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大學以教養學部為組織載體，注重通識教育，實行大類招生與培養制度，經多年研究與反覆調整已形成完整而成熟的體系。文章在回顧東京大學大類招生制度演變歷程的基礎上，詳細分析其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的流程、專業院系選拔標準和名額分配情況，結合我國高校推進通識教育改革實際，著重提出東京大學模式對我國高校大類招生與培養制度的啟示。東京大學精心打造的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機制、明確而嚴格的專業分流標準以及兼顧通識教育與激發專業興趣的前期課程GPA計算方式值得借鑑，有助於我國高校在大類招生與專業分流制度建設中確立後發優勢。
按學科大類招生與高校通識教育緊密相連。2001年，北京大學率先啟動“元培計劃”，試點文理兩個大類招生；一年後，又以學院內部專業為主要大類劃分標準，在全校範圍推行大類招生。國內與北京大學同時起步大類招生的還有山東理工大學。此後，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陸續開啟大類招生與培養改革，引發社會各界關注。2017年，在“雙一流”背景下，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同時推出大類招生培養和管理改革，大學一年級學生需要接受統一的公共基礎、專業基礎課程教育，並於大一結束前完成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大類招生再次成為社會焦點。大類招生一方面有助於避免學生在高三選擇專業時存在盲目性；另一方面，經由通識教育平臺可以促進學生的通識學習，讓學生從單一學科視野擴展為多學科、多領域視野，以培養交叉複合型的高素質人才。可以說，與通識教育緊密聯繫的大類招生與培養將成為我國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內涵。
東京大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即開始大類招生並一直延續至今，經歷了幾十年發展，其招生制度與專業分流流程經認真研究和反覆調整已形成完整而成熟的體系。文章擬詳細分析該校大類招生制度及專業選擇（日文為“進學選択”）、專業分流（日文為“進學振分け”）的流程和標準，並結合我國高校推進通識教育改革實際，為我國大學大類招生與專業分流制度確立後發優勢提供借鑑。
一、 大類招生制度演變歷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京大學與日本其他大學一道引進了美國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日本翻譯為“一般教育”，東京大學以“教養教育”表達，英文為“The Liberal Arts Education”）理念，一改戰前以專業教育為主導的舊體制，逐步建立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結合的本科人才培養新體制。新體制將本科教育劃分為兩個鮮明的階段，即以通識教育為主的低年級階段（日文為“前期課程”，英文為“Junior Division”）和以專業教育為主的高年級階段（日文為“後期課程”，英文為“Senior Division”），並設立了教養學部（東京大學將教養學部英文確定為“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譯為漢語是文理學院）。教養學部承擔了全校所有院系大一、大二學生的通識課程，當時的通識課程由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領域和公共外語、公共體育組成。
改革初期，東京大學並未按大類招生，而仍然按專業招生，學生高考填報志願時必須先選好自己的專業，但這種招生方式並沒有維持很長時間。1962年，東京大學開始探索大類招生，將文科和理科分別劃分為文科一類、二類、三類和理科一類、二類、三類，形成文理科六大類。大類招生後，學生無須在填報志願時就選定自己的專業，而是在接受兩年通識課程之後，再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專業和院系。這樣的招生方式很好地克服了高中生對學科、專業缺乏瞭解的情況下選擇專業的盲目性。東京大學大類招生制度經不斷髮展完善，一直延續至今。甚至在1991年日本文部省（2001年改稱為“文部科學省”）出臺《大學設置基準大綱化》（以下簡稱為《大綱化》），致使其他大學一律取消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的區分並廢除教養部時，東京大學也並未改變以教養學部和大類招生為主的人才培養模式。
