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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的宋朝可以说是瘟疫的多发期了，两宋期间就发生了将近50起瘟疫。对于瘟疫宋朝可以说是多管齐下，朝廷设立了安济坊、养济院、和剂局、惠民局等，这样可以说对瘟疫有了基本的控制能力。但是光控制不行最重要的要能够预防，正可谓防患于未然，这样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对于防疫来说首先就要先抓卫生了，对此宋朝设立了虞部，类似于现在的自然资源部。而且还专辟了“漏泽园”，用来收埋无主尸体，从而达到净化环境的目的，可以从根本上断绝病菌的滋生。对于城市美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时至今日，宋朝对于瘟疫做出的举措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并且有许多著作传世，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心寻自在
一千年前宋朝的瘟疫，主要指的是宋太宗淳化三年五月，即992年五月的开封府大瘟疫，具当时的史书记载“京师大热，疫死者众”意思是说当时的开封府天气炎热，很多人死于瘟疫当中。
此次开封府瘟疫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天气大旱，五个多月没有下雨，给病菌的繁殖和瘟疫创造了条件。
当瘟疫发生后，宋太宗非常重视，立即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救治。
1.将刚刚修撰完成的《太平圣惠方》下发到京师及全国各地，用新的医学知识防治瘟疫的流行。
2.指定了装门的机构太医署来全权负责瘟疫的救治，并且拨下巨额财政用于疫情的救治。
3.许多新的防疫药物投入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北宋医学家庞安时编写的《伤寒总病论》中记载的抗疫药物有屠苏酒，辟瘟粉，千敷散等药物，在治疗瘟疫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天公作美，六月后天降大雨，开封的气温有所降低，这给瘟疫的救治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以上，望采纳。
清石茶馆
2019年的一场新冠肺炎让13亿多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场浩劫，包括之前的SARS在内，这些传染性的病毒在古代统称为瘟疫。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经历了多达167次瘟疫。
宋神宗时期有一场吴越大饥疫。
古语有云：战后必有瘟疫。1075年宋神宗准备对交趾进行讨伐，各类调动已经在进行，但是一场灾难打乱了作战计划。当时吴越地区发生大旱灾，灾民四处乱窜，人心惶惶。让很多官员都担心的是旱灾会伴随着瘟疫，如果灾民再四处乱窜的话，瘟疫会无限放大。
在这关键时刻，宋神宗非常重视这次灾情，立即命令执掌越州（今绍兴）的资政殿大学士赵抃全权负责救灾。这个赵抃经验十分丰富，据说他是跟包拯齐名的。
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把灾民聚集在一起，隔离控制起来，防止疫情扩散。还新建一些隔离所，给染病者登记造册，储备药物，这就是古代的隔离。
隔离之后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这一点早在旱灾爆发初期，赵抃就命令给各地官员统计数据。有多少人要吃粮食，具体的位置，总共需要多少粮食，哪些地方有粮食，这些数据他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一般疫情影响，粮食价格都会上涨，而官府为了稳定民生，一般都会抑制粮食的上涨。但是赵抃，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命人贴出公告，宣布官府不抑制粮食价格，供货商想卖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
这样一来，各地粮商见有利可图，于是都把粮食运往越州，越州的粮食很快就充足了起来，粮食你充足，价格自然就稳定了。
发放粮食的时候，赵抃也制定了一些规则：男女分开领粮，避免混乱；百姓每次领够两日，让大家手里都有粮，心里不慌。
在赵抃有条不紊的治理下，灾情平稳的过去了。第二年，宋神宗的宋朝大军顺利攻入了交趾国内，交趾国王李乾德投降。自此，交趾再也不敢侵扰宋境。中国的先辈们就这样赢得了对瘟疫和战争的胜利！
博古论今天
新年伊始便开始肆虐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再次为国人敲响了公共卫生安全的警钟，经过近半个月的壮士断腕式的努力，疫情终于被控制，并且一步步走向灭亡。即使在全民抗疫、依靠先进手段的情况之下，此次疫情对我国的印象还是非常之大的。
回顾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北宋王朝，同样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瘟疫。新生的大宋王朝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在缺医少药、信息闭塞、交通欠发达的时代，伟大的中华民族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
淳化灾年
.淳化为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
宋太宗作为宋太祖之弟，北宋第二位皇帝。新朝刚刚建立，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淳化年伊始，北宋便爆发了大规模的旱灾。
“河南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
大面积的灾民只能只能怀揣着虚无飘渺的希望，向着四面八方流动溃散。
淳化三年五月，天气燥热，面对这大面积灾民的死亡，尸体不能及时处理，为瘟疫的产生和肆虐提供了温床。
“京师大热，疫死者众”。
同年同月，北宋首都开封爆发了大规模瘟疫，瞬间蔓延全国。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淳化年间还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总之，在宋太宗淳化年间，北宋朝廷面临了空前的政治、经济灾难。
抗击疫情
瘟疫爆发之后，宋太宗赶紧召开抗击疫情特别会议。会上组织成立了抗击疫情办公室，由宋太宗直接领导、太医院全权负责，配合当地政府，发誓要打赢这场瘟疫战争。
