔廟，卻發給了武威文廟，由武威文廟尊經閣保存。康熙這道命令的核心要義是，他要求讀書人不僅要有才，更重要的是要有德。康熙訓“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又訓“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要他們“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如果“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滑，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 康熙這份“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辦學命令，對武威文人與文官的人格形成影響很大。
如果說，康熙是在用自己至高無上的皇權建構著他的“文化人格學”，那麼，武威文人則在用自己的魂魄之火冶煉著人格上的大道義，大精神，充實詮釋著康熙“文化人格學”的具體內容。說俗點，清朝武威人的這種文化人格魅力，就是醇厚儒風教化出來的與人為善，仗義疏財，扶危擠困，厚天倫，敦信義，愛才惜才，捨己度人。再俗點，就是武威人能幫襯武威人，武威人能抬舉武威人，武威人能善待武威人了。文人之間少了相輕撤臺之病，多了相互抬愛之風；文官之間少了阿諛之風，多了與人為善的情懷。這是武威千百年儒家文化所養育出來的最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一個地方，如果一切的文物，一切的學術著作，最終開化不成一個地方崇文尚德的人格之美，化不成人文化成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的匯聚，並得以傳承，那這樣的儒家文化積甸必定是一鍋夾生飯。
嘉慶十三年的武威進士潘挹奎，就是一位身在京城、心繫家鄉學子的典範。因著他，“武威人能夠幫襯武威人”，亦就成了在外求學做官的武威人的精神家園。潘挹奎在36歲時考中進士後，即被授予吏部考功司的主事。他在京城做官期間，愛交朋友，性格豪放，品行敦厚，常能仗義疏財，扶危擠困，幫助武威赴京考試的學子。那時，武威每科到北京會試的有一百多人，發榜後往往還要留下十多人。他把官薪的大部分都用在了幫助趕考的家鄉學子身上，自己卻過著清貧的生活。對於那此考試落榜的學生，潘挹奎除了提供給食宿外，還親自給他們補習功課，指點經史，他的家成了北京城裡有名的“潘歇家”，成了武威學子們的“駐京辦”。
張澎成名後，這樣評價這位專管提撥人才的武威老鄉：“近世如君厚天倫，敦信義，履艱險而不渝者幾人！如君輕貲財，扶危困，以友朋性命者幾人。”
張澍由官吏走向學者，並聞名於後世，就與潘挹奎的真言相勸密切相關。這種文人之間的真言相勸，比物質上的幫助更能令人受益一生。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張澍的父親，本來就看出兒子的秉性，不適合做官，要他做文做人，不要做官。但自家人治不了自家的病。張澍沒聽父親的教誨。要不是潘挹奎懂張澎的血性，直言張澍的性格缺陷與所長，張澍還可能一根筋式的，在縣太爺這個七品官位置上冷坐幾十年。那樣，武威就會少一個有人格魅力的著名學者，而多一個被人擠兌、可有可無的官員。
武威人多性格耿直，脾氣直衝，語言生硬，說話不會如江南人那樣鳥語花香，拐灣抹角，投人脾性，潤人肺腑，不論到那裡做官，還是治學，都以正直的文化人格為核心。這也是武威這方水土的個性。當為官有損於自己的人格時，寧可不做官，也要保持人格尊嚴不受影響。這就是武威人的血性。