對日本高等教育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大綱化》，其核心在於，“大學在遵循課程設置基準的前提下擁有充分的自主權去管理、運作和設置課程體系”。文部省出臺《大綱化》的背景有三點。首先是出於社會經濟發展對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日本經濟的復甦及飛速發展，社會各領域對專業人才的需求直線上升，高等教育承受了快速培養大量專業人才的巨大壓力。其次是由於大學內部機構存在不穩定因素。戰後日本各大學設立的教養部是由戰前的舊制高等學校改編而成的，而其專業院系是由戰前的舊制大學改編而成的。戰前的舊制高等學校屬於師範類和職業類院校，而舊制大學屬於綜合類大學。戰後雖然將兩種學校合併為一所大學，但其教職人員在地位、身份、待遇和研究經費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距，前者往往被視為工作人員（Staff）而非教師（Faculty）。這種差距孕育了大學內部機構的不穩定因素，最終導致大學從內部瓦解，教養部被廢除。最後是源於學生學習專業課程的迫切要求。大學生入學伊始就希望儘快學習與未來就業直接相關的專業課程，這導致他們對通識課程的排斥，通識課程成為學生湊學分和敷衍的對象。此外，教養部師資嚴重缺乏、通識課程教學方式單一以及教學質量被質疑等，也成為促使教養部被廢除的間接原因。《大綱化》文件一出，幾乎所有大學同時取消了通識課程和專業課程的區分，一律廢除了教養部。短短半個世紀，被賦予眾望的通識教育便在日本高等教育體制中跌下神壇，高等教育重新回到了偏重專業教育的原點。
東京大學是唯一例外。1991年《大綱化》出臺，東京大學教養學部不但未被取消，反而繼續發展，其主要原因在於它一直實行大類招生、承擔全校所有院系的通識課程，並早在1951年就有了自己的專業學科和專職教師，正式成為設有自己專業學科領域的學部。1983年，教養學部又成立了研究生院，以跨學科、國際化和知識創新為培養理念，開始在跨學科領域開展研究生教育。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京大學在經歷了短暫的按專業招生後就開始大類招生，採取了低年級通識教育、高年級專業教育的本科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二、 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
在大類招生與培養制度下，東京大學實行低年級通識教育、高年級專業教育的本科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考入東京大學的學生首先在教養學部學習公共基礎課程和一部分專業基礎課程，取得規定學分之後，開始進行專業選擇。
（一） 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的流程
學生在教養學部完成大一、大二的規定課程後開始進行專業選擇，該專業選擇的過程同時也是各專業院系篩選學生的專業分流過程。學生專業選擇時最多可以申報三個專業，專業院系在規定名額內根據學生學習成績的平均學分績點（Grade Point Average，GPA）進行篩選。若報名人數多於招生名額，專業院系將由高向低排序，GPA高者優先錄取。這裡的GPA是指前一年半課程的平均學分績點，教養學部有其特有的GPA計算公式。
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有三個階段。首先是前期準備階段。該階段為第三學期開學後的4月中旬至5月中旬。在此期間，各院系公佈招生簡章，併發布《升學及專業選擇手冊》，開展招生活動。該階段結束後的一個月內，學生對各專業院系的學科分類和選拔標準進行諮詢、瞭解，再根據自己的學習成績進行分析和判斷，決定申報哪個專業。其次是院系錄取階段。院系錄取階段為6月上旬至9月下旬，一般按其進度分為第一階段（6月上旬至8月下旬）和第二階段（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院系錄取開始後，學生會根據個人興趣和學習成績在專業選擇網站上申報專業，各專業院系再根據各自標準篩選、錄取。一般情況下，約70%的學生能夠在第一階段確定專業（日文將學生確定專業稱為“獲得內定”）。其餘30%中的大部分學生也會在第二階段確定專業，只有極少數在院系錄取階段沒有獲得內定的學生才進入再報名階段。專業院系的第二階段和再報名階段是提供給尚未確定專業的學生的，所以學生如果在第一階段已經確定專業就不可以在第二階段再次申報專業，再報名階段亦是如此。最後是再報名階段。該階段是為了給尚未確定專業的學生和專業院系提供再一次選擇和篩選機會而設定的，時間為9月下旬。進入再報名階段的學生大多都能按照意願獲得內定。然而該階段的學生也極具壓力，因為如果在此階段仍無法確定專業，那就只能降級，重新回到大學一年級。除降級以外還有一種情況也不能升入後期課程，那就是留級。留級是指本來已經確定專業的學生由於其第三學期成績沒有達到專業院系標準而被取消內定的情況。