北宋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为治疗，二为预防。
在治疗方面，北宋政府先是采取全国范围的药方征集，凡是对疫情有一定作用的药材、药方，全部收录中央。由中央太医经过临床研究，决定药方，然后统印全国。这一措施弥补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第一时间将正确的医疗信息传遍全国。
其次，太医院主持在第一时间编纂了《太平圣惠方》，以宋太宗诏书形式发布全国，并且允许民间私印。《太平圣惠方》之中包含了大量的瘟疫治疗方式，极大的帮助了斗争在一线的医生。
相对于救治，预防就显得很是细致。
①：安全处理尸体。作为新的病原体，死去的瘟疫感染者绝对不能暴露旷野之中。宋朝政府组织火葬或者深层掩埋，以断绝尸体传染。
②：实行城市管制。杜绝城市中大小集会，暂时关闭市坊，减少人口流动。
③：实行交通管制。严禁人口在城市间流动，道路封锁，实行绝对城市管制。
④：政府组织消毒。古代医疗手段有限，只能通过石灰、焚烧草药来保证道路、空气洁净，至于有没有效果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北宋政府的确是很用心，落实很到位。
破晓黎明
经过一月有余的全国戒严，北宋人民终于渡过了难关。
“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顷乃止。先是京师大热，疫死者众，及此风至，疫疾遂止”。——《宋史·五行志》
对着气温的下降，北风强劲，瘟疫逐渐消失，可以推测的是文艺病毒可能与气温有很大关系。
这是北宋人民抗击瘟疫的伟大胜利，在北宋政府强有力且正确的领导之下，文艺传播途径被完全切断，仅存的瘟疫在强劲的北风之中烟消云散。
结束语：古人能够在技术与物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战胜瘟疫，如今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中国加油！
【文 / 楚南青史君】
楚南青史君
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开封也面临过一场严重的瘟疫，并给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伤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场严重的瘟疫席卷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京师大热，疫死者众”。这场瘟疫传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众的死亡，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开封大疫的流行，与当年的高温和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从淳化元年正月开始，中原地区连续五个月没有降水，宋太宗为求雨斋戒食蔬，但效果并不明显，随后两年的春天京师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淳化三年，“河南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长期的干旱和高温，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由高温天气引发的瘟疫，属于中医温病学中暑温的范畴。根据现代中医学的概念，温热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现的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大多数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发于夏季之时，发病的速度很快。中国历史上尽管疫情不断，但这种在大规模城市中爆发的瘟疫并不常见，除了当时的气候条件，开封人口的密度、流动性、居住环境以及生活习惯都是重要的原因。
从人口规模来看，唐代的长安城同样是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规模瘟疫的记载比较少，这与唐代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有密切的关系。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里坊和市场分离，城市以街道划分为整齐的棋盘状布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墙高耸，夜间实行宵禁，并设有专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不仅人口的密度较小，互相接触的次数也相对有限，对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种坊市制度在唐朝后期就逐渐松动，商品经济活动在坊内频繁出现，传统封闭式的中国城市逐渐发展为开放式的街市制。坊墙消失，街区连成一片。这样的城市街道逐渐狭窄，民居鳞次栉比，环境问题带来的卫生问题日渐突出。缺少了坊墙、宽阔街道和宵禁的制约，疾病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京师开封周边聚集了大量的军队，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些因素使开封成为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疫病传播和蔓延最广泛的地区之一。
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应，组织实施救灾防疫的活动。五月己亥，宋太宗发布《行圣惠方诏》，首次将政府刚刚修撰完毕的《太平圣惠方》颁赐京城和全国各地，用新医学知识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圣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异术玄针”，以及“遍于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乎
游戏达人小海