這方面，又以張美如為最。他於嘉慶十三年與潘挹奎一起考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嘉慶十四年授戶部主事。這可是祖墳裡冒青煙，人人羨慕的肥差啊，但張美如偏偏看的很淡，先後辭了兩次官。一次是為敬孝父母，辭官回家；一次是道光二年（1822年）從戶部員外郎上辭官，就因為看不慣官場。三年後，朝庭發來詔命，要他赴京復官，但他一笑了之，“優遊林下，耽翰墨，悅琴書，引掖後進，以為名教自有至樂。”
從此，他把畢生的精力放在了家鄉的教育事業上，在信息傳播手段落後的古代，他想不出有比在書院裡向生徒們傳道授業更理想的學術弘揚方式了。他雖然沒有在涼州儒學院教過書，但他先後在蘇山書院（今民勤）、涼州天梯書院教書。最後一次棄官回家，又主講天梯書院、蘭州蘭山書院，道光十二年（1832）主講西安關中書院，兩年後病逝在三尺講臺上。
張美如風流倜儻，一表人才，詩、書、畫樣樣精通，被世人稱為“武威的唐伯虎”，“武威的風流才子”。特別是他的書法，專攻王羲之、王獻之，“直逼二王”，大有《蘭亭序》之遺風，字兒俊秀飄逸，清麗灑脫，猶如閨閣中的美麗女子。其畫水平之高，可以用清蔣寶齡在《墨林今話》中稱讚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澹遠似雲林，蒼厚似大痴。”
讓今天的人，去選擇張美如的人生路，官都做到戶部員外郎了，壓根不會離開朝廷當老師的。況且朝庭還在時時招他回去，更不必靠教師來顯身揚名。但張美如的人格魅力在於內心有另外的追求，在於經世致用。他崇拜朱熹，朱熹就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老師的大學者。朱熹“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其類之惡矣！”“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的思想，對他的影響極大。因此，他身在京城時，目光就一直關注著祁連山下的一座座書院，捕捉著從家鄉傳來的種種信息。
這種成熟於清朝的儒雅之風，永遠令人敬仰。
武威人抬舉武威人，最受益的是李銘漢。
李銘漢在科舉路上雖不得志，時運不濟，但命中卻大得貴人幫助，大得武威人的抬舉與栽培。李銘漢的第一位貴人是武威進士尹世阿，他工於經史學術，在江西宜黃為官時，尋訪歷朝古籍，兼購康、乾學人刻本。後辭官歸鄉，所攜經、史、子集數車，達十餘萬卷，於涼州城城中建起藏書樓。武威學子紛紛往借，尹世阿先考其所學，再予薦借，一時傳為美談。李銘漢兩次科考落榜後，所拜的第一個恩師，就是尹世阿，執禮甚恭，每借一書，必先抄出，然後再三研讀。還書日，尹世阿考問讀書心得，李銘滲透每次都能對答如流。尹世阿覺得儒子聰明好學，將來必定成器，更加偏愛，精心栽培。此後，常留李銘漢在家中藏書樓讀書，隨時點撥精要，每晚挑燈讀至三更乃歸。尹世阿問他讀書旨要，李銘漢答：“凡學無外乎致用，凡讀必欲實事求是也。”尹世阿嘆道：“此真讀書種子，吾知雲章醇儒矣。”
尹世阿用藏書樓幫助李銘漢的精神，與左宗棠的第一恩師賀長齡“誘掖末學，與人為善之誠”的做法神似。沒有賀長齡，就沒有左宗棠。沒有尹世阿，也沒有李銘漢。左宗棠自幼家門連遭不幸，十多歲時連喪祖父母、父母和長兄，家中只剩下他和仲兄二人相依為命。雖然，艱苦的生活並沒有將左宗棠壓倒，致力於讀書學習。但問題是：你下功夫讀書，可憑什麼為生啊？買書的錢從哪兒來啊？如果不遇貴人，指不定左宗棠只能是洪秀全第二。一個偶然的機會，左宗棠拜見了因丁母憂回到長沙的著名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江蘇布政使賀長齡。那時，左宗棠年僅18週歲，連生員資格都未取得，但賀長齡面對眼前這個“頗好讀書，苦貧乏無買書資”的青年人，絲毫沒有鄙夷神色，馬上“以國士見待”。賀長齡說：“從此，我的書房，就是你的書房。