第三學期成績一般於8月下旬公佈，該成績是否達到專業院系的要求直接決定學生能否升入後期課程。另外，沒有修滿前期課程規定學分的學生，無論是否拿到內定名額也都會留級，等修滿規定學分才能再次進行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東京大學評價學生各門課程的標準分為優（80～100分）、良（65～79分）、可（50～64分）與不可（0～49分）四個等級，其中前三項為及格，最後一項為不及格。有不及格課程的學生會降級或留級。降級和留級對學生影響非常大，因為這意味著一個學生無法確定專業，甚至是否適合在東京大學繼續就讀也會成為問題。以2015年的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為例，其流程如表1所示。
表1 2015年度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流程
2015年修訂後的東京大學學生準則規定，前期課程中文科類學生需要修滿56學分，理科類學生需要修滿63學分。前期課程中，體育運動與健康科學為1學分，其他多數課程為2學分，所以要修滿規定學分至少要選29～33門課程。但這是最低標準，很多學生會修50～60多門課程以豐富知識，同時摸索自己未來適合的專業。
從前期課程升入後期課程，專業院系主要根據學生前一年半的學習成績來篩選，所以對於學生來說前一年半時間絕不是泛泛學習通識課程的過程，而是在紮實掌握廣泛領域知識的同時摸索自己的興趣愛好及其與專業契合度的重要時期。由於專業院系每年錄取名額有限，所以如果想順利進入理想專業，最大的競爭法寶也是這一年半的學習成績。從某種意義上講，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過程也是考查和審核學生前一年半總體學習成績的過程，其中存在競爭與淘汰。大學提供了通識教育，但更關鍵的是制度能否促進學生的通識學習。以上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為促進學生通識學習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 平均學分績點計算方式及專業分流標準
教養學部前期課程GPA分兩種，一種是基礎平均績點，另一種是指定平均績點。基礎平均績點是基礎課程學習成績的平均學分績點分數。多數專業院系採用基礎平均績點，其計算方式如下https://www.utlife.net/study/admission/score/calcmethod.：
∑各科（得分×學分×比重）/∑各科（學分×比重）
比重表示一門課程在前期課程體系中的重要程度，其由教養學部規定。比重分為1和0.1。比重為1的課程包括三種：一是必修的基礎課程；二是選修的基礎課程中作為前期課程結業條件的課程；三是綜合課程中作為前期課程結業條件的課程。比重為0.1的課程是上述以外的其他課程。一般情況下，比重為1的課程對基礎平均績點的影響較大，比重為0.1的課程對基礎平均績點的影響較小。
根據每門課程的比重計算GPA，是教養學部近幾年開始採用的方法。之前是從學生所有修習的課程中選出16門成績最好的課程計算其GPA，其本質是“揚長”，使得GPA能夠反映學生最擅長的課程和學科的學習情況，但這種計算方式容易導致一種不良傾向，即學生只重視自己感興趣或可能拿高分的16門課程，而輕視其他課程。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幾年前教養學部採取給所有課程設定比重的方法，規定超過16門以外的課程以0.1的比重計入GPA，以此引導學生重視其他課程。但不可避免的是，學生依然不會對比重較低的課程投入很大的學習精力。
指定平均績點是教養學部的第二階段，工學院的第一、第二階段和農學院的第一階段在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時所採用的GPA計算方法，其具體操作方式各有特點。
專業院系篩選後期課程學生的標準共分六個等級，以100分為滿分，由高到低分別為90分，85分，80分，75分，70分，65分。其中，達到90分的學生只佔全體的1.5%，其他依次為85分以上佔10%、80分以上佔30%、75分以上佔60%、70分以上佔80%、65分以上佔90%。75分是東京大學學生的平均成績，如2015年4—9月參加篩選的3 232名學生的GPA為75.1分，2016年4—9月參加篩選的3 054名學生的GPA為74.7分http://todai.info/shinfuri/.。由此可見，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前期課程的學術要求非常高。
（三） 大類招生分類與專業分流的名額分配