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开封也面临过一场严重的瘟疫，并给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伤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场严重的瘟疫席卷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京师大热，疫死者众”。这场瘟疫传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众的死亡，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开封大疫的流行，与当年的高温和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从淳化元年正月开始，中原地区连续五个月没有降水，宋太宗为求雨斋戒食蔬，但效果并不明显，随后两年的春天京师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淳化三年，“河南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长期的干旱和高温，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由高温天气引发的瘟疫，属于中医温病学中暑温的范畴。根据现代中医学的概念，温热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现的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大多数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发于夏季之时，发病的速度很快。中国历史上尽管疫情不断，但这种在大规模城市中爆发的瘟疫并不常见，除了当时的气候条件，开封人口的密度、流动性、居住环境以及生活习惯都是重要的原因。
从人口规模来看，唐代的长安城同样是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规模瘟疫的记载比较少，这与唐代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有密切的关系。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里坊和市场分离，城市以街道划分为整齐的棋盘状布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墙高耸，夜间实行宵禁，并设有专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不仅人口的密度较小，互相接触的次数也相对有限，对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种坊市制度在唐朝后期就逐渐松动，商品经济活动在坊内频繁出现，传统封闭式的中国城市逐渐发展为开放式的街市制。坊墙消失，街区连成一片。这样的城市街道逐渐狭窄，民居鳞次栉比，环境问题带来的卫生问题日渐突出。缺少了坊墙、宽阔街道和宵禁的制约，疾病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京师开封周边聚集了大量的军队，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些因素使开封成为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疫病传播和蔓延最广泛的地区之一。
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应，组织实施救灾防疫的活动。五月己亥，宋太宗发布《行圣惠方诏》，首次将政府刚刚修撰完毕的《太平圣惠方》颁赐京城和全国各地，用新医学知识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圣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异术玄针”，以及“遍于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乎家传应效药方，合万余道”，又令“尚药奉御王怀隐等四人，校勘编类”，并以刻本颁行天下。每州又选择医术精明者充当医博士，令其掌管医术，准许吏民传写留贮。
除了刊刻和颁布医书，宋太宗将太医署作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挥机构。太医署选择良医十人，分散在京师通衢要害之处，一方面调查疫病的流行情况，另一方面也负责对病人进行诊治。同时，太宗还赐钱五十千，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病而至者，即诊视”。
关于防疫的药物，宋代医学家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有具体的介绍，有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务成子萤火丸等，被民众广泛加以利用。
屠苏酒有保健的功能，庞安时建议人们“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饮一家无病，一家饮一里无恙。饮药酒三朝，还置井中。若能岁岁饮，可代代无病，当家内外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
务成子萤火丸则是萤火、雄黄、丹雄鸡冠等药材凝练为丸，带在身上或悬于门户，可以“辟绝贼盗瘟疫”，庞安时称“曾试此法，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病，唯四人带者不染”。
为了保证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还令作为内廷官宦的“中黄门”作为监督官，向皇帝直接通报疫情。
瘟疫作为一种传染病，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会得到快速的传播，进一步扩大疫情。古代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医疗和卫生知识，无法意识到隔离对于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但传统医学将“气”（邪气或四时不正之气）作为疾病产生的重要因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样会产生朴素的隔离观念。只是这种隔离的方式在现在看来颇为残酷，失去了诊治和照顾，感染者往往在绝望中自生自灭。后唐明宗时期，随、邓、复、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亲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顾，只是用竹竿“遥致粥食于病者之侧”；女儿出嫁后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会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后才准许奔丧；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的现象。