想借書上我們家來——我得在家裡住一年吶——我親自給你拿。”此後的左宗棠，如魚得水，每次抱一大摞書借走，看完又還回來。左宗棠看完書，賀長齡刨根問底的問：“這本書寫的什麼啊？你都有什麼想法啊？”最後，賀長齡看到左宗棠真把書都讀進去了，才借給下一本書。一年內，左宗棠“每向取書冊，賀長齡必親自梯樓取書，數數登降，不以為煩”。左宗棠經常聽到賀長齡“問其所得，互相考訂，孜孜齗齗，無稍倦厭”。賀長齡的“誘掖末學，與人為善之誠”深深地打動了左宗棠。賀長齡經常勉勵左宗棠說：“現在中國剛剛感覺到到處缺人才，你可千萬別因為窮，就隨便給我找一工作，而把自己的終生大事給耽誤了。你是中國一非常有用的人才，將來的前途坎坷。在任何情況下，你都應該抱有信心，你要記住你是國家的棟樑，你將來的本事一定在我之上。”
諸位，這幾句話撂在這兒，要是說的你，你心裡也熱血沸騰了吧？歷史上不是每一個官員都能做到賀長齡對左宗棠，尹世阿對李銘漢這樣的。文人相輕，文官相妒者有的是，諸如李鴻章對於孫中山的冷嘲熱諷。最終，孫中山則索性發動辛亥革命，把大清朝給推翻了。這就是命運的轉機！如果我們現在來想，左宗棠拜會賀長齡，李銘漢拜會尹世阿，賀長齡和尹世阿都說“你誰啊？哪來的啊？無名之輩，滾出去。”這之後，左宗棠對大清朝是一種什麼樣的看法？李銘漢對武威人是一種什麼看法？對他們未來的人格人品的形成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但這種現象沒有發生，發生的恰恰是賀長齡對左宗棠的鼓勵，尹世阿對李銘漢的無私栽培。當然，更多的人對於李銘漢的鼓勵還在後頭呢。
張澍，是李銘漢的第二個貴人。道光十四年（1834），李銘漢再赴西安參加甲午科陝西鄉試失敗，心情低落。散場之日，張澍親自召他到和樂巷寓所，暢談君子時務之道，給李銘漢打氣助力。李銘漢隨拜張澍為師，以鄉弟子受業經史。李銘漢受張澍及關中學術薰染，讀書愈勤，眼界大開。張澍編輯《諸葛忠武侯文集》《蜀典》等書時，有意挑選李銘漢為他校書，令門人羨慕不已。李銘漢自十四年遊學關中，歷三年，音韻、訓詁二學特出，於史學更是遍覽無遺。於是，振衣科場，志在必得。
古浪知縣陳世鎔，是李銘漢的第三個貴人。道光十七年（1837）秋，李銘漢參加丁酉科陝西鄉試時，陳世鎔是讀卷官，讀罷李銘漢策問卷，大呼奇文，優先薦卷。但李銘漢是武威人，終被外籍考官擠兌，第三次失敗，陳世鎔深為遺憾。李銘漢歸裡，年已三十，經濟窘迫，坐塾城中，雖不廢青雲之志，猶晝夜攻讀不輟，但生活條件大不如前。道光十九年（1839），陳世鎔遷職古浪知縣，剛到縣任，即寄信武威召李銘漢。李銘漢欣然應召，拜在陳世鎔門下，一面佐理縣務，一面隨師學習了五年。陳世鎔雖然不是武威人，但他欣賞的正是武威人的正直血性，吃苦精神，他來古浪任知縣，便算半個武威人了。所以，他的一生，就著力培養了涼州李銘漢、甘谷王權二人，稱為“陳門二才子”。
正是這些貴人與人為善的情懷，成就了日後的李銘漢！
所以，清朝時的武威文化圈，不是一個人在孤軍作戰，也不是一個人在寂寞前行，而是抱團取暖，相互幫襯，相互抬舉，相互關愛，相互激勵，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基本看不到“文人相輕”的醜陋遺風與怪象。人生的道路上，即不是獨行俠，也不是孤獨客，而是形散而神不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處處充滿著人文關懷。所言者，君子之真言；所行者，君子之真行；所舍者，君子之真舍；所愛者，君子之真愛。
這人文關懷，構成了清朝時武威人文化人格的核心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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