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不僅涉及上述升學條件及標準，還涉及學生如何報專業，報哪三個專業以及專業院系如何分配招生名額等問題。東京大學共設十個學院（日文為“學部”），分別是法學院、經濟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理學院、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和教養學部。2006年改革前，文理科六大類與十個學院·學部專業之間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具體如圖1。
圖1 2006年改革前大類招生後的專業分流概況
圖1中以深顏色標記出來的是改革前文理科六大類與專業院系的對應情況。比如考大學時報文科一類的學生一般會升入法學院，報理科二類的學生一般會升入藥學院、農學院和理學院等，以此類推。改革前的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基本上按照上述六大類與專業院系間的對應關係進行。教養學部由於設立跨學科專業，所以對應除理科三類醫學院以外的所有五大類、八大學院。
2006年東京大學對此有較大改革，並於2007—2008年度開始實行新一輪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制度，其本質是取消大類之間的屏障，給予學生更大的專業選擇空間和自由。新制度規定，東京大學所有專業院系針對所有學生開放，即文理科六大類中任何一類學生可以申報東京大學任何專業院系。與這一改革相匹配，東京大學將專業院系的招生名額分為指定學科名額（日文為“指定科目枠”）和全學科名額（日文為“全科目枠”）兩類。指定學科名額與改革前的內涵一樣，是指具有對應關係的專業院系名額；全學科名額是指面向所有專業開放錄取的名額。以2015年東京大學十個學院、學部的招生情況為例，院系總名額與其全學科名額的比例分別如下。法學院為415∶12，經濟學院為340∶60，文學院為350∶116，教育學院為97∶40，工學院為945∶88，理學院為297∶92，農學院為290∶39，藥學院為80∶8，醫學院為150∶13，教養學部為193∶30。院系不同，比例也有所不同，但總體上全學科名額在總名額中佔的比例普遍不低，有的還很高。可見，實行新一輪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制度是東京大學順應學生需求和時代發展的一次重要改革。
三、 大類招生與培養制度改革的三個問題
在我國，上海大學在大類招生和培養改革方面走在全國高校最前列，該校於2011年將58個專業分為人文社科類、經濟管理類、理學工學類三大類實施大類招生。該校後期的招生大數據研究表明，大類招生使得生源質量全面提升和改善。這是繼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實施文理科大類招生後，又一個關於大類招生的重大舉措。2017年清華大學將全校79個院系所屬專業歸併為數理類、化生類、人文與社會類、計算機類等十六大類，開始實施大類招生。同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也將39個院系的全部專業分類歸併為八大類進行大類招生。由此可見，在我國大類招生已形成一種打破以往院系框架並向全校範圍推廣的發展趨勢。
毋庸置疑，大類招生不僅是招生制度改革的問題，對於大學來說，它涉及如何進行大類培養與專業分流，如何開展通識教育、幫助學生找到專業興趣和能力優勢，如何配置師資和課程以及保證本科教學質量等諸多問題。例如大類招生下，一年級學生尚未確定專業前屬於哪裡？這一問題涉及大學組織結構的改革，寧波大學陽明學院、上海大學社區學院和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其本質都與大類招生和通識教育緊密聯繫。上海大學一年級專業分流的成績標準是高考成績佔比40%，一年級全部課程GPA成績佔比50%，學工系統綜合評價佔比10%，這一本土化創造有效促進了一年級學生的通識學習，改善了整體學風，但其深層次的教育理念與東京大學相比，在比較視野下仍呈現相互學習的必要性。對於學生來說，大類招生關係到如何度過大學一年級，如何進行專業選擇，如何規劃大學生活和學習生涯等問題。
結合我國當前大類招生現狀，東京大學大類招生與專業分流對我國高校的啟示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建立階段性的、循序漸進的、互選式的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機制。東京大學的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從前期準備階段到再報名階段結束為止，持續五個月之久，並階段性地、循序漸進地開展，給學生提供充分的諮詢、瞭解、選擇、更改以及再選擇的時間和機會。整個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過程透明、公開、完整，可讓學生明確把握自己在哪個階段獲得內定，或者在哪個階段可能被淘汰。另外，互選過程對於學生和專業院系來說也是一個雙保險和反覆確認的過程。