这种民间自发的隔离措施源自民众对疾病的恐慌，客观上对控制瘟疫的发展也有一定效果，但这种残酷做法与儒家的孝悌观念和敦亲信条格格不入，因此官员和士大夫们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经过汉儒改造的神秘化的儒学，相信个人德行可以规避乃至战胜因“邪气”而导致的疾病，因此他们要求“父母骨肉有疾者，并须日夕专切，不离左右眉侍”，还常常以身示范，将其视为一种移风易俗之举。
民众虽然有自发隔离的做法，但他们的知识水平仍然无法区分传染病、流行病和非传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风易俗的同时，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也会有官方的迁徙措施。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北北部发生瘟疫，“多病腮肿死”，于是令“边民南徙避疫”。
宋太宗在《御制太平圣惠方序》中提到：“朕尊居亿兆之上，常以百姓为心，念五气之或乖，恐一物之失所，不尽生理，朕甚悯焉”，表现出他对于疫病的关心。
北宋的举措基本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但瘟疫最终消散并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而是得益于天气的变化。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顷乃止。先是京师大热，疫死者众，及此风至，疫疾遂止”。伴随着雷暴天气的西北风，使开封城内持续的高温有所下降，空气质量也得以净化和改善，客观上减弱了病菌生存的空间，最终结束了这场可怕的瘟疫。
尽管有天气的帮助，北宋在此次疫情中派医诊治、赐钱赐药、颁布医书、按决刑狱的举措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反映了古代政府的防疫努力，成为后来历朝应对疫病灾害时效仿的对象。
相对于宋代，千年之后的我们有了更完备的卫生条件和更先进的医疗水平，虽然病毒进化得更加陌生和暴烈，但是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我们有更科学的应对方式和更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海洋说历史
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开封也面临过一场严重的瘟疫，并给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伤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场严重的瘟疫席卷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京师大热，疫死者众”。这场瘟疫传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众的死亡，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开封大疫的流行，与当年的高温和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从淳化元年正月开始，中原地区连续五个月没有降水，宋太宗为求雨斋戒食蔬，但效果并不明显，随后两年的春天京师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淳化三年，“河南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长期的干旱和高温，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由高温天气引发的瘟疫，属于中医温病学中暑温的范畴。根据现代中医学的概念，温热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现的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大多数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发于夏季之时，发病的速度很快。中国历史上尽管疫情不断，但这种在大规模城市中爆发的瘟疫并不常见，除了当时的气候条件，开封人口的密度、流动性、居住环境以及生活习惯都是重要的原因。
从人口规模来看，唐代的长安城同样是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规模瘟疫的记载比较少，这与唐代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有密切的关系。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里坊和市场分离，城市以街道划分为整齐的棋盘状布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墙高耸，夜间实行宵禁，并设有专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不仅人口的密度较小，互相接触的次数也相对有限，对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种坊市制度在唐朝后期就逐渐松动，商品经济活动在坊内频繁出现，传统封闭式的中国城市逐渐发展为开放式的街市制。坊墙消失，街区连成一片。这样的城市街道逐渐狭窄，民居鳞次栉比，环境问题带来的卫生问题日渐突出。缺少了坊墙、宽阔街道和宵禁的制约，疾病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京师开封周边聚集了大量的军队，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些因素使开封成为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疫病传播和蔓延最广泛的地区之一。
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应，组织实施救灾防疫的活动。五月己亥，宋太宗发布《行圣惠方诏》，首次将政府刚刚修撰完毕的《太平圣惠方》颁赐京城和全国各地，用新医学知识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圣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异术玄针”，以及“遍于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乎家传应效药方，合万余道”，又令“尚药奉御王怀隐等四人，校勘编类”，并以刻本颁行天下。每州又选择医术精明者充当医博士，令其掌管医术，准许吏民传写留贮。