學生選擇專業院系更偏向於個人的興趣愛好，而專業院系篩選學生則更多根據他們的學習成績、專業願望和專業興趣，這樣可以很好地避免錄取雖有興趣愛好、但不太適合在該領域深造的“隱患學生”。在此基礎上，東京大學2006年的改革又進一步擴大了學生選擇專業的自由和空間，增加了能夠在全校範圍跨大類選擇專業的“全學科名額”，使專業選擇與專業分流機制更加完善。2017年春季，北京大學規定各院系在教學資源允許的前提下，可向全校所有本科生開放其專業課程，解除了學科專業間的課程壁壘；同時規定，學生申請轉專業不再需要所在院系的批准。北京大學此舉與東京大學2006年的改革異曲同工，大幅度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自由，呈現出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素質教育（Suzhi Education）、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三個概念在教育組織與管理中的現實意義。
其次是設定明確、嚴格的專業分流標準。從前期課程升入後期課程時，專業院系主要按照學生前一年半的GPA由高向低進行篩選。這種篩選方式雖然比較單一，可能會引發學生的應試學習，但同時也能顯著促進學生的通識學習。學生前一年半的GPA是他們努力和智力程度的體現，也是學生衡量自己學習能力和興趣愛好的尺度，同時又是他們競爭理想專業時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標準。國內有研究表明，大學實行通識教育的重大困難之一是學生不重視通識課程，甚至將通識課程當作湊學分、混學分的課程。通識教育以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為核心理念，旨在通過廣泛領域的學習，培養其寬厚的知識基礎、開闊的視野、獨立思考的能力及社會責任感。通識課程的學習不應該成為湊學分、混學分的過程。東京大學以GPA作為從前期課程升入後期課程的硬性標準，有助於促進通識學習，改善通識教育被輕視或被忽略的不良傾向；同時也有助於學生打好基礎，將低年級課程與高年級課程銜接起來，開展本科階段的整體與系統學習。
最後是在前期課程GPA計算中引入比重概念。GPA計算中的比重表示一門課程在前期課程體系中的重要程度，一般由教養學部根據課程是否必修而規定，必修課程比重一般為1，其他課程比重為0.1。北京大學也採用課程比重方法，其所有課程比重均為1。這對於一二年級不確定專業的元培學院的學生來說，可能對他們學習通識課程及進行專業選擇時造成一種困擾。比如一名學生同時選擇修習歷史專業和物理專業課程，其中歷史專業課程成績較好，而物理專業課程如力學、電磁學成績不佳。這種情況可能導致該學生想選擇歷史專業為其主修專業時，因力學、電磁學成績不佳而致使GPA分值很低，致使無法順利選擇專業。也就是說，這種情況下GPA將無法反映該生歷史專業學習水平的準確信號，影響其專業選擇甚至考研保送等。目前元培學院採取學院院長和導師專函向研究生院說明情況的方式。借鑑東京大學前期課程的比重概念，根據學生的發展方向設定較為靈活的比重，可以更好地促進學生前期課程與後期課程的銜接。對於考研和就業的學生來說，GPA也將成為準確反映其學習能力和專業特長的參考值。
隨著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的深入開展，以給予學生更大專業選擇自主權為目的的大類招生與培養逐漸成為中國一流本科教育改革的方向。大類招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還與高考模式改革緊密相關。2017年可謂是“新高考”元年，這一年浙江省、上海市同時啟動了高考重大改革。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錄取工作方案》規定，全省實行“專業平行志願，一所高校的一個專業（類）作為一個志願單位”的招生制度。同時，上海大學也推出按照三個專業大類在浙江省招生的制度，與其他仍按照單一專業在浙江省招生的大學相比，考生報考上海大學將會獲得更多專業選擇機會，這就意味著上海大學將擁有更強招生競爭力。從這種意義上講，大類招生與培養的教學改革和知識傳承組織模式改革有著現實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很可能成為中國高校建設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改革方向。在我國，大類招生與培養制度剛剛起步，仍需在吸收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國情、校情不斷探索、加以完善。
本文轉自高校教育管理，作者滿都拉，盧曉東，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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