除了刊刻和颁布医书，宋太宗将太医署作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挥机构。太医署选择良医十人，分散在京师通衢要害之处，一方面调查疫病的流行情况，另一方面也负责对病人进行诊治。同时，太宗还赐钱五十千，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病而至者，即诊视”。
关于防疫的药物，宋代医学家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有具体的介绍，有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务成子萤火丸等，被民众广泛加以利用。
屠苏酒有保健的功能，庞安时建议人们“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饮一家无病，一家饮一里无恙。饮药酒三朝，还置井中。若能岁岁饮，可代代无病，当家内外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
务成子萤火丸则是萤火、雄黄、丹雄鸡冠等药材凝练为丸，带在身上或悬于门户，可以“辟绝贼盗瘟疫”，庞安时称“曾试此法，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病，唯四人带者不染”。
为了保证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还令作为内廷官宦的“中黄门”作为监督官，向皇帝直接通报疫情。
瘟疫作为一种传染病，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会得到快速的传播，进一步扩大疫情。古代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医疗和卫生知识，无法意识到隔离对于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但传统医学将“气”（邪气或四时不正之气）作为疾病产生的重要因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样会产生朴素的隔离观念。只是这种隔离的方式在现在看来颇为残酷，失去了诊治和照顾，感染者往往在绝望中自生自灭。后唐明宗时期，随、邓、复、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亲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顾，只是用竹竿“遥致粥食于病者之侧”；女儿出嫁后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会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后才准许奔丧；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的现象。
这种民间自发的隔离措施源自民众对疾病的恐慌，客观上对控制瘟疫的发展也有一定效果，但这种残酷做法与儒家的孝悌观念和敦亲信条格格不入，因此官员和士大夫们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经过汉儒改造的神秘化的儒学，相信个人德行可以规避乃至战胜因“邪气”而导致的疾病，因此他们要求“父母骨肉有疾者，并须日夕专切，不离左右眉侍”，还常常以身示范，将其视为一种移风易俗之举。
民众虽然有自发隔离的做法，但他们的知识水平仍然无法区分传染病、流行病和非传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风易俗的同时，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也会有官方的迁徙措施。
FlyDragon87
您好，非常高兴回答您的问题！
一千多年前，宋朝的首都开封也面临过一场严重的瘟疫，并给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伤害。
在宋朝当时，有一场严重的瘟疫席卷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京师大热，疫死者众”。这场瘟疫传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众的死亡，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宋朝时期，传统封闭式的中国城市逐渐发展为开放式的街市制。
坊墙消失，街区连成一片。这样的城市街道逐渐狭窄，民居鳞次栉比，环境问题带来的卫生问题日渐突出。缺少了坊墙、宽阔街道和宵禁的制约，疾病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京师开封周边聚集了大量的军队，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些因素使开封成为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疫病传播和蔓延最广泛的地区之一。
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宋朝迅速地做出反应，组织实施救灾防疫的活动。除了刊刻和颁布医书，宋太宗将太医署作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挥机构。
太医署选择良医十人，分散在京师通衢要害之处，一方面调查疫病的流行情况，另一方面也负责对病人进行诊治。同时，太宗还赐钱五十千，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病而至者，即诊视”。
为了保证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还令作为内廷官宦的“中黄门”作为监督官，向皇帝直接通报疫情。
瘟疫作为一种传染病，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会得到快速的传播，进一步扩大疫情。古代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医疗和卫生知识，无法意识到隔离对于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样会产生朴素的隔离观念。只是这种隔离的方式在现在看来颇为残酷，失去了诊治和照顾，感染者往往在绝望中自生自灭。
宋朝的举措基本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但瘟疫最终消散并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而是得益于天气的变化。
相对于宋代，千年之后的我们有了更完备的卫生条件和更先进的医疗水平，虽然病毒进化得更加陌生和暴烈，但是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我们有更科学的应对方式和更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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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人的三脚猫
我们知道，在两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业繁荣，基础设施像道路、街道等都很完备，人员流动加快，人物阜集的大都市也出现了不少，如东京汴梁、江浙杭州等城市，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再加两宋时期战乱不断，人口迁徙流动大。这些情况也给瘟疫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据统计，在宋朝三百年间，共发生了大规模疫病近四十次，其中发生在开封、杭州的就达二十次以上。由于受当时医疗水平限制和社会环境、人为因素影响，病而死者往往达到十之五六，因此自古以来，疫情更惨于战争，人们都是谈疫色变的。
尽管受医疗水平和社会大环境影响，疫病横行，但宋朝统治者带领人民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疫，正是他们尽力的抗疫，才使一次次瘟疫得到了较好遏止，才避免了人口的大灭绝。那么宋朝又是怎样抗疫的呢？首先设有健全的医疗组织。宋朝的医疗组织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惠民和剂局等机构。其中为民间提供服务机构的有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御药院是为皇亲国戚服务的，太医局是推行医学教育和医生考核的。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医生数量多，医疗设备先进，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治百姓。1082年改称翰林医官局，平时主要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当民间发生医情时，特别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就下去大力救治百姓。特别是翰林医官院的驻泊医官制度，本是医官轮流前往地方参与医疗服务的制度，后来发展为各地路、州、府都驻扎医官，为传播医疗技术，改善当地医疗条件，及防疫治疫，发挥了积极作用。每次疫情爆发，医官门就成了指导防治的主力军。其次为疫民无偿提供医药。惠民和剂局主要就是制药供药局。每当大疫流行，惠民和剂局就研制药方，为疫民无偿发药救治。据《宋史》记载，1054年，东京大疫，仁宗皇帝当即令太医配制药方，并从自己私人财物中拿出两只名贵犀牛角，捣碎掺入药中以救济疫民。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宁宗时，临安军民多有疫病，皇帝下诏，令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分下三衙，及临安府各处，分文不取为疫民进行医药救治。再次加强对疫民的收治隔离。为了防止疫病传播，本来为社会福利性机构的安济坊、居养院和漏泽院等地方，就成了收治救助疫民的专用场所。如北宋赵抃做越州知州、曾巩做洪州知州时，就为疫民修建了公益治疗场所，为“疫民以官舍舍之，资其食饮衣衾之具，以库钱佐其费，倩医候视”。苏轼知杭州，疫病流行，苏轼就凑钱作病坊，储蓄钱粮，收救疫民，取名叫安乐，正是安乐坊名字的由来。崇宁年间，这些官建的公益场所改名安济坊，并加推广到各路、州、府，遂成制度。在建安济坊的同时，朝廷又在各州、府、县建立了居养院，用于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同时在疫情期间，还可用来收治疫民。其四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对于公共卫生，宋朝约束极严。春初时官府会“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通过清整沟渠保障城市环境；而对恶意破坏环境者，则施以重罚。其五乡绅富民也积极捐款捐物。一些地方乡绅和富商，在疫情肆虐时，也积极响应官府，主动捐献钱物，甚至有的捐款修建房屋，以供隔离疫民居住。如据《宋史》记载，一些富豪们“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不但盖好了临时住所，还提供了较为齐备的生活用品。
在我们的印象中，弱宋一直成了脑中挥之不去的固定概念，但他们在一千年前，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官民同体，奋抗瘟疫，着实令我们起敬，其作法也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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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颁布医学方书。五月己亥，宋太宗发布《行圣惠方诏》，首次将政府刚刚修撰完毕的《太平圣惠方》颁赐京城和全国各地，用新医学知识防治疫病的流行。此举如同现代的国家政府颁发防疫指南手册一样，不仅指导专业人士掌握了防疫治病的本领，确立国家在医学领域内的正统地位，也让平民百姓懂得了防疫治病的常识，能够配合专业人士釆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二是派医、赐钱、赐药，令太医署负责治疗，派遣内庭人员“中黄门”一人入内侍省督察。五月戊申，宋太宗发布《选良医诊视京城病人诏》，详细地阐述了开封疫病流行的情况和宋政府对疫病应对釆取的具体措施。首先，宋太宗令太医署（太医局的前身）选良医10人，分散在京城要害处，调查疫病的流行情况，遇见病人即行诊治。太医署实际上成为这次疫病救治的指挥机构。太医署，宋初隶尚书省所属九寺之太常寺，掌管教育和担负京城地区的疾病救治。其次，赐钱50万，作为买药的资金。再次，派“中黄门”一人作为疫病救治的监督官，向宋太宗通报疫病救治的情况。中黄门虽然级别较低，但因是皇帝特派，地位显赫，显示了宋太宗对开封疫病的重视和救治的决心。
三是遣使决狱。五月己酉，宋太宗第三次发布诏令，“遣使分行诸路决狱”，将抗旱、救疫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虽然这次大疫因“黑风、大雨”骤然而来神秘消失，但主要是由以上措施的施行，才使开封疫病得到有效的救治，最终得以完全控制。在疫病救治中，宋太宗的重视，政府机构的配合、中央官吏的督视、经济财政的支持，以及宋政府将刚刚修撰完毕的官修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首次应用于疫病救治中，为此后政府用医学知识救治各种疾病提供